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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
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
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
感悟王安忆作者：殷茹来源：《群文天地》2010年第01期王安忆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王安忆笔下的女人,王安忆笔下的美好,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都让人向往。
在一般认知中,小说的作用莫过于让人得到心灵上的陶冶,王安忆对于自己心中世界美好的向往,执着于建立自己文学世界,都使她成为当代文坛的重要标志,成为当代文坛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笔。
鲜明的地域特色、鲜活的女性形象、美好的文学世界是王安忆作品的独特之处。
一、王安忆的上海——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最早的小鲍庄到现在的上海,王安忆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物们适合生活展现人生的地方,连提提(《月色撩人》)这个小女孩个性的张扬都只能选择上海这个地方,呼玛丽(《月色撩人》)是王安忆笔下女人的一种圆满,经历过人生的精彩和爱情的热烈之后,回归到上海,可以在这个城市里享受到岁月的流逝和命运的宁静。
在呼玛丽的身上可以看到,上海这个城市可以承受住年轻的热烈、成熟的张狂、圆滑的宁静,都是一种美丽。
上海抑或能够成为王安忆笔下人物们的命运,入物的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在小说里人能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王琦瑶(《长恨歌》)、郁晓秋(《桃之夭夭》)、妹头(《妹头》)、富萍《富萍》们,上海是生活的地方,见证自己的成长、幸福和痛苦,可以包容自己的一切,在这个城市可以放入一切可以努力的方向。
呼玛丽(《月色撩人》)一生的精彩都浓缩在上海这个城市,撇开在东京时候的短暂平静,呼玛丽的一切都在上海这个城市出现,甚至在提提见到她时,就知道这个女人的一辈子一定都很精彩,呼玛丽前半生的风华都体现自己的风采上,如果说和简迟生纠缠了半辈子的爱情是呼玛丽一辈子精彩的寄托,现在的宁静也许只是下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休息吧!也许正是上海的包容可以让呼玛丽尽情地发挥,生命中的下一场的精彩依然需要上海的五彩霓裳作为衬托。
无论是年轻时相遇的火车从上海出发,还是后来简迟生在楼下的那一声声呼喊,都记忆在上海的砖瓦之间,道路之上。
二、王安忆的美好——人生美好的梦想小说的人物命运、故事结构都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也是作家对于自己文学世界的构建。
王安忆《长恨歌》文学评论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上海女人王琦瑶“锦绣烟尘”的一生为线索，写尽上海四十年的变迁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
该小说于1998年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9年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0年成功获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其亮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上。
题材：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是伴随着创作的逐步成熟而产生的。
王安忆多次阐述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小说，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
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日常生活。
这种日常生活肯定和我们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化精神化的，还有是比较戏剧化的，但它们的面目与日常生活非常相似。
人的审美一定要有桥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相关的就是小说，归还给思想以人间烟火的面目。
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面目。
”王安忆用世俗性把日常生活、上海和小说聚到了一起，上海的芯子成为王安忆小说的灵魂。
《长恨歌》描写的是一个平凡之处大于不平凡之处的上海女人的故事，尽管时间跨越几十年，故事还是发生在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的上海，但王安忆并没有让人物与政治扯上太多的关系，从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文革，到改革开放，尽管人物的命运及生活有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主人公始终没有投身到政治潮流中去，而是默默追求自己的安逸和欢乐，过着小人物的平淡日子。
语言特点：《长恨歌》在王安忆的小说作品中，应该是情节性较强的一部。
此外，它的独特性可能就体现在一种非常特别的语言风格上。
即运用大量的比喻句，比喻语句已为写作者所惯用，文学作品中的比喻语言已经屡见不鲜，但一般的写作者通常都采用比较简短的比喻句式和比较单一的喻指意象，很少有写作者像王安忆一样采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比喻话语，叠加一个又一个的比喻意象，可以说，她把比喻语言挥洒到了淋漓尽致之境。
双叙事空间与情在何处摘要：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获得第三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细读起来，文章虽短，却十分耐人寻味。
上海和发廊的双重叙事空间和与情无关的发廊“情”话构成了《发廊情话》的独特叙事与格局，成为十分值得一读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双重叙事空间；情在何处；头发与身体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62-02一、《发廊情话》的空间叙事——上海，发廊的双重叙事上海与王安忆有着不解之缘。
她曾经说过，生活在上海是一种幸运，上海给了她文学创作的支持，她愿意成为上海的书写者，书写着自己对上海真切的怀旧情怀。
如果说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属于她自己的创作的阵地的话，那么王安忆的风水宝地便是上海。
她的很多很多作品都发生在上海这个神秘并且富有吸引力的城市，比如《小城之恋》、《海上繁华梦》、《长恨歌》等等，有市井平民的情事，也有上海的消解与兴衰。
这篇《发廊情话》当然也不例外，依旧发生在上海，从文中字里行间推断出是80年代的上海。
作家笔下的上海是清晰明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包容的，优越的，“这城市里的人远不像看上去那么傲慢，内心里其实没有多少等级之分”，“上海的调和，不仅是自然水土的调和，还加上一层工业的调和。
”“旗袍”，“洋装皮大衣”，“绣花高跟鞋”，“留声机”……在这片沃土上生长的人们职业形形色色色，却是一样地呼出上海的气息，无论什么职业一样的“优雅”。
即便是文中叙述故事的“鸡”，将自己本是没什么可说的经历，说的充满传奇色彩，吸引了很多听众。
在她满嘴跑出的虚实相生的故事中，透露这一个上海市井平民的再普通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场景，却是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文中的发廊本没什么特别，可它不是全国各地的发廊，而是上海的发廊，是上海这个城市不可分割一部分，倒映着上海小市民的方方面面。
易中天在《读城记》说过：“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所有人都一样。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成因作者：任雪菲来源：《牡丹》2018年第08期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下的缩影，王琦瑶的一生坎坷不平、令人惋惜。
对于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从角色个体与时代背景两大方面出发，深度剖析造成悲剧的重要成因，并进一步论证其发生的必然性，探索“长恨悲歌”的深刻意蕴。
王安忆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其代表作《长恨歌》一举问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更被世人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这部长篇小说以她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又唯美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风情万种而又略带悲感的大上海。
王琦瑶——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上海“三小姐”，最终成为混混手下的亡灵。
作者以她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投射出无数上海女人的命运与结局，这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被放在时代的大框架中凸现了出来，将其最终归结于个人与社会两大因素的影响。
一、个人因素（一）性格因素整部小说中，王琦瑶的“上海情结”从头到尾未曾消失过，她身上有着上海女人所特有的自尊、执着与精明。
哲学家绪儒斯曾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她的命运。
”王琦瑶一直以来都是叛逆大胆的，勇于冲破那弄堂里琐碎的声音和异样的目光，这种固执使她的一生如飞蛾扑火般逐渐走向灭亡。
王琦瑶对于自我追求的认知是完全清醒的，但她对于世界的掌控是粗浅的，她只有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时才称得上是精明聪慧的，当她被暴露在大时代背景下，她的固执就显得拙劣不已。
她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穿上艳丽旗袍走向上流，在回到邬桥短暂休养后回到无法舍弃的上海滩，在平淡的日子里坚守着精致小资的下午茶会，在年老时却选择舍弃一切追逐爱情，她的固执与精明在硝烟四起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
（二）价值观因素自开口通商以来，中外贸易促使上海的商业发展逐渐繁盛，从而逐渐形成社会心理上的趋利之风。
王琦瑶所处的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作为全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更是空前繁华。
地位、权利与财富是存活在这座城池之中的重要衡量标准。
这些女子们出生并生活在这灯红酒绿的“东方巴黎”，受到了无数金钱与权势的诱惑，毕生追求着能够满足自己虚荣心与功利心的生活模式，而王琦瑶的悲剧就来源于这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
[精品]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书写摘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创作丰富多产、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上海是其永恒的书写对象，她的作品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独到的不一样的上海。
本文试图通过作家笔下的代表环境――弄堂和代表人物――城市女性作为着眼点，论述阐释其上海书写的终极目的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上海书写弄堂城市女性上海，是王安忆作品永恒的书写对象。
王安忆将目光定格在上海，不仅因为她生长于此，更因为上海本身就充满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
在许多人眼中，上海是一座摩登奢华、光怪陆离的国际大都市，它不断吸纳着来自全球最新的时尚，充实着中西合璧的元素，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相融。
提起中国上海，人们总是会想到十里洋场、歌舞升平，处处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纸醉金迷的繁华。
中国有很多传奇经历、风云故事都是以上海为背景来演绎的，这些故事代代流传，为它的书写者提供了说不尽的话题。
就在当今社会，这种繁华依旧延续，传奇仍然不断，人们也乐此不疲。
王安忆说:“上海是一个大的舞台，那儿上演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我还没有写完。
”?不过在她的上海故事里，呈现给观众的不再是风起云涌，而是风平浪静，世俗的琐碎芜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宏大叙事”，政治背景被模糊了，日常生活成了小说实实在在的主线。
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再是商业家、大老板等社会精英，转而变为普通市民。
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感触，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浮华表像下聚集起来的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小人物的生活，把“大上海”书写在了弄堂儿女的衣、食、住、行上，真实入微地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市井场景，将上海的故事在这种环境氛围中继续讲了下去。
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实际上是生活在小市民堆里的……我对这里的生活有自己的情结，我在他们中间长大，我观察他们，我向他们学习，这组成了我整个六十年代的经历。
”上海的水土养育了王安忆，上海的弄堂文化熏陶了王安忆，这些成为了她创作中最重要的经验背景。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近年来，中国作家王安忆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对女性题材的独到见解备受关注。
她的作品《长恨歌》以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一段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故事。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长恨歌》中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
《长恨歌》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上海作为一个兼具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城市，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变革。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中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人情世故和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
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是她的家乡，她对上海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在小说中，她用独特的文笔描绘了上海的景色、街道和背后的历史文化。
她的笔触细腻而感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和变迁。
上海的情结成为了王安忆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她对于个人和社会记忆的一种表达。
与上海情结相伴而来的是女性意识的抒发。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城市，女性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封建社会的束缚，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和自我解放。
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丰富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小说中的女主角李秋水是一个出色的上海女孩，她勇敢地面对困境，积极地寻求自身的价值。
她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爱情的追求。
王安忆在她身上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们虽然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却充满了现代感和独立意识。
与李秋水相对照的是她的母亲华月。
华月是一个传统的上海女性，她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
她在小说中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转变和矛盾。
王安忆透过华月，传达了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思考。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探讨了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困境。
她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等问题。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成因任雪菲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下的缩影，王琦瑶的一生坎坷不平、令人惋惜。
对于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从角色个体与时代背景两大方面出发，深度剖析造成悲剧的重要成因，并进一步论证其发生的必然性，探索“长恨悲歌”的深刻意蕴。
王安忆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其代表作《长恨歌》一举问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更被世人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这部长篇小说以她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又唯美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风情万种而又略带悲感的大上海。
王琦瑶——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上海“三小姐”，最终成为混混手下的亡灵。
作者以她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投射出无数上海女人的命运与结局，这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被放在时代的大框架中凸现了出来，将其最终归结于个人与社会两大因素的影响。
一、个人因素（一）性格因素整部小说中，王琦瑶的“上海情结”从头到尾未曾消失过，她身上有着上海女人所特有的自尊、执着与精明。
哲学家绪儒斯曾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她的命运。
”王琦瑶一直以来都是叛逆大胆的，勇于冲破那弄堂里琐碎的声音和异样的目光，这种固执使她的一生如飞蛾扑火般逐渐走向灭亡。
王琦瑶对于自我追求的认知是完全清醒的，但她对于世界的掌控是粗浅的，她只有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时才称得上是精明聪慧的，当她被暴露在大时代背景下，她的固执就显得拙劣不已。
她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穿上艳丽旗袍走向上流，在回到邬桥短暂休养后回到无法舍弃的上海滩，在平淡的日子里坚守着精致小资的下午茶会，在年老时却选择舍弃一切追逐爱情，她的固执与精明在硝烟四起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
（二）价值观因素自开口通商以来，中外贸易促使上海的商业发展逐渐繁盛，从而逐渐形成社会心理上的趋利之风。
王琦瑶所处的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作为全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更是空前繁华。
地位、权利与财富是存活在这座城池之中的重要衡量标准。
这些女子们出生并生活在这灯红酒绿的“东方巴黎”，受到了无数金钱与权势的诱惑，毕生追求着能够满足自己虚荣心与功利心的生活模式，而王琦瑶的悲剧就来源于这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
论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情结作者：郑佳琪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6年第02期内容摘要：王安忆是我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十分独特且高产的作家，三十多年来创作的无数优秀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仔细阅读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城市题材小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城市小说中，又有大多数都是以上海这个城市为背景呈现的，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的特殊感情。
本文将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王安忆城市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小说上海情结上海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也是王安忆生活的地方。
自幼便迁居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王安忆对于这个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与城市长期的融合中自然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因而在她的作品中上海的背景随处可见。
王安忆的作品新颖多变，并无固定的流派风格，而她对于叙述上海的热情却始终未变，从《流逝》到《海上繁华梦》，再从《长恨歌》到《妹头》、《富萍》，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给了她太多的灵感；从开始的寻找上海，到后来的文本化上海，王安忆似乎越来越执著于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书写，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更是将视线定格在了上海，可见王安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难以割舍的“情结”。
本文将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上海的风貌、上海的景象、上海的女人以及上海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这四个方面来重点分析王安忆小说中体现的“上海情结”，感受其笔下上海独特的魅力。
一.上海的风貌——世俗化的日常展现王安忆在《上海和小说》一文中写道：“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是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因为它俗，也是民主的另一面，消除等级差别，难免沉渣泛起。
”可见王安忆在小说中对世俗性的关注，而这种世俗性，则体现在其注重对市民世俗化的琐细日常生活的展现上。
《好婆与李同志》中写的是老上海好婆与邻居南下干部李同志一家的日常故事，《“文革”轶事》写了“文革”中平常家庭兄弟姊妹间的小心眼和勾心斗角，《妹头》则叙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由结婚到因理想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冲突而分手的故事，可见王安忆在其小说中的日常化叙事。
同时，王安忆也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的生活。
”[1]因而她有意回避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而是立足于市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对一些小人小事的描写，来表现上海原汁原味的风貌。
例如在《流逝》中，写的是“文革”时代的故事，但作者却并没有的详细叙述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重大事件，而是围绕着一个普通资本家家庭——欧阳端丽的一家在十年动乱中的生活境遇和变迁来描述当时背景下大多数上海市民的生活，表达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怀。
由此可见，王安忆笔下的市民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世俗的物质、金钱和市井的小吵小闹展开，而使作品、人物远离政治。
因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市民都总是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市民作为一个城市的主体，他们的生活便也是这个城市真实风貌的展现。
二.上海的景象——怀旧的典型物象描写王安忆在城市题材小说中多数描写的是20世纪50-70年代革命背景下的上海。
这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期，一切让人流连忘返的故事，都带了旧时代的奢华、缱绻、风情以及新时代的新奇、陌生和惶惑。
而当时王安忆所处的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也尚充斥着一种怀旧的气息，因而，在她的故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典型城市特征的怀旧意象。
如《长恨歌》的第一章中，王安忆便用大量的笔墨勾勒了弄堂、闺阁、鸽子等这些典型的上海意象：古老威严的石窟门弄堂、带有欧式风格的新式里弄、严加防范的公寓弄堂、全面敞开的棚户的杂弄等声色各异的弄堂建筑；坐落在弄堂里的开放式的闺阁以及闺阁中“王琦瑶似的女人”；还有弄堂中那些向往自由、凌空而起，又心系主人、俯冲而归的鸽子，它们共同构成了上海典型的文化景观，在读者心中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形象。
而同样的，王安忆的小说中，不仅在物象、环境上有着怀旧气息，其中的人物也具有一种怀旧的心态。
《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是大户人家的下人，却留恋着当年主人家的气势和做派，《文革轶事》中的主人公赵志国是一位保持着旧上海的时尚，对旧上海的往事充满了向往与追忆的上海青工，他们都怀念着自己曾经的那段往事，怀念着那些早已逝去的“旧”。
三.上海的女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王安忆的小说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占了大多数，尤其是在上海题材的城市小说中。
她曾在作品《上海的女性》中表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
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而“上海女性中，中年的女性更有代表性。
”因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各类形形色色却又似乎有着某种相似点的女性形象便活跃了起来，并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女性的人文关怀。
细读王安忆的小说，我们大致可以将上海的女人归纳为两种，一类是迁居上海的女人，一类则是本土的上海女人。
《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是外来女性的典型，扬州姑娘富萍原本只是来上海投亲的，但最终被上海的城市生活所影响，从而一步步深入城市，在上海落地生根。
小说通过描写淮海路底层人民的生活，来反映上海对人的精神影响，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与之相对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则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是本土的上海女人的代表。
不得不说，《长恨歌》这部小说集合了王安忆对上海的所有经验与想象，同时也用了特有的女性化书写来关注城市中女性的命运。
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四十年间的历史，借一个女人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
主人公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她的一生与上海的历史交融在了一起。
40年历史的繁华与苍凉，王安忆用王琦瑶的一生再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几度沉浮，与此同时，上海在王安忆笔下有了对主人公命运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正如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一文中所写的，“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可见，在王安忆的上海小说中，上海和女人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作者将上海比作女性，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喻指出一座城市的命运，也在描绘一座城市的同时，表达出对女性的关怀。
四.上海的内涵——孤独与悲剧的主题最后，王安忆的小说中还表达出了一种孤独与悲剧的内涵主题。
在繁华的上海大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挤压着人们的精神空间，使人们找不到依靠的家园，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因而，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是孤独的，她会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境遇、时代大背景下的社会氛围等向读者传达出一种孤独与悲剧性的主题。
例如《叔叔的故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流浪史，《伤心太平洋》中交杂着孤儿意识与家园意识，《悲恸之地》则表现出了山东小伙子刘德生到上海后的悲惨境遇，从这些小说中都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下人们孤独、漂泊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悲剧性的结局。
再如《长恨歌》，这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一曲挽歌，是一场深沉且哀伤的悲剧。
女主人公王琦瑶，在被选上“上海小姐”的那一刻，她是光鲜亮丽的，也是辉煌无比的，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喜剧性的一刻开始，便注定了她悲剧性的结局。
王琦瑶一生都在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庭，可是在这个冷漠的社会中，她自始至终都只能孤零零的独自漂泊。
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男人，可是他们都是自私的，李主任不肯给她名分，程先生不敢大胆追求，康明逊不愿承担家庭的责任...她就如一叶孤舟在上海这个偌大的洪流中漂泊着，试图抓住一份依靠，挣扎着企望看到坚实的彼岸，可最终都只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绝望，到最后也只能孤独地死去。
这其中反映出的孤独感与悲剧性，放在我们当下的大都市环境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思考意义。
而同样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亦反映了这种孤独与悲剧的主题。
王安忆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一个外来户的孩子在上海这个具有强大文化背景与影响力的城市中的孤独感以及为摆脱这种孤独所做的各种努力，传达出一种苍凉感与悲剧感，也值得引起我们现代人的思考与反思。
综上所述，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对于上海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她将故事中的人、物都置于上海这个大背景下，并通过对世俗化的上海风貌的展现、对上海典型怀旧景象的描写、对上海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孤独与悲剧的现象内涵的深刻思考，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想法。
她很好地将上海与小说融为了一体，给人以真实感和情境感，并用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向读者传达着她心中的上海故事。
参考文献[1]朱君安，琐细而世俗的城市之歌——管见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情结[J]，继续教育研究，2005（02），103-106[2]文春凤，王安忆小说中的城市理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8）期，139-140[3]张海兰，张爱玲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J]，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05）[4]赖玉芳，温暖的城市“慧心”的女人——论王安忆小说中城市女性形象特色[J]，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12）[5]杨霞，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从《长恨歌》到《桃之夭夭》[J]，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05）[6]徐亚丽，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形象[J]，宜宾学院学报，2013（04）[7]别晓燕，构建文学上海，传达都市精髓——论王安忆的上海作品[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4）[8]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2）[9]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08）[10]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1]王安忆，富萍[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注释[1]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09），155（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