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李约瑟难题”之二:中国为什么没有形式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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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约瑟难题之解答郑宏飞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2 、缺乏持续性发展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
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4 、缺乏交流与交通5、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6、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7、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8、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
9、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
(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
11、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力12、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13、数学的不足中国古代对数学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和启示院系: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班级:2010级法学本科班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和启示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人类不断地回顾过去,总结历史。
有一种对历史的总结就是基于现有的“历史事实”提出各种“难题”,对这些“难题”的研究不仅为“难题”本身提供了种种试解,而且也促进了与“难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李约瑟难题”就是这样的“难题”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中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高潮,众多专家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科学技术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积极的阐释与试解,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首先应该对“李约瑟难题”进行阐释与解答主这两个问题:一是怎样理解“李约瑟难题”,二是怎样回答“李约瑟难题”。
一、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1945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1—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1964年李约瑟在《当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将这一质疑表述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二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一15世纪期问,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r}后者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
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疑问所探讨的内容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什么中国古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而近代以来却落后于西方。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探索前一个问题,对前一个问题的解答最终也要归结到对后一个问题的思考。
从多个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及其理论启示(一)、“李约瑟难题”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1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这一难题自提出以来,就收到了学术界的广大学者的关注,对李约瑟难题的内容的解释性表述,他们为我初次接触并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个难题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我查阅了众多学者对该问题的解释,有的是从社会建制方面,有的从经济角度,有的从文化背景角度,有的从社会的科学能力角度探讨,最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出了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样一个难题,不仅仅是从一个角度可以解释的,是与一个社会的发展由着紧密联系的,而社会的发展不受单方面的因素决定,是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宗教制度,政治等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这些百家之言都有其观点的合理性,但是都不够全面,要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全方位阐述它的原因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首先,我先阐述我对与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对于这个问题内涵的的解读是进一步分析前提准备,①: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贝尔纳认为“科学因体现出不同的本质特征,是难以定义的”2,但是按照现代学者普遍的观点: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包括由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升华而成的理论体系,具有“以逻辑、数学、实验为基础”、“形式上的系统性”、“表达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等特征。
而技术则不同,只是一些实用性的技能,李约瑟先生所述的“中国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16世纪前的中国技术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时感性知识的积累,即使有一些从表面上看来具有科学的特征,例如数学,天文,但是都只是相似于科学,其实质是不一样的,如中国古代的数学的特点是“算”,从而有了算盘等工具的制造,而西方数学的特点是“证”,讲求的是逻辑的演绎,推理。
李约瑟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这一问题,在诺贝尔奖依然未能突破零的当代中国,更是成为了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它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伟大。
而中国在数学、天文、医学等其他科技方面也有许多记载,并且这些记载往往都比西方要早得多。
如此,似乎中国古代的科技的确比西方先进许多,然而为何近代科学不是从中国产生的呢?其实,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可能我们从前提上就出错了。
中国古代的科技的确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是高于西方的。
中国科技较为注重实际,却比较忽视抽象的理论架构。
譬如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俗称罗盘,最早是主要用于测量风水的工具,后于宋代首次用于航海。
然而,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
直到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
再如火药的虽最早由中国发明,然而却是在炼丹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的,之后也缺乏必要的改进,即使是用于军事,威力也不佳。
而当火药传入西方之后,被西方人加以完善,竟可以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
以致于在中国明末,还需向西方购置红衣大炮,来抵抗清军。
可见中国古代发明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可称之为“发现”,却无法称之为真正的“科学”。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轻理论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多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发现和积累的,导致这些成果十分零散,未成逻辑化的科学体系。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个原因本⽂作者易纲,中国⼈民银⾏⾏长1中国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对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但⼯业⾰命却没有发⽣在中国,到了现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平就落后了——已经有多个版本的解答。
我在这⾥从⽂化⽐较的⾓度提出另外⼀个答案。
李约瑟⾃⼰认为,中国强⼤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这⼀强⼤的制度下,商⼈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有限,因此⼯业技术⾰命没有发⽣。
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把⼈们都吸引到对四书五经的钻研上去了。
这是制度⾓度的解释。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另⼀个被⼴泛接受的解释是马克·埃尔⽂的“⾼⽔平均衡陷阱”理论,这是⼀个经济学⾓度的解释。
“⾼⽔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得太好,⼈⼝密度过⾼,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太多,劳动⼒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于任何节省⼈⼒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因为只要把活⼉交给⼈去⼲就可以了。
这些解释都各有道理。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的⽂字和逻辑的⾓度来寻找中国的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建⽴,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传承和进步。
我还想指出,这⾥⾯有些问题到现在还仍然存在。
2没有普及⼤众的伟⼤⽂明中华民族有确切⽂字记载始于商朝(甲⾻⽂),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并且⼀脉传承⾄今,不曾中断,不像有些伟⼤⽂明,⽐如埃及⽂明就没有⼀直传承下来。
在历史上很长⼀个时期,中⽂是先进⽂化的代表,汉字对⽇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以证明这⼀点。
不过,这个伟⼤的⽂明在⼏千年的绝⼤多数时间⾥只是属于精英阶层,⼀直没有穿透到⼤众。
在 90多年前,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书⾯⽂字仍以⽂⾔⽂为主,和⽼百姓的⽇常⽣活语⾔并不⼀样。
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些⽩话⽂经典著作,如《⽊兰辞》《⽯壕吏》《儒林外史》和四⼤名著,等等,这些使⽤接近于当时⽩话⽂的语⾔写成的著作往往流传更⼴,然⽽,更多的著作都是⽤⽂⾔⽂写成,难以被普通百姓所读懂和接受,只能在精英阶层流传。
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与解答摘要李约瑟难题是中西比较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难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在肯定李约瑟难题合理性的基础上,对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与解答进行了一定的探析。
首先,从李约瑟本人的简介出发,介绍和引入了李约瑟难题的内容和意义,然后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研究的归纳与分析,给出了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现状,最后,从历史变换的角度出发,对于李约瑟难题,给出自己的几点思考与解答。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解答,几种解答,个人思考目录摘要 (I)1.李约瑟难题的提出 (1)1.1李约瑟人物简介 (1)1.2李约瑟难题 (1)2.李约瑟对于难题的解答 (1)3.李约瑟难题的几种解答 (2)3.1从地理和人口的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2)3.2从中国传统和教育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2)3.3从中西科学与文化的对比诠释 (3)4.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思考李约瑟难题 (3)4.1近代初期——南宋兴起 (3)4.2希望覆灭的分析 (4)5.总结 (4)参考文献 (5)1.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过:“人类福祉从不久停一方。
”“在1500年前,是世界冲击欧洲,而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
”今日,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于我们,尤其是科学与技术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
为什么古代中国科学文明是那样熠熠生辉,而今日,西方却占据主导地位?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引入在科学技术史上仍值得思考的问题——李约瑟难题。
1.1李约瑟人物简介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传奇人物。
1937年起,李约瑟开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浓厚兴趣,在随后的40年数次来华,并到边疆地区进行过广泛的旅行考察。
50年代,他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并担任负责人。
在这些社会活动之外,最有影响,同时也最终奠定李约瑟学术与人生地位的则是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从“李约瑟难题”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从“李约瑟难题”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摘要: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
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根源在哪里?用自然辨证法的思维应该如何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本文就“李约瑟难题”来谈论中国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自然辩证法;中国科学发展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不仅在如何解答这一问题方面,而且在问题本身的真假方面,都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
一方面是国内外的众多学者都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难题提出质疑,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这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
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第二: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只有能读书的人才能探讨科学知识;第三: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李约瑟难题及其科学、经济、教育方面的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内涵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于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约瑟曾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并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
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
这里,李约瑟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之后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书中,李约瑟再次提出了引起世界各方学者广泛讨论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之前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强烈关注。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方面的解答李约瑟说:“在中国并没有希腊时代那种自由思想的高潮,但是也没有中古世纪的冬蛰时期。
在最初14个世纪中,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科学方面远胜于欧洲,其进步的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李约瑟所说无不道理。
从秦汉到唐宋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科学能力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产生了许多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第一流的科研成果。
但在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科技能力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至完全丧失了世界中心的地位。
归咎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许多珍贵的科技成果被销毁。
如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珍贵藏书被靖康之变的金兵毁之一炬。
1275年元兵进入南宋再次破坏了科技文化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的生产水平。
古代中国不能产生现代科学的根本原因(也即李约瑟难题的最终解答)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是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诞生这种理论体系?换句话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会产生欧几里得呢?会写出《几何原本》?答案其实很简单。
但是许多年来一直没有人指出这个根本原因。
在前科学时代,同样数学发达,古希腊主要是几何发达,而中国则是算学发达。
几何公理化比算学公理化要容易得多。
从欧几里得到牛顿,实际上中间还有一道门槛(当然,这个门槛相比从前科学到科学,要低得多),而且就是牛顿也都没有彻底解决,牛顿的微积分有很多“经验”“缺乏严格证明”的地方,要到后来18,19世纪柯西等的数学分析出来了才真正变成严密的公理化科学。
可见要把中国传统的算学积累成果过渡到公理化逻辑体系,门槛比几何学要高得多。
至于为什么古代中国几何不发达,实际上古代中国并不是几何不发达,而是由于算学发展过快,对算法的追求,已经足够处理多数几何问题了,这样就使得中国几何学也没有走上公理化道理,反而成为算学的一个附庸。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国的数学无法公理化严密化。
中国数学的发展,偏重于算学,几何长期成为算学的附庸。
公理化算学的难度,比公理化几何的难度要大非常多,用欧洲的经验看,甚至在公理化科学已经产生后,在牛顿微积分已经运用了百余年,欧洲人才有办法把数学分析公理化。
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几何公理化这一环,却在更复杂的算学上走了过远,要打破这个门槛,这个难度,要比欧几里得所需要的“天才”程度大多了。
中国没有产生公理化科学,从这个角度看,反而就正常了。
可以简单比喻如下,古希腊运气好,走的是重几何轻代数的路,而产生公理化几何的概率假定是万分之一,这个概率摊到欧几里德身上,实现了。
于是希腊几何成功变成了现代科学,在这种思路引导下,所有学科都逐渐走上现代科学的大路。
而中国走的是重代数重算法的路,几何成为算法的附庸。
而要从算法过渡到公理化,需要的概率对应上面假定则是亿万分之一,结果中国比希腊多发展了两千年,没办法完成这个过渡。
第八章李约瑟难题题记:一个人幼年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他(她)的一生。
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
“老周,你说‘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什么?”杨若水问道。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全文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象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确实,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近代,剧降为只占0.4%――反差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杨若水考虑了很长时间。
这一天,正好周秘书又来作客,杨若水便问他。
“不知道。
”周秘书摇摇头。
上大学的时候,周秘书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你认为呢?”“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等)不同!这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杨若水非常肯定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大陆,平原,温带大陆性气候。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群岛,温带海洋性气候――地理环境的差异多大啊!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文明之间出现了三个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正是这三个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
”周秘书笑了笑,未置可否,他想了想,“这样吧,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疑问:疑问一、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疑问二、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在中国?你先用你的‘地理环境’或者是‘三个差异’解释一下第一个疑问吧。
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
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
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近代科学和过去所有科学体系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自然的观察,而在于观察自然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以实验结果作为结论的最终依据。
近代科学是重分析或重实证的科学,这种科学可以对某种现象、某种事物作极端的深入的分析,而不顾及其余,可以重视点的切入,面的展开,而并不重视系统的把握与复杂现象的研究。
一、内因:(一)科学思维中国古代学科是不分家的,混沌一体,这源于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即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大宇宙观。
科学家缺少一种追求揭示现象的深层结构的认识,不注重把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冥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
中国的崇古思维认为阴阳五行八卦之说足以解释天地万物,而万物一理,只需把现象往这理论上套就行了。
我国古代的重大科技贡献,无不源于感官的经验总结,极其缺乏科学上的逻辑推理。
中国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
正是因为太过重视统一和谐,而导致了具体分析的缺乏,导致了学科难以独立,这造成了真正的近代科学难以诞生。
注:世界诞生,道生万物。
(二)思想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后期其消极的一面日益凸出。
一是儒学的“独断主义”阻碍了传统科技的转型。
儒学的独断主义主要体现在压迫性与排它性上, 被统治者改造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顽固地坚持“道上器下”的观念,以空谈“性理”为荣,轻视经世致用的实学。
儒家思想倾向和“八股”取士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
他们对科技的发展嗤之以鼻,以为是“奇技淫巧”,如明人朱载在世界上首创“十二平均律”,这使得我国的声学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但这一成就在明代遭“冷弃”之后,在清代又被旧势力围攻。
二是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哲学一贯重伦理、轻自然、忽视逻辑。
这样一种哲学主题,把中国人民的高度思维能力引向了穷天就显得比较贫乏了。
李约瑟难题诸多解释的内在逻辑李约瑟难题经过几十年的讨论依然没有定论。
笔者尝试在梳理上述解释的本质与源流的基础上,明确解释李约瑟难题的基本出发点,辨析根源与本质一方面能够剥离文化与制度因素负面效应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条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精华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指明真正造成中西方差异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确立。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一个理论问题的热度持续不减一方面说明其学术价值丰富,在文明史与制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始终对现实情况有所影响,尤其是从理论根源辨析资本主义萌生的条件,对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及其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一致性有所助益。
李约瑟难题经历多代中国学人的探讨逐步形成了科学哲学要素说、统治阶层限制说、高水平陷阱假说等,诸多解释从文化基因、制度环境、经济基础等角度出发,为中国难以从简单技术向近代科学转变进行猜想。
李约瑟难题的科学哲学基础1/ 7李约瑟难题中对“科学”的定义就是上述的“近代科学”,即以命题判断的形式逻辑和实验为基础的假设验证为核心特征。
前者基于欧洲大陆的演绎逻辑与数理逻辑,结合理性论传统为知识的形式化提供支持;后者基于英美归纳逻辑和经验论传统,为实证科学与知识的扩展性奠定了基础。
理性精神的演绎主义、怀疑主义和实证精神的经验主义、归纳主义是整个欧洲科学文明发展的内在基因。
李约瑟对中国哲学的探究同林语堂等国学大家有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关注着关系,所以就宁愿避免实体问题和实体假问题,从而就一贯地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
西方的头脑问的是:‘它本质上是什么?’而中国人的头脑则问:‘它在其开始、活动和终结的各阶段与其他各种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它作出反应?’张子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人情练达,而对自然界与规律重视不足。
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及对中国未能出现近代科学体系探讨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
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形成了第三次研究热潮。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试谈李约瑟问题及其解决试谈李约瑟问题及其解决摘要: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其中有自然发展的规律,有历史问题,有地理问题,有经济问题……长久以来,李约瑟难题一直激励着大家去探讨它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确有学术的价值,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科技成就,但是科技发展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公民科学素养有待提高、科技教育效果不容乐观等。
因此研究“李约瑟难题”对于中国以后科技、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价值意义引言:中国曾经一直以它的灿烂的文明引导着世界的发展,但是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每一个人关心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能使得中国人去思考、去反思,从而找到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本文基于这个目的首先介绍什么是“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产生的背景。
以及这个难题产生一些可能的因素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改进。
许多国内外学者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本文将讨论研究这个难题到底会产生哪里重大的意义。
一、“李约瑟”难题的含义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园8世纪以前,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有科举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
一贴打尽序作者说明:以下内容是作者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意淫小说《超级大国的梦想是不是只能在意淫小说里实现》中的一章,该章专门讨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中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其实,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梁启超先生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这个观点,我想不会有人反对。
但是,为什么偏偏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曾被介绍到西方,伏尔泰等人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一套非常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非常公平,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那这么好的制度西方为什么不用?任鸿隽先生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也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那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归纳法?。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这些都只是“李约瑟难题”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和西方之间有三个差异:我们是一个大国,西方是一群小国;我们是农业文明甚至说是小农文明,而西方是商业文明;我们是大陆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
正是这三个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
我们再追问一下,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和西方之间有这三个差异呢?答案是,我们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等等)不同。
作者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
作者这么说,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地理环境再重要,也只是“外因”,“外因”怎么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当然不会错。
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讨论:李约瑟难题。
1.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难题介绍李约瑟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表征意义“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dj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第五节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三,形式逻辑体系题记:形式逻辑,一门以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
概念、判断、推理是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要素。
形式逻辑体系的萌芽“记得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周秘书道,“中国为什么就没有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呢?”“说到‘实验’,中国古代一直有重视实验的传统。
”杨若水道,“比如说火药,‘一硝二硫三木炭’,火药的最佳配方怎么来的?还不是通过一次次做实验得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很重视科技实践,徐光启亲自种过豆类、甘薯,李时珍亲自栽培药材。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而同时期欧洲的经院哲学家们‘可以就鼹鼠是否长眼睛的问题,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却没有人亲自捉只鼹鼠来看个究竟。
’在‘实验’方面,我们比西方只强不弱。
”“爱因斯坦说的是‘系统’的实验,‘系统’的。
”周秘书强调道。
“所谓‘系统’的实验,就是一系列实验,实验和实验之间相互关联。
”杨若水道,“分析这些相互关联的实验结果,通过逻辑推理,就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无论是实验的设计还是实验结果的分析、推理,考验的其实还是实验者的逻辑推理水平――换句话说,对已经有‘实验’传统的中国来说,爱因斯坦说的两个因素其实是一个因素――形式逻辑体系。
”“是啊,”周秘书道,“那为什么西方就能有形式逻辑体系呢?在形式逻辑学的帮助下,西方把相关的知识点‘串’了起来,构成了一套套理论体系;中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人虽然取得了很多科技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科技成果‘串’起来,上升为理论――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
西方形式逻辑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形式逻辑体系呢?”“西方形式逻辑体系的起源要从‘第一次数学危机’讲起,”杨若水道,“‘第一次数学危机’就是‘根号2’(√2)的发现。
大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两条直角边长的平方之和一定等于斜边长的平方。
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希帕索斯就推想,如果两个直角边的边长都是1,那它们的斜边长会是多少呢?答案是‘根号2’,世界上第一个无理数就这样诞生了。
但‘根号2’的诞生却让整个毕达哥拉斯学派陷入到深深的恐慌之中――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一直深信,所有的数都可以表示为整数或者是两个整数的比,他们的很多理论也都建立在这个信条基础之上――而‘根号2’最终被证明无法用两个整数的比来表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基础动摇了。
为了维护学派的威信,学派下令封锁这个秘密,泄密者死。
希帕索斯最终还是将这个秘密泄露了出去,他也最终被学派的信徒扔进了大海。
这就是数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数学危机’。
‘根号2’的出现对于当时所有古希腊人的观念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这一结论的悖论性表现在它与常识的冲突上:任何量,在任何精确度的范围内都可以表示成有理数。
这个常识不但在古希腊,就是在测量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也毫无例外是正确的!可是为我们的经验所确信的,完全符合常识的论断却被小小的‘根号2’推翻了!这应该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更糟糕的是,面对这一荒谬人们竟然毫无办法――‘第一次数学危机’表明,几何学的某些真理与算术无关,几何量不能完全由整数及其比来表示,反之,整数及其比却可以由几何量来表示出来。
整数的权威地位动摇了,而几何学的身份升高了。
危机也表明,直觉和经验不一定靠得住,推理证明才是可靠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前,古希腊的数学和中国、印度等国的数学没有区别,都是‘算学’。
‘第一次数学危机’后,古希腊数学高度重视几何学,并最终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形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
而中国、印度等国的数学,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和革命,所以还是停留在‘算学’阶段。
“老问题,为什么第一次数学危机没有发生在中国?”周秘书道,“或者,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现‘根号2’?中国的商高早在商代就发现了勾股定理,比毕达哥拉斯还早。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人在勾股定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现‘根号2’呢?”“这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数学史问题了。
”杨若水笑道,“我个人的解释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古希腊的几何学比我们发达。
几何学起源于古埃及,由于尼罗河河水定期泛滥,需要反复测量土地,就诞生了最初的几何学。
‘几何’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希腊语,由‘土地’和‘测量’两个词合成而来,即‘测地术’,后来拉丁语化为‘geometria’。
”“中国也有‘大禹治水’,《史记.夏本记》中就提到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规、矩、准、绳等几何作图和测量工具。
”周秘书反驳道。
“尼罗河年年泛滥,埃及人因此年年需要测量土地。
而大禹治水,一劳永逸,你说谁几何学发展得快?”杨若水笑道,“中国的几何学落后是无法否认的。
中国人用‘几何’这个词来代表这门学科,还是从明代徐光启开始的。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徐光启将‘geometria’翻译为‘几何’。
象‘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这些最基本的几何学名词也是由徐光启反复推敲,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埃及与希腊地理相隔不远,两个文明之间常有交流。
源于古埃及的几何学能传播到古希腊,这很正常。
”周秘书道,“但中国后来的几何学也有发展,为什么就不能发现‘根号2’呢。
”“毕达哥拉斯学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有点儿象一个宗教,这个宗教的‘神’就是‘数’,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万物都包含数,甚至万物都是数,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既然是宗教,就要虔诚,就要‘较真’。
你想,当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根号2’这个与基本教义相冲突的案例时,他们能放过吗?反观中国,可能也有人思考过‘根号2’的问题,可能他们也发现了,这个数无法用‘两个整数的比’的形式来表示――我后面还会提到,由于商业传统较弱,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差不多’的思想――那中国人就会觉得,‘根号2’这个数大约等于 1.414,只要它不影响计算,不能用‘两个整数的比’来表示又有什么关系呢?其次,‘根号2’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团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之前提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墨家’这样的学派在中国几乎绝迹。
所以,可能是这两个原因,中国人没有发现‘根号2’,也就没有‘第一次数学危机’了。
”“如此说来,几何学能发展到今天还要归功于那条定期泛滥的尼罗河。
”周秘书笑道,“如此说来,一切都是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咯。
”“是这样,”杨若水道,“形式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
从‘第一次数学危机’到亚里士多德还有约一百年的时间。
”杨若水道,“这期间,‘诡辩’,准确地说,研究和批判‘诡辩’大大地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
”形式逻辑体系的诞生“‘第一次数学危机’后,诡辩开始在古希腊盛行。
诡辩,指有意地把真理说成是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的狡辩。
诡辩很有欺骗性、很有迷惑性。
诡辩在论证过程中,总会做一番详细的推理。
而且从表面上看,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诡辩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诡辩是错误的,但就是不知道它错在哪里?诡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表面上看,诡辩论证的过程是符合逻辑的,实际上诡辩采取了混淆概念、偷换论题或虚构论据等手法,才作出了颠倒黑白、似是而非的推论。
诡辩常用的手法还有: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循环论证、以人为据,诉诸权威、人身攻击、机械类比、以偏概全,等等。
”“那从这些诡辩常用的手法来看,驳倒诡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杨若水问周秘书。
“批驳者的思维逻辑一定要严谨,稍有不慎,就会被诡辩者钻了空子。
”周秘书道。
“是这样,研究和批判‘诡辩’可以锻炼一个人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历史上,研究和批判‘诡辩’也大大地推动了论辩术和逻辑学的发展。
但‘诡辩’也不是一无是处,‘诡辩’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芝诺(约公元前490-约公元前425),代表观点有‘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等等。
‘芝诺悖论’涉及到连续性、无限大和无限小,等等,丰富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芝诺在论证命题时经常采用归谬法,从反面去证明。
这种论证方法也给别人以启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认为芝诺是‘辩证法的发明人’。
芝诺之后就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了。
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苏格拉底在爱利亚学派的逻辑推论和芝诺的反证法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
再然后,经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努力,形式逻辑学最终成立。
”“老问题,中国也有诡辩家,比如‘诸子百家’里‘名家’的公孙龙,他也提出过一个著名悖论,叫‘白马非马’。
那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在研究与批判‘诡辩’的过程中创造出‘形式逻辑’来呢?再说‘名家’,‘名家’也取得了很多逻辑学的成果。
但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学最终成为古希腊的传统,而名家这个学派后来却几乎没有了继承人。
这是为什么呢?”“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的思维。
她可以说是最难的科学,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感觉表象,需要研究者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另一方面,她也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科学。
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同时又是最简单、最初步的,而且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例如:有与无,质与量,等等。
但这种熟知往往反而又加重了逻辑研究的困难。
因为,一方面我们总以为不值得费力气去研究这样熟悉的东西。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观念,逻辑学去研究、去理解所采取的方式,却又与普通人业已熟悉的方式不相同,甚至正相反。
比方说吧,”杨若水道,“逻辑课会花很大的篇幅讲授一些最基本的、最浅显的道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不是‘非’,‘非’不是‘是’;不‘是’就是‘非’,不‘非’就是‘是’。
听起来就象绕口令一样,你说学起来枯燥不枯燥――可是,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掌握了逻辑学,只是锻炼了学习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之前,我们提过中国人很‘务实’,很‘务实’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对这样一门‘务虚’的学问感兴趣呢?”“记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也点评过‘名家’――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周秘书叹了一口气,“如此说来,‘名家’没有继承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
更不要提汉武帝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还有一个问题,”周秘书道,“形式逻辑学非常枯燥、深奥,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也不是非常紧密。
在古希腊那个年代,恐怕只有‘老学究’们才会对她感兴趣。
形式逻辑学是怎样从‘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被西方人广泛接受呢?”“这都要归功于一本书,”杨若水道,“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形式逻辑体系的普及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