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精品]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独特的地域性流派，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风格和文化传承。

京派始于北京，是文人雅士的流派，而海派则源于上海，强调商业和现代性。

下面将对京派和海派进行比较。

一、文化背景京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期间的文化氛围。

北宋时期，文人雅士集结在瓮城之中，相互切磋，文化繁荣。

京派厚重深沉，强调艺术的“性静神浮”，注重艺术学习和自然景观的提炼。

海派则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上海当时复杂的商业和交通环境的产物。

海派注重实用和现代性，融合了不同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二、艺术风格京派通常被认为是古典的、优雅的，追求内涵和精神上的宁静。

京派在艺术表现上，讲求线條清爽、笔力雄浑，形态多样的艺术风格，如花鸟画、山水画等，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而海派则更加注重功能性，海派的艺术风格独特，集合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在艺术表现上加重现代性的特点，强调实用性和实用性美学。

三、文化传承京派的文化传承最为重要的是家族相传，父子、师徒、亲友之间和文化名门相传，京派师徒制度相传至今。

而海派则以机构化的传承方式更多，如学院和艺术团体，比如上海美术学院等。

京派的传承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的纯正性，培养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海派则更注重教育和学术的规范化，推动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

四、社会影响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首都，北京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京派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之一，深受国家重视。

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背景的凝聚，在教育、文化、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海派则因其独特的商业和现代性特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象征之一。

综上所述，京派和海派虽然在文化背景、艺术风格、文化传承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

了解、传承和发展这两种文化流派，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京海之争的原因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派、海派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

22世纪37年代的“京海之争”是一场在当时颇受关注的文学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南北文学之间的潜在对立被公开化，提出了具有地域文学色彩的“京派”“海派”概念。

京派：主要指30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一个文学流派。

作家们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

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俞平伯、凌淑华等，以及后起之秀林徽犬、萧乾、芦焚、汪曾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

海派文学特质：商业化、市俗化、现代性。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化形态。

物质性、消费性、娱乐性、文化先锋探索。

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吴卫萍：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吴卫萍一、京派与海派之争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京、海两地许多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对待文学的风气提出批评。

1933年12月，苏汶在《现代》杂志发表《文人在上海》，就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观点进行辩驳。

沈从文对苏汶的回应则是其在1934年1月10日发表的颇具“檄文”味道的《论“海派”》。

该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

1934年2月21日又发表了《关于“海派”》。

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胡风、徐懋庸、曹聚仁、姚雪垠、祝秀侠等作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京派”与“海派”问题遂成为1933年末、1934年初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

鲁迅除在1934年2月连续以栾廷石为名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两篇文章外，亦在1935年5月发表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和“海派”走向合流的趋向。

真正涉及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①和苏汶的《文人在上海》②这四篇文章。

鲁迅后来发表的文章有对两方观点评价和总结的味道。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左翼作家纷纷出来批判，“京派”和“海派”之争也从文学争论变成了与政治“帮闲”有关的社会论争了。

自然，“京派”与“海派”之争至此也就结束了。

二、谈谈沈从文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

这篇文章作者以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作比，认为文学应当有一种诚实的态度。

作者从一系列事实得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当时的文坛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的文坛”。

（玩票：旧指业余演戏白相：方言，游戏、玩耍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

接着把这些人分为三类：“要成功”的人，“自以为成功”的人，“设计成功”的人。

而“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说“玩票白相”文人就是“海派”。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

“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

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

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

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

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

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

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

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

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周仁政内容提要　20世纪京派文学的主体形态是审美乌托邦,感性自娱和精神狂欢的文学景观是海派文学的基本形态。

20世纪40年代,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在“新诗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放逐情感的智性化写作,使京派文学实践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审美乌托邦旨趣转向观照战争年代人类非理性的生命律动。

海派文学以张爱玲、钱钟书为代表,“公寓文化”和“书斋文化”的建构丰富了海派文学的文化内涵。

狂欢化成为一种普遍的都市生活景观和个体化的叙事策略。

一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纳入文化视野十分重要,这有利于对“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走向以思潮、流派为脉络作更深入、系统的多元化考察。

按照许多研究者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可以视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的“三足鼎立”。

但对这一格局的解析不能仅仅依循传统文学史的思路,而应作出文化学意义上的深入探究。

就文化特征上看,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和海派文学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决定着三种不同的文学流向。

文学是文化的现实。

今天看来,“五四”以后的30年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既表现为理性主义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以左翼文学为代表)与审美主义(以京派为代表)的重大差异,也表现在二者与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海派文学共有的区别上。

其中,左翼文学的社会理性主义既具有启蒙传统又禀承中国固有文化命脉,作为现代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主义则代表着一部分具有现代文化独立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反省“五四”后文学的政治化道路,依托现代大学体制和独立的艺术实践,在审美乌托邦的意义上完善了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自身的文化建构。

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命脉的海派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派”,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人”,实现了从传统市民文学向现代都市文学的历史性转型。

92 ┸ 文化乱弹京派海派之争背后隐匿着的话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

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

”（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

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

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京派海派之争：一个纠缠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文/杨念群宋人“心理补偿论”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

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

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

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

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

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

京派海派的名词解释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两个概念，用来描述不同地区或群体在某一方面的特点。

虽然这两个概念中有些模糊性，但它们依然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独特的名词。

本文将从历史、地域特征、文化表现等方面来解释京派和海派的含义。

一、历史渊源京派和海派最早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

京派起源于北京，由于北京长期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京派艺术在古代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京派的代表形式是京剧，自清代兴起以来，京剧成为了传统戏曲的代表，也成为了京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海派起源于江南地区，以上海作为中心，因其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和商业繁盛而逐渐形成。

海派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新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瑰宝。

二、地域特征京派和海派在地域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

京派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北京为代表。

北方地域气候干燥，这使得京剧演员的嗓音更具穿透力，表演时声音会更加高亢有力。

京剧的表演注重力量感和气势，舞台动作刚猛有力。

相比之下，海派主要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代表。

由于南方气候湿润，海派戏曲演员的嗓音更加柔和细腻，表演时声音多呈现出一种低沉的情感。

海派的表演注重细腻和柔和，舞台动作更加流畅自如。

三、文化表现京派和海派在文化表现上也有显著的差异。

京派艺术深受古代文化和宫廷乐章的影响，它注重的是正统的表演风格和场面的壮观。

京剧舞台上常见的演出形式有大旦、小生、老生和丑角等。

京剧音乐强调曲调的高亢和韵律的变化，舞台形式注重整齐划一，动作严谨。

相比之下，海派艺术较为主张创新和个性化，注重现代性和包容性。

海派戏曲中的表演形式各异，有评弹、沪剧、琴书等。

海派音乐强调曲调的柔和和旋律的流畅，舞台形式灵活多样，动作流畅自然。

总结起来，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京派以北京为代表，注重表演力量感和气势；海派以上海为代表，注重表演细腻和柔和。

京派和海派在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音乐风格和舞台形态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中国艺术文化的瑰宝。

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海派文学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

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

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

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

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

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

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

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

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

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京派文学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　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的流派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每个时期都有它每个时期作为一种生命的发育阶段和关注的焦点。

从１９１７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关心的是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经过十年左右的激昂奋发的开辟性的工作，到了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前期，它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已经是新文学的自身，关注自己的文体建设。

今天要讲的京派和海派（主要指上海现代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建设的流派。

所谓京派和海派，都没有成立一个稳固的社团，它们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体特征，以及在以文会友过程中因趣味相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上，京派的成员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滞留在北京的部分成员，比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理论批评家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刘西渭）。

鲁迅在１９２９年７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已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流派的分化重组：青岛大学已开。

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

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①３０５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①鲁迅：《致章廷谦（川岛）》（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１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７８页。

沈从文作为流派中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这样回忆道：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

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作品与思想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黄德志 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有争议。

但研究界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

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

此时,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

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则起源于京剧。

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也就是京剧的海派。

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

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

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

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

然而,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

其实,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中心南移,“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

①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

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

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京派和海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流派，它们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理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也经历了诸多变革和多元化发展。

本文将探讨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发展。

一、京派文学的特点与发展京派文学，又称北派文学，是指流行于北方地区的文学创作风格与思维方式。

京派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概括与抽象，力求以简练的语言和含蓄的表达方式传递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有鲁迅、茅盾等，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探讨社会问题，并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思考。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京派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许多作家受到京派文学的影响，延续了其传统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京派文学的影响也可以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些共性，比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困境的探索。

二、海派文学的特点与发展海派文学，又称南派文学，是指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文学风格与创作风格。

与京派文学不同的是，海派文学更加注重细腻的描写和感性的表达，追求个人情感与审美的传达。

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余华、王安忆等，他们的作品以诗意和浪漫主义的细腻情感而闻名。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派文学仍然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方面，许多海派作家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上，融入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表达出更具时代感的创作主题。

另一方面，海派文学也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和风格，以创新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学的多样性。

三、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化和跨界的发展趋势。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作为经典流派仍有影响力，同时也有许多新兴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式逐渐崭露头角。

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差异的特点。

作家们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创作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作品，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

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产生影响力，也受到了国际读者的关注。

京派与海派文学流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京派代表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风格，海派则代表了上海这个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氛围。

本文将对京派与海派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文学形式、创作主题以及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点。

一、文学形式京派的文学形式更加传统与古典，注重诗词、歌赋、戏曲等。

其代表作家有林则徐、郭沫若等。

京派的文学作品常常融入汉字的独特韵味，情感表达深邃而内敛。

其中，京剧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音乐、舞蹈和唱腔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文学作品生动地演绎出来。

相比之下，海派的文学形式则更加多元化和开放。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文化氛围高度开放，吸引了各地人才的涌入。

因此，海派的文学作品不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同时还融入了现代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形式。

代表作家有丁玲、巴金等。

海派作家们以开放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将现实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创作主题京派的文学创作主题较为庄重与宏大。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京派的作品往往以国家兴亡、历史伟人等为中心，以表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

其中，林则徐的《赴戎州》以忠诚和牺牲精神为主题，寄托了作家对国家未来的良好祝愿。

海派则更加关注个人的命运、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议题。

他们以个体的经历和情感为切入点，以“写人为写社会”为理念，揭示社会弱势群体的艰辛生活和对命运的抗争。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女性命运为主题，展现了当时农村女性的艰苦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

三、艺术风格京派的艺术风格偏向于传统的古典美。

其作品以情感的内敛和审美的典雅为特点，注重意境的营造。

例如，郭沫若的《丰乳肥臀》以优美的辞章和史诗般的叙事手法，将人物的命运与社会背景相结合，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与洞察力。

而海派则更加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真实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

他们以直白而真实的语言描绘社会的丑陋和个体的悲惨遭遇，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

从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的发展历程看文学的使命京派与海派的争斗由来已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研究，比如探讨两派之争的文化内因，媒介地理环境对两派之争的影响，外来文化对当时两派的影响，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发展演变历程，当前两派各自的发展情况及研究现状等。

研究范围由对两种派别文化差异性之争演变为对两派所处地域文化的关照，由单一的文学探讨拓展为对两派的话剧、戏曲、媒介的研究。

本文则从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的发展历程及当前两派之争的现状看文学的使命，以批判的眼光看当前两派文学存在的诟病，由此探讨文学的使命是什么，文学因何而伟大。

京派与海派之争始于沈从文对海派文化的大肆批判，形成于杜衡的强烈反驳，强化于鲁迅对两派之争实质的批判。

1934年和1935年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中对两派之争做了深刻的批判。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

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鲁迅对两派之争的批判是深刻尖锐而一语中的。

他的文学的“帮闲”与“帮忙”将中国文学所处的位置，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文学的作用揭露的一览无余。

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历史由来已久，而海派文学成为商业牟利的手段在当今社会依旧不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君主专制思想还很强大，京派作家身居帝都，成为为政治服务，强化当局者对民众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也就在所难免。

沿海地区则成为被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突破口，大量资本主义思想蜂拥而至。

文人商业化立场在所难免，写作成为文人谋生手段。

只不过“重农轻商”的思想依旧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时更多的是京派对海派的大肆批判。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国家政体及政治秩序的建立，使得京派文人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

遗憾的是从建国，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夜，京派文人为争夺在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而采取的种种排除异己，相互倾轧的卑劣行迹令人汗颜，这其中不排除政治环境对文人的影响，但文人的劣性根也被暴露的一览无余。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

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

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

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

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

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

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

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

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

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

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

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

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

），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

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

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