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群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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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群的研究述评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
它的本质是一种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特定的治理机制，它作为一种企业网络系统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
从治理的角度看，它具有宗族的性质，能够创造信任和竞争优势，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科层的独特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从系统的角度看，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和功能——能够协调和保护交易，创造控制优势、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尤其是利于创造网络资源和集群竞争力。
标签：企业集群；市场；科层；网络型组织
一、引言
众所周知，把市场和企业看成两种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替代的治理机制，是科斯(1937)的深刻洞见之一，这标志着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在康芒斯之后再次进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从此，企业不再仅仅被当做一种生产函数、一种无结构的质点处理，而是被当作一种合约扭结、一种结构化的系统处理。
威廉姆森(1979)的主要贡献是沿着科斯的交易费用的逻辑，实现了交易的维度化。
他指出，交易治理机制设计和选择的核心原则是，使治理机制与交易的基本特性——交易发生的频率、涉及的不确定性、招致的专用性投资的程度——相匹配。
在不确定性较低和不涉及交易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市场是比较有效的治理机制；在不确定性较高、涉及较强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交易重复发生的情况下，科层是比较有效的治理机制。
但是，在市场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上，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观点有几个明显的问题：1．他们用高交易费用相关的市场失灵去解释企业的产生，反过来，用企业内部的官僚失灵去解释市场的产生，具有明显的非此即彼的二极思维的味道，忽视了组织形式的多样性。
2．威廉姆森忽视了经济交易的第四个关键维度——经济主体的嵌入性或日根植性，即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关系网络的结构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
3．威廉姆森忽视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对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的约束作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把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绝对化了。
4．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随资产专用性上升的假定，是对交易费用与资产专用性间的复杂关系的过度简化的理解。
因为：(1)在交易双方进行相互的专用性投资，从而形成双方相互依赖和相互确保的摧毁的情况下，资产的专用性有可能成为促进和鼓励合作性市场交易的因素。
(2)在关系专用性投资可作为可置信承诺的信号促进双方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高专用性投资与低交易费用并存的情景，这正是在日本的汽车行业中所发生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市场—科层二分观点的弊病，1991年，威廉姆森对其早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指出，在市场和科层这两极间还存在大量的混合型的组织形式，如各种形式的长期合约、互惠交易、规制、特许经营等。
与这些混合型组织相对应的新古典合同法，既不同于与即期市场相对应的古典合同法，又不同于与科层相对应的自我克制的合同法，它比前者更灵活，但比后者更加墨守成规。
但这是一种市场—科层连续统一体的观点，它隐含地假定市场是起点，科层是终点，混合型组织似乎只是从市场中演化出来的过渡形态。
这明显地与历史的和人类学的证据不符。
实际上，从历史的和人类学的证据看，是先有组
织，后有市场，此其一。
其二，威廉姆森所谓的各种中间型组织，是在特定情景下，适应特定经济主体的协调、控制特定的经济活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系统。
在这些社会系统中，企业集群——众多相关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聚集所形成的企业网络一就是一种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却至今未受到组织经济学充分研究的社会系统。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企业集群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治理机制的本质，以及企业集群作为一类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二、市场、科层和企业集群：比较的观点
最早指出在市场和科层之外存在着第三类协调机制，并对三者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的是Ouchi(1980)。
他指出，除市场和科层(他称之为官僚制)外，还存在一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宗族，这是一种像血缘网络但又可能不存在血缘关系的有机组织，其本质特征是有机的团结和强烈的利益共同体感，在这样的组织中，个体与组织利益的一致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机会主义已不可能，且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交易费用实现报酬的平等。
他进一步指出，市场、科层(官僚制)和宗族三类协调机制各有自己的适用条件。
一般而言，市场适用于各交易方的绩效易于考核而其目标的不一致程度又较高的交易，科层(官僚制)适用于各交易方的绩效难以考核而其目标的不一致程度也较高的交易，宗族适用于各交易方的绩效难以考核而其目标的不一致程度低的交易。
其推理中所隐含的假定是，交易的根本问题源于难以考核交易物的价值，而合作的根本问题源于个体有不同的目标。
Ouchi 从规范要求(组织要有效运行其成员间必需的社会协议)和组织内的协调手段(他称为信息要求)两个角度对三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
他指出，市场中通行的规范要求是互惠互利(re-ciprocity)，其协调手段是价格；官僚制(科层)内通行的规范要求是互惠互利和合法的权威，其协调手段是传统。
Ouchi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集群显然更像宗族组织。
但在集群化的企业间，除传统外，价格和规则，尤其是稳定的做事的方式—一惯例，也起着重要的协调手段的作用。
所以，宗族组织的概念还不能有效揭示企业集群的复杂性。
Jarillo(1988)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动态网络，是当今经济环境中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之一，是企业家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模式。
他称其为战略网络，以强调它是一种使得其中的企业能够获得或维持较之网络外的对手的竞争优势的企业间的长期的和有意的安排。
他指出，战略网络中的企业是沿某些维度相互依存的，但不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多个可供选择的交易伙伴。
在Jarillo看来，战略网络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优势，用他的话说，“没有交易费用的降低，就没有战略网络”。
战略网络之所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是因为企业家可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去塑造企业间的关系，使企业间的关系建立在各方感知到的相同的目标和信任之上。
因此，创造信任是使战略网络的存在在经济上可行的根本的方法。
因为，信任的产生和交易费用的降低，使得每个企业能够集中从事其有比较优势的活动，而把其他活动外包给那些最有效率的供应商。
Jarillo还从“关系的性质”和“法律组织”两个维度对古典市场、科层(官僚制)、宗族和战略网络进行了比较。
其基本结论是，在古典市场中，各交易方互为独立的法律实体，它们间的关系往往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在官僚制内，各方是非独立的法律实体，但它们间的关系也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在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