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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庾信的赋及骈文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戏为六绝句》）。
庾信是赋及骈文史上的里程碑作家，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
庾信的《春赋》作于他的早年。
《春赋》描写出春天蓬勃的生机，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句：“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扬花满路飞。
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树园。
”而“笞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两句。
描写了动植物的一动一静，再现了大自然生动活泼的场面。
有趣的是，庾信早年作《春赋》写到过“马射”：“协律都尉，射雉中郎。
停车小苑，连骑长扬。
金鞍始披，柘弓新张……”比较庾信的《三月三日马射赋》：“于是咀衔拉铁，逐日追风。
并试长楸之埒，俱下兰池之宫。
鸣鞭于汗赭，入埒则红尘。
既观贤于大射，乃颂政于司弓……”《春赋》注重描写马的名贵、马饰和服饰的华美、射场的豪华，给人的印象是：马射是融融春日中的一项活动而已。
《三月三日马射赋》则不同，来参加骑射的是各地有来头的猛士勇将，身手本来不凡，在马射场场上更是踊跃争胜。
《春赋》所写的马射者或已是经过作者美化的梁代士大夫了，至少是一些旷达之士。
《春赋》是马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游戏，而绝不是军武的检阅。
《枯树赋》是庾信入北后较早的一篇赋作，这篇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北方文人因而对他刮目相看。
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化书》说：“江左齐、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庾信此赋，若置于齐梁体物众作之中，以“枯树”为题，不免煞其绝艳的风景。
倪璠题解云：“《枯树赋》者，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也。
”以历尽沧桑、生意已尽的枯树为赋题，已见作者入北之后的极度伤痛和悲哀。
首段由人而树，在描写树木之枯而后，又由树而人。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
倪璠注：“皆引夷齐之事以自喻。
此言奉命出使，不能为君效力，屈节魏周也。
”“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倪璠注：“喻已思念故国，遂至衰老，犹树木之衰秋摇落枯朽时也。
”种种感叹，仍不离枯树，紧接着作者写道：“‘木叶落，长年悲。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和散文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从先秦辞赋的抒情化转向了西汉以咏物为主的散体大赋，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
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与合流的趋势。
赋体受诗的影响，语言趋向骈偶化。
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被辞赋家们逐渐刻意追求和雕琢，于是骈文逐渐取代了辞赋，成为“一代之文学”。
骈文和散文是相对立而存在的。
散文是一种比语言精练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
由于文人大量地自觉运用骈偶这种修辞手法，因而南北朝的散文并不发达，只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有些优秀作品，成就较高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
一、魏晋南北朝辞赋魏晋时赋的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
在内容方面是咏物赋增多，大多取材于“草区禽族”，而在此外的一些作品中抒情成分增多，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除个别大赋外，作品的篇幅普遍短小，行文也日趋活泼，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赋堆积名物辞藻的板重之习。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辞赋发展成就的，当推曹植、王粲、潘岳和左思等人。
曹植最著名、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洛神赋》。
赋序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可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发。
它以浪漫手法，通过幻想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而又无法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
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
特别是写她将至的神情，更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
这种描写，其成就远非宋玉《神女赋》可以比拟。
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诗歌。
曹丘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
先秦汉魏六朝散文概说第一篇：先秦汉魏六朝散文概说11先秦汉魏六朝散文概说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散文：文学的一大样式。
中国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
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广义：散体文、赋体文、骈体文。
狭义：散体文。
二.广义上三种散文形式的特征：1.散体文的特点：句式上，散体文的基本特征是单行散句，并不特意追求骈偶。
不讲究平仄和声律，不受韵律的约束。
表现手法上，散体文以叙事说理为主，不讲求铺陈描绘。
2.赋体文特点：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这种文体颇为特殊，它既像诗，又像文，兼有诗文二者的特质。
基本特征是铺陈，铺叙。
3.骈体文特点：讲究对偶，多用四六句，特点有三：着意对偶，辞藻华丽；讲究平仄、声律，多用典故，引古论今。
三.不同阶段的散文的发展状态1.先秦散文：散体文蓬勃发展的时期。
春秋时期最为兴盛。
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诸子散文：《老子》、《墨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2.汉代散文：散体文：史传散文：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论说散文：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
赋体文：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张衡《归田赋》。
3.魏晋南北朝散文：散体文：诏书：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书信：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序：王羲之《兰亭集》序；文学批评：曹丕《典论•论文》；陶渊明：《桃花园记》、《五柳先生传》。
赋体文：曹植《洛神赋》，左思《白发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骈体文：孔稚珪《北山移文》，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
第一讲先秦散文先秦散文脉络一．巫史记事和散文的发展1．从卜辞到《周易》卦爻辞；2.《易传》的哲理之文；3.《山海经》的传奇志异之文。
二．历史散文1.虞、夏、商、周之书未经加工的钟鼎彝器之铭。
经过加工的虞、夏、商、周之书――《尚书》。
文艺理论75摘要：初唐上承六朝，王勃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赋与骈文不可避免地受到六朝文风影响，并在继承中革新。
王勃反对绮丽文风、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其赋与骈文的创作影响重大，其赋较六朝题材范围更广、情感更激昂、技巧更见完善，其骈文在审美形态与艺术技巧上亦因袭与超越六朝。
王勃在创作中虽存在些许鄙陋与矫枉过正现象，但无损其在初唐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卓越功绩。
关键词：王勃；赋；骈文；革新王勃是初唐重要作家，虽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唐初四杰”，然王之成就实非三人所及。
不论是听闻“王杨卢骆”的排序后杨炯“愧在卢前”而卢照邻“喜居王后”，还是《唐才子传》所云：“（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都可见世人对王勃文学创作的评价之高。
唐初文学承袭六朝绮靡文风，即所谓“沿江左余风，稀句绘章，揣合低昂”[1]。
因此改变文坛积习、摆脱六朝华靡浮艳文风成为初唐文人的共同追求，王勃曾论述绮丽文风之害：“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圃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
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陈周之祸。
”王勃从政治上阐述浮艳文风的祸国之弊，将国家兴亡与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主动担起文学变革的重担，坚决否定并力图矫正六朝绮艳婉媚、言之无物的文风，在文学创作上追求情真意切、清新俊逸。
初唐时期社会欣欣向荣之朝气与王勃的天才创作能力使其文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强烈的个性色彩，虽未能完全摆脱六朝文学的影响，但已明显区别于六朝的靡艳阴柔，体现了其作品在因袭中的革新。
一、辞赋与骈文的界定古代诗、文并称，“诗”之外皆为“文”。
根据形式“文”又可分为韵文、骈文与散文三类，其中辞赋归属韵文，而骈文则由辞赋演化而来。
骈文或有韵或无韵，与辞赋构成复杂的交叉关系。
在王勃现存作品中辞赋与骈文数量过半，其文章（含辞赋）共计119篇，其中辞赋12篇，骈文107篇（含罗中玉自日本抄录的佚文24篇），因此探究王勃的辞赋与骈文对六朝的革新，对于评价王勃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论汉魏六朝文体视域下的赋与骈文范高强【摘要】赋与骈文是中国特有的两种文学样式,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皆为“一代之文学”.虽然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体式特点和发展轨迹,但同是介于韵文与散文的它们又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由于在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相继达到发展的鼎盛期,二者不仅于此时各自确立了文体特征、奠定了文学成就,而且在彼此的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相应的文体交互性.所以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体视域下进一步梳理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能够更好地把握二者的异同.【期刊名称】《临沂大学学报》【年(卷),期】2018(040)004【总页数】9页(P39-47)【关键词】汉魏六朝;文体;赋;骈文【作者】范高强【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辽海出版社,辽宁沈阳1100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22.5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而又独特的两种文学体裁，王国维将之概括为“一代之文学”，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二者的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赋与骈文相继成为“一代之文学”，那么二者在文体结构上自然会相互渗透和影响。
同时，它们又都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所以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二者的文体形态界线与归属似乎又不太明晰。
我们可以从一些文章的选集或总集中略窥一二，如王志坚的《四六法海》、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骈文选本不收录辞赋文类；姚燮的《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的《骈文类纂》、许梿的《六朝文絜》等骈文选本又将辞赋文章列入其中；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散体古文选本同样选录辞赋类文章。
另外，当今一些学者在探讨赋与骈文的文类关系时亦有多种不同看法，如姜逸波在《汉赋属骈文之一体》中说道：“汉赋是骈文之一体。
”[2]其将辞赋归入骈文的一种类型；郭建勋、邵海燕在《赋与骈文》中则说：“赋与骈文显然是不同的文学体类。
”[3]作者从整体上谈及赋类，其将骈赋包含于赋体而不同于骈文；周悦在《论骈文骈赋之异同》一文中说，骈文与骈赋“理所当然地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可以一种文体视之。
”[4]作者同样将骈赋看作辞赋的一类，与骈文相对而立；而陈鹏在《骈赋与骈文关系考论》中则言：“骈文应当涵盖骈赋。
”[5]124这些不同的文体观念，体现着学界对赋与骈文内涵的不同认识，同时也造成了对二者文类划分的模糊性，究其原因，主要是二者具有一定的文体相似性，使得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文类的归属上出现了混淆。
所以，明确赋与骈文的文体特征及关系，区分二者的异同性，对进一步确立赋与骈文的文体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文体渊源及特征赋，就其文学性而言本为诗歌中的六义之一，而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即荀子以“赋”命名而作《赋篇》。
对赋之形成演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则有经典性概括：“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命赋之厥初也。
”[6]134道出了赋来源于诗经，发展于楚辞而成。
班固《两都赋序》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7]《汉书·艺文志》则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8]皆言及赋之功用与性质。
皇甫谥《三都赋序》曰：“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9]此言及赋之审美特征也。
《文心雕龙·诠赋》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
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6]134-135由此可看出汉赋之内容及结构体制。
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
”[10]86“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
”[10]93从这种文体间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赋区别于其它文类的特有属性即是铺排。
《文心雕龙·诠赋》所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6]134正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定其体性。
骈文虽是兴盛于六朝时期，成为“一代之文学”，但文体名称的确立却相对较晚，并且对其称谓，历来也叫法不一，如“今体、俳语、四六、骈语、骈偶、俪语、俪体、骈体”等等，直到清代才以“骈文”指称而定其性。
但无论对其名称如何界定，始终都是围绕着“对偶”这一基本文体特征而命名的。
《说文解字》曰：“骈，驾二马也。
”段玉裁注曰：“併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
併、骈皆从并，谓并二马也。
……骈之引伸，凡二物并曰骈。
”[11]《春秋左传·成公十一年》：“鸟兽犹不失俪。
”杜预注：“俪，耦也。
”孔颖达疏：“俪，两也，故为耦。
”[12]所以，骈文就是这种以对偶句为主而构成的一类文章。
这不仅是骈文的基本体式结构，而且也是其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最主要特征。
当然，除了对偶以外，骈文还有其它特征——使事用典、辞藻华美、音韵协谐。
但纵观骈文的整个发展史，后三者在不同的骈文作品中呈现出或强或弱的不稳定性，唯有“对偶”才是骈文的本质性文体特征。
[5]122其实这种丽辞偶语在上古至春秋时期，就已大量存在，但对它的使用多不是有意为之，且往往混杂于奇句单行文字之中，而究其文体渊源来说，可追溯至楚辞《离骚》。
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有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13]45其意谓骈俪之体的形成是经由楚辞的孕育，通过汉赋的发展，最终而成为独立的俪体。
所以他又言道：“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
”[13]46因而，从其所言中既可以看出六朝骈文与汉赋皆发端于楚辞，又可以明晰骈文与辞赋之间的文体关系，即骈文由汉赋脱胎而成。
正如于景祥先生所言：“正因为赋宜于铺排、宜于华丽多姿，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的骈化首先是从辞赋开始的。
”[14]刘麟生先生亦言：“以文体论，赋最有助于骈文。
”[15]27由此，赋与骈文的文体关系即已明确。
赋，本为诗歌的一种使用手法，经由楚辞的孕育演变，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原作修辞、润色而用的骈偶句式，通过诗文古体的酝酿，借以辞赋的拓展升华，渐次形成一类特殊的文章体裁——骈文。
二、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赋与六朝骈文有着密切的文体关联。
姜书阁先生曾说：“秦、汉以后，骈文渐兴，而汉赋实启其端，故论骈文不能舍赋。
”[16]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汉魏六朝时期是赋与骈文共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两者在对偶、辞藻、典事、韵律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追求和探索，因而骈文与赋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往往形成一种彼此影响、渗透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反映着时代更迭下，文人创作心理变化的发展轨迹。
（一）辞赋促进骈文的确立赋作为“铺采摛文”“体物而浏亮”的一种文体，在铺陈排叙的艺术追求上相对于其它文体更容易导向对偶句法的应用，因而也促使这种修辞手法逐渐发展成熟。
对此，金秬香先生则言：“辞赋之英杰，实骈文之极轨，舒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无形貌之滞，而有准衡之归，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
”[17]像班固的《两都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这类辞赋“英杰”中都有大量的俪辞偶句散见于行文之中，虽然这些对偶句式起始在辞赋中并不占主要成分，但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这种句式结构已然普遍开来，并影响其它文体。
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即说：“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丽化’了，议论文也成了辞赋体，纪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丽文，抒情诗也用骈偶，纪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于描写风景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
”[18]由此可见，汉代辞赋对六朝骈文的确立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赋提供了骈文形成所需的最基本的养料和发展空间。
《文心雕龙》载：“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6]588“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6]615刘勰从辞藻、音韵、使典等几方面总结了汉赋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虽然这些都是为了铺叙而使用的一些修辞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骈文独特体性的构成。
除此之外，汉赋在内容与结构等方面对六朝骈文的具体创作亦有所影响。
例如，骚体赋常用的“兮”字句式，多为六朝骈文所吸收，如“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孔稚珪《北山移文》）、“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江淹《别赋》）；汉赋的“主客问答”式结构，也为骈文创作有所借鉴，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便是作者以自己与客人的问答论辩的模式，来伤悼魏武帝曹操，并评价其功业的一篇骈文佳作；辞赋铺叙手法的运用，在六朝骈文中也有一定的继承，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中：“南则积山万状……东则砥原远隰……北则陂池潜演……西则回江永指。
”“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等句与“其东则有蕙圃……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
”（司马相如《子虚赋》）“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
”（班固《西都赋》）之句在空间铺陈、事类排列方面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鲍照的《河清颂》、萧纲的《南郊颂》等篇亦是如此。
当然，汉赋对六朝骈文的影响是多层次的，不仅仅局限于这几点，在许多六朝骈文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汉赋的文体印迹。
对于这种文体的关联性，孙德谦则从文人创作的心理延续性对其做了解释，说道：“汉之文人胥工于赋而猎其材华者，不能不取赋为规范，故六朝大家，宜其文有赋心也。
”[19]其言甚是。
（二）骈文之于辞赋的影响汉魏至六朝期间，骈文的文体特征不断趋于完备，并逐步脱离辞赋而独立发展起来。
在骈文兴盛的这一过程中，辞赋同样反受其影响，吸收着这种新兴文体的创作规范，所以当辞赋严格遵循骈文体制特征进行创作时，一种新的辞赋体式便产生了，即骈赋。
在这个一切都“骈偶化的时代”下，使得古赋一变而为骈赋。
因而六朝的赋作比起汉代的辞赋更为追求形式美，以往的汉赋虽然也有对仗成分，但仍以散句为主，但到了六朝的骈赋则句式整齐、属对精工，且多以四六对仗为主，如“镜台银带，本出魏宫。
能横却月，巧挂回风。
龙垂匣外，凤倚花中。
”（庾信《镜赋》）“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
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
”（江淹《别赋》）其语句整饬工丽、偶对精巧、了然于目。
骈文追求典事的化用，而且形式多样，除明用之外，又有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