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第七讲接着上一次的后尾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二个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另一个是卡耐基梅隆，最后一个是新历史学派，在他们核心的方法和利弊上次说了一下。

芝加哥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是“成本”概念，也就是主流经济学——伦敦经济学派流传下来的现代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和资源配置。

我们知道这种资源配置的方法是忽略财富增长的效应。

所以这是当代的也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论。

芝加哥学派由“成本”发展出“交易费用”的概念。

USLA是由芝加哥大学出来的几个教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分校，后来成为一个学术中心。

“交易费用”——就是把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机会成本”运用于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分析的着眼点是局部均衡，也只有在局部均衡条件下才能定义交易费用（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不太可能定义交易费用。

）抽象程度式根基松动一些的是williamson即卡耐基梅隆的案例分析方法，主要是从商学院里发展起来，做大量的企业研究案例。

虽然抽象层次稍低但不会出大错，凡是有头脑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在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之前或之后，为了说明这个概念，必须用生活中的案例（事实）来说明（包括Alchian这样的大师）。

没有现实基础的概念，主流的很多经济学家不会对之作深入研究。

Williamson的案例研究方法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方法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由于抽象不够，在理论上缺乏体系（这是不利之处）。

卡耐基——梅隆学派把“交易费用”做了详细切割，划分出许多具体的概念，运用于不同案例所代表的场合。

例如在“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度”两个抽象程度较高（因而应用非常广泛的两个概念）下的交易费用和契约形式等等。

理论经过这一步的发展加上博弈论专家的工作，博弈论与制度分析开始结合，当代契约理论成为这一结合的产物。

比卡耐基——梅隆学派抽象程度较低的North的新历史学派。

这个学派远离逻辑的静态思维，而更接近于历史过程。

新历史学派完全进入到西方的历史过程、财富增长过程、奴隶制度的过程（Bazel的工作），他们用“交易费用”解释制度的发生和衰落。

这种方法只能运用于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不能抽象为解释普遍的历史过程（如我们中国的历史过程）。

新历史学派缺乏逻辑概念（康德意义上）的彻底性，North的新历史学派和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庞大的政治学研究基地有很好的结合。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切近地解释西方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大范围社会变迁）和更深入到具体的因素，例如心理和认知方面的因素，引入文化差异等等因素（但这些都是西方的具体的历史的，而不能抽象成“普遍”意义的）。

但我们在评价时，须在价值这个维度上有价值判断，如应该运用三个学派中哪一个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这三个学派已经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路概括了。

在评价标准上，这三个学派的“用处”都在于解释世界，极端的看法如Friedman“只要更好地预测了现实，假设不必真实”。

制度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内的位置如下：（以便有整体的把握）在图中，表层的是可见的，下面是不可见层，有三个主要的层次。

最可见的层次是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为了用实证的分析和解释经济绩效的差异，同为统计数据显示了各国、各地区以及各企业之间有差异。

有差异就会提出理论（按康德的看法），这时就会深入到表层之下，这样就有行为的及可观测制度在行为的制度也会有可见层次和不可见层次。

我们研究的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制度经济学，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会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人（这样就有不可观测的部分），另一方面是科学（这样又必须有实证的部分在里面）。

所以在第二层次的表层下我们显现非正规的（不可见）以及行为的偏好、心理因素（不可见）。

Coase就试图打开生产制度，研究经济绩效下那个层次——生产的制度结构（商学院的思路，是通过案例观测人们的行为，西蒙在关于行为的研究和交互行为的数学模型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商学院从行为学（偏好、心理）出发，时刻实证地测度行为本身。

然后从行为特征来选择生产的组织，如丰田公司的零库存法生产方式。

再往下，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概念的特异性而不是普遍性。

如比较三大汽车公司可以发现，两者的企业文化和行为是非常不一样的。

要解释这种差异，就须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呢？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都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州的文化传统里，要找共性就必须放到社会文化传统里来（见汪丁丁《把握“未来”》里关于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

在文化传统里提供了最概括的共性。

让我们能抽象基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文化传统中也有可见的部分（文明/物质的行为模式），对于行为模式的可观测性是饮食文化中的行为模式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不可见层次是精神的（不可见的）。

凡是人文的学科在底层的不可见部分。

制度分析一方面涉及可见部分（正式制度），这是实证的；另一方面，又涉及不可见的部分（心理的、情感的、文化的等），这方面有人文性。

所以制度分析处于社会科学和人文之间，纯粹的自然科学只处于生物的秩序，物的秩序不涉及主题间性，所有的概念在这里都具有最高的普遍程度，不用考虑特异性。

而另外一个维度就涉及主体间性——社会科学（见汪丁丁《知识动力学》）。

为这两个维度提供价值判断的是人文学（文化哲学、艺术等）。

社会科学的困难在于必须兼顾人文的价值判断和物的秩序这两个维度，否则就不能称作社会的、科学的。

纯数学的经济学是科学，不是社会科学。

真正的经济学一定是介乎这两个维度之间。

综合起来，用下面这张图来描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目前状态：（参见North（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一章），为什么用这个参考书，因而芝加哥学派的交易费用发展了。

图1图2用交易费用不能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前状况。

图中从经济行为开始（见米塞斯《人类行为：附论经济科学》），很多好的著作都会把经济行为放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考察，才能有好的把握。

米塞斯就是把经济行为放到人类行为中去考虑，他的著作有中译本。

经济行为是一个过程（不是静态的），是一个专业化和分工的过程以及协调分工的制度，制度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右边是经济资源的配置与绩效（静态的），包括效率在主流经济学里肯定是静态的；左边是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这里包含世界观。

知识结构所导致行为的差异。

以上是第一个层次结构。

第二个层次是激励结构：从经济资源配置与之相连的价格体系及诱致的制度变迁（从农业经济里发展出来，由价格变动引发的变迁）；然后主体的心智结构对经济行为有一个反省的过程，会对自己的世界观、知识结构调整，从而影响行为，这是主体和激励结构通过评价的联结。

这样incentive structure就有了主体，不同的激励结构（制度问题）导致不同评价、反省的动力和方向。

但什么因素决定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呢？即制度由什么因素决定？作为均衡的制度是可观测的，可以实证的，这就有了科学的基础。

即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即Social Game （见汪丁丁《社会博弈》1996经济研究），在这个层面上激励结构是作为一个均衡的格局。

社会博弈（Social Game）这个词最早是由丹尼尔·贝尔（政治学家）提出来的，贝尔是公认的美国几大思想领袖之一，他指出：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工业时代的特征是人与机器的博弈，即人和人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手段之间的博弈；前工业时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

这样有了可实证的作为一般均衡的博弈，就可以理解激励结构（不是静态的）。

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个社会物质丰足的程度——物质条件，物质条件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博弈（这是物的维度），这是物的限制条件；从主观（心智结构）出现也有一个限制条件，主体要对行为进行阐释，这种阐释是为了赋予“生命”以意义，每个人都有这个维度。

所以有两个大的方面，即物质生活条件和心智结构对“生命”的阐释影响社会博弈均衡的格局（目前在数学（拓扑）的基础上还不能证明这种社会博弈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上述的这一部分在概念上可以帮我们理解最广泛的制度现象，但还不完备。

所以还必须往下推，任何社会博弈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ture），基本权力在人群中有一个分布，然后有社会博弈（这是法兰西学派的贡献）。

社会的权力结构是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弗科），它影响到以上的所有环节，如官商就因权力而不同；而反省也一样，有绝对权力的人是绝对不反省的，因为没有必要反省。

知识也是一种权力，知识权力的配置不同也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现在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及数码的鸿沟（digital gap）都是因为知识权力在现代社会的分布数变化而引发的。

那什么是权力呢？（见《政治学导论》政治学家达尔著），他认为权力（power）就是对他人的影响力，那什么是影响力？这就必须把子集放回到母集中去理解和把握（这是康德的方法），权力其实是一个“场”（弗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权力，所以每个人都会反省自己是怎么应用权力的。

（普遍的腐败就是因为缺乏对权力的反省）。

如果问什么因素决定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的调整？这就又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广义的）这个层次。

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在这部分，我们讲新制度学的“成本”概念，把“成本”分解，即杂合的“分殊”，是科学进步和知识深化的唯一方式。

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the value of the most alternative opportunities”，而经济学家在任一应用领域可以用的是指出这一成本的内涵。

（应用引论中讲的康德的三种思考方式来讨论“成本”的概念），我们应注意到经济学这一成本概念所预设的前提：1）“机会成本”是主观的价值判断，即客观上“效用/价值”的立场，这来自奥地利学派“边际革命”，即一切价值的最终标准都是在主体的意识当中，故“机会”与“成本”均有对谁的问题。

奥地利学派的哲学基础非常扎实。

经济学上应用的“边际分析”就是从当时边际革命之后开始，边际的原始含义在奥地利学派里并不是现在教科书上讲的，如marginal cost, marginal utility等。

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思想是过程——market as a process（作为市场的过程），因为奥地利学派在哲学上强调时间，而不仅仅是空间，西方人在主流上是线性进化史观。

在这个市场的过程中竞争得到展开，信息被揭示出来，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置。

现在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忽视时间给制度分析带来的缺憾，并试图弥补，但缺良好的数学工具，我们希望在代数结构里有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客观价值论。

2）所谓的成本是因“选择”而引起的，没有“alternative”就谈不上“成本”，这是实践理性的立场。

所有的成本是主体的自由意志的“成本”（因选择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