苦难母题下对生命的深度思考———论莫言小说的主题取向□严晓蓉（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杭州310018）关键词：苦难生命思考莫言小说主题摘要：莫言的创作主题始终与苦难相关。
在苦难的母题之下，莫言小说主题从最初对原始生命力的高扬到趋向对生命、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着对人、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但在这生命主题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莫言更深层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追索和叩问。
莫言是中国文坛特立独行的黑马，除了天马行空的感觉化叙事方式外，莫言对于苦难主题的有力突显，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直击生命最深处的力量。
一、苦难：民间永恒的母题莫言对乡土民间与生俱来的眷恋和皈依感，使得他始终将创作置于苦难的母题下。
就概念而言，“母题”是同题材相关联的，存在于其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与情景，它既具有语义上的意义，也具有结构方面的意义。
①由此分析莫言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莫言小说中，“‘苦难’可以说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生存景观，它以一种无目的性的纯自然形态镶嵌在故事纹理中，构成了小说笼罩性的精神氛围，与其说它是具象的不如说它是抽象的、精神化的。
”②苦难是莫言小说隐现的背景，那种萦绕在字里行间的对于人世的忧愤和思考，使得阅读莫言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究其深层原因，一是作家自身童年与少年时历经的困苦背景。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童年经验组成人类潜意识的一部分，它会或隐或显地影响人的一生，莫言不幸的童年背景也进一步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观；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莫言的身份认同促成了他“为人民写作”的观点，它引导着莫言近乎本能地关注民间，抒写苦难。
从对苦难的表现来说，善于书写苦难的作家很多，如张炜，《古船》便是以两代人的苦难经历寓指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弊；张承志以苦难抒写了一个时代的困顿与压抑；余华更是抒写苦难的高手，他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活着》等一系列小说充斥着对苦难的展现，但余华更多表现出一种对苦难的无为而治。
而莫言对苦难的抒写，笔者以为，其最深的结点是在于对一种生命强力的表现。
因为历经物质极度匮乏的苦难生活，莫言对美好生活有强烈渴求，对生命本能的感官体验尤为敏感。
他曾以《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文来阐释他成为作家的理由。
莫言在文中写道：“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③也正因为如此，莫言文本中存在大量肉体受难的描写。
这种对生存之痛的描写，其背景多来自作家少时对苦痛的记忆或是对天灾人祸的感怀和思考。
莫言最早期的《民间音乐》《雨中的河》等作品，虽然文字浸润着一种乡村民间特有的诗意，但其内在仍回旋着缕缕苦苦的情绪，这是来自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苦难体验。
莫言对童年苦难表现最典型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形象：黑孩的肉体对痛苦具有超人的忍耐力：他的手指被灼热的砧铁炙烤；他被后母毒打和虐待，在冬日里赤着双脚和上身，在连续打摆子之后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黑孩经受饥饿、寒冷，暴力……莫言以他特别的感觉化描写方式将黑孩所经历的苦痛那么清晰地展现在文本中，并通过文字将阴郁、瘦弱却又具有特别生命力的黑孩刻进读者脑中。
童年在莫言心中留下的深刻记忆，使他常以儿童视角来抒写苦难，以儿童的纯真使“一切遮蔽的假象全然消失，人类生存的深邃本质赫然眼前”④，莫言创造了一系列这样的孩子形象，如《枯河》中的小虎，《丰乳肥臀》中的司马粮，《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
这些人物在苦难重压下都有着超强的生存顽力，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抗；但另一方面，出于孩子的本性，他们对美好有着本能的追求。
我们阅读这样的文本，在深切的同情之余，更多的是从中体会到来自生命本能的强烈野性之美，让人颤栗和冲动。
莫言亲历的痛苦，使他对小人物所受的苦难有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怀。
这表现在《天堂蒜苔之歌》《红蝗》《师父越来越幽默》等一批表现天灾或政治原因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作品中。
近乎纪实的小说《天堂1162010.8蒜苔之歌》取自真实题材，在这部作品中延续了莫言对民间乡村农民的一贯关注。
由于地方政治腐败而给农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人为的原因造成了又一次的饥饿、流浪！莫言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农民的无尽同情。
《红蝗》则是揭示蝗灾给农民生活带来苦难的作品。
莫言的笔触不单指向乡村的苦难生活，也指向城市的苦难生活，如在《师父越来越幽默》，《红树林》等城市题材小说中，同样有着对城市文明积弊的思考。
相较肉体，灵魂之痛更令人痛彻心扉。
莫言笔下所展现的这种痛感，则与他自觉的民族意识相关。
他说：“我同意艺术是苦闷的象征……这苦闷应是大苦闷，时代的苦闷，民族的苦闷，只有在这大苦闷的炉子里，才能煅烧生长出艺术的璀璨晶体。
”⑤莫言从未放弃过这种大苦闷的追索，但他很少对此作正面的描述和抒写，而是将它们嵌入叙事的纹理中，构成一种拂之不去的文本背景旋律。
《红高粱系列》中血色高粱渲染了一个充满野性和生命狂力的世界，其背后是日本入侵的民族苦难：高粱地给他们生命、爱，同时也给了他们关于饥饿、死亡、恨的记忆；《丰乳肥臀》更可以看作是一部描写家族苦难的史诗性著作：上官鲁氏一生所感受的世界既动荡又重复，但她以不变的意志与方式承受和消化一切灾难和变迁，生发出一曲顽强和崇高的生命之歌。
《酒国》则主要讲述了一个高级侦察员丁钩儿堕落和覆灭的过程，是理想主义的沉沦史。
在莫言笔下，生活都是沉重的，生之痛贯穿了整个人生，莫言不讳言人生中丑恶的东西，除最早期语言偏向唯美风格的《民间音乐》《春夜雨霏霏》等作品外，莫言创作中一向都掺杂有对“丑”的审视和描写，甚至对“丑”的大肆渲染一度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度反感和排斥。
事实上像莫言的《红蝗》《欢乐》甚至《丰乳肥臀》等作品对传统意义的“丑”以过度放纵和非理性的语言进行赞颂渲染，的确是不可取的。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审丑的背后还是有着莫言对现实苦难的关怀。
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苦难背景下，突显了莫言极力想要表现的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和颂扬。
莫言文本中对苦难的渲染，使生命越发显出一种顽强的张力。
正视苦难，正视现实，正视丑恶，在我看来这也是莫言作为民间作家“为人民写作”的实践之一。
二、从原始生命力高扬到生命和人性的深度思考翻开莫言的小说世界犹如打开了潘朵拉宝盒，这里面有让世界感到不安的一切，战争，瘟疫，诅咒，流血……苦难搭建起了这个艺术世界的背景，莫言以此突现了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惟其苦难，才使生命释放出最灿烂的光芒。
莫言具有反叛精神，他崇尚自由、叛逆、充满力量的生命形式，关注人生、关注生命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一直很强烈。
前期的作品从《爆炸》《球状闪电》《金发婴儿》开始，其中虽也表达出对生命的关怀和肯定，但这一时期的莫言只是遵从于现实社会世俗的道德标准来对农村中的人或事作一些价值评判或反讽，还是较为拘谨的，他对于生命的狂想还处于一种半封闭的状态。
直至《红高粱》的问世，莫言才开始真正放飞对生命理想的想象。
莫言崇拜充满力量的生命，《红高粱》中开篇便以铺天盖地的红色渲染了一个令人振奋和迷狂的血色世界，人的肉体、精神都与这血色世界完美融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的生命整体。
莫言在《红高粱》中呈现的主要人物往往都是“边缘性人物”，他们的行为与文明的成规相悖，我们无法用既定的原则去评判他们：这个率性、原始、狂放不羁的人群，他们有着健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敢爱敢恨，那种完全释放的野性生命力的爆发就如血色高粱般令人振奋和激动。
在他们身上寄寓了莫言对民族生命强力的渴望。
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
”⑥追求自由和快乐的人生，“酒神精神”是莫言高扬原始生命力的一面旗帜。
莫言在《红高粱》中从物质和本能的层面来表现生命力的张扬和不羁。
这片红土地是诗意的理想国，莫言非凡的想象力和感觉力在这里也得到尽情的挥洒。
但在此后的《欢乐》《红蝗》中，莫言过度地放纵感觉，非理性的泛滥让人不忍卒读。
《丰乳肥臀》应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高点，它承继了《红高粱》的生命力主题，并将它纳入到更加广阔和厚重的历史背景中去：“母亲”忍辱负重的一生完整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风风雨雨的血色历史，“母亲”的生命过程中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她代表着爱与牺牲。
莫言这里执着歌颂的是深沉和博大的顽强生命，与《红高粱》里张扬的原始生命力相比，多了一份理性、执著、深沉和厚重。
莫言是勇不停息的前行者，在他较近几年所作的中短篇小说中，莫言表达了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思考。
以往莫言倾向于一种大而化之的历史和理想中的生命强力的追求和渴望，像《红高粱》，它的四射活力和不羁似乎更属于一种年轻狂放的意气风发。
随着岁月的流逝，莫言虽然还是向往那种勃发的生命状态，虽然天马行空式创作方法仍没有变，但在其创作的思想深处，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岁月的沉淀。
如1172010.8在《怀抱鲜花的女人》中，莫言对人的某种生命处境的领悟达到了异常深邃的地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回家途中偶然碰到了一个怀抱鲜花的美丽女子，这个神秘的女子代表了诱惑，还是生命中不能避开的必然？而男人偶尔的心动拥吻导致了神秘女子的一路跟踪，男人的逃跑代表了懦弱，还是幡然醒悟？他最终会逃向幸福还是避之不去的苦难，莫言给小说设置了扑朔迷离的情节，他试图说明生命是一个大大的玄机，它有无穷的图解和可能，人不可能也无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在此生命问题被提出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
莫言对人性深层的叩问，在《檀香刑》里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莫言以往创作一般不惯于作个人心理的纵向挖掘，但《檀香刑》里却采用了“眉娘浪语”、“赵甲狂言”“钱丁恨声”这样的叙事形式，这就给人物展示其内心世界提供了绝好的空间。
在文本中，莫言将赵甲这个阴狠毒辣的刽子手通过人物自身的心语刻画得入木三分，它道出了刽子手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刽子手赵甲在行刑时真正面对的是剥离了外在道德约束的自我本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人类本性的视角。
莫言着力刻画的行刑场实际上是一个人性的测试场，在这里，我们惊异地发现了人类在“同类虐杀时感到快意的阴暗面”，这种阴暗面其一表现在执刑者对于酷刑的变态崇拜上：赵甲精心准备刑具，甚至将行刑看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并最终以身护刑，死于刑场；其二表现在看客对于酷刑令人发指的游戏态度上：在他们眼中处于受刑位置上的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戏剧里的一个角色，一个抽象化了的躯壳。
莫言借赵甲师傅之口道出他对人性的评判：“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
”《四十一炮》则对现代社会中被几乎病态地放大了的“欲”进行深入体察，莫言以一个孩子和一个和尚的对话来再现了“欲”从被严格压抑到放纵的过程，其中嗜爱吃肉的孩子和爱色的和尚则分别代表人“食”和“色”的本性，莫言关注“欲”在现代社会被极度夸张之后人性的变异，从近处揭示社会转型时期，物欲横流近乎癫狂的社会病态现象：沉溺于物质世界使人们日益远离精神家园，真理与正义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中被排挤丢弃、否定，对“欲”的无尽追求导致“人的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