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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真实形象弗兰克·克莫德曾在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结局的意义》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提纲挈领的，它使此前的一切显出了意义，开篇、中段似乎只是为了它而存在。
线性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末日大审判，有始有终，而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源头和终点，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某个视角或以某人为中心截取出一个大概来，使之成为头尾俱全的故事。
如果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学潮也是一个故事的话，它有没有象征着正义实现的收束之处？以往学界被“驱杨(荫榆)倒章（士钊）”的口号所迷惑，总是取鲁迅和许广平似乎交代明白了的立场来讲故事的结局，那就是造反学生1925年11月底、12月初的“复校”。
平心而论，对某些人而言，“驱杨倒章”只是为达到目的——易培基出任校长、教育总长——创造条件。
在大量关于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叙述中，英雄（主角）鲁迅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易培基（以及背后的李石曾）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的，在前台一闪而过，仿佛是来暂时填补一个无聊的空白。
【吴奔星先生的长文《鲁迅和“女师大风潮”》（写毕于1976年10月，载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聊城印刷厂1977年10月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第二辑《鲁迅在北京》，第94页至147页）史料翔实，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这一话题叙述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
文章以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3日新任校长易培基到任作为学潮“最后的胜利”。
易培基只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人物，与此前学生的一切抗争了无关涉。
更常见的是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彻底回避易培基。
】鲁迅自己要对此负一点责。
11973年7月，顾颉刚在他1925年8月的日记后补记：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攮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
慕愚（谭慕愚，即谭惕吾）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曾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
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第659页。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凤凰资讯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顾颌刚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
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
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
”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
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
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
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
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
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博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论敌。
顾颉刚的硬气口金星陈丹青的文笔显然要比他的画笔犀利，近读他的《笑谈大先生》，在提到“文革”后一代文人的模样时，他用了“坍塌”一词。
文中写道：“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
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
”这大半是事实，但在那浩劫中，并非全因扭曲而坍塌，宁折不弯者也是有的，如不一般的历史学家顾颉刚。
“文革”开始后，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顾颉刚，自然也得参加运动。
那时他已70多岁，依然每日上班。
由于挤不上公共汽车，他只得带着毛笔、墨盒及简单的午餐步行来往，到所里接受揭发批判和写交代材料及外调材料。
开批斗会时，批斗对象要站在台上自报身份姓名和罪行。
如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当他报名何其芳时，台上的红卫兵立刻吼道：“什么何其芳！何其臭！”他立刻应声改口道：“何其臭！何其臭！”不与群众顶牛。
但轮到顾颉刚时，他总是出人意外地从容报道：“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
”不管台上的红卫兵与台下群众如何叫嚷、叱责，他仍不改口。
陪斗的也有一些比他年轻的人，大都觉得他太迂腐，又怕他挨罚，常在会后悄悄地提醒他。
不料下一次批斗会，他照样如此。
当时社科院的食堂里有一个炊事员，喜欢羞辱从台上下来的批斗对象。
有天傍晚，顾颉刚正要下班回家，那炊事员突然将其截住，历数罪状，试图逼其认罪。
但顾颉刚一言不发，兀自昂首伫立。
炊事员自觉无趣，讪讪而退。
顾颉刚的硬气，早在与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就表露无遗。
他与鲁迅在1918年就认识了，还时相过从。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就提到过他们的交往，而顾颉刚在《古史辨》等书出版后也曾寄赠给鲁迅。
但不久因思想、观念及学术主张等分歧，彼此间就渐渐地形同陌路起来，但言语的冲撞依然有，最后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确切的证据是顾颉刚曾致函鲁迅，“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可以明了”，还是“听候法律解决”。
鲁、顾交恶，其实并非那么的复杂、纠结。
鲁迅憎恶顾颉刚，大概不出两方面原因:第一，鲁迅认为顾颉刚乃“胡适之的信徒〞、“胡适之陈源之流〞，属“现代评论派〞，而陈那么是鲁迅深恶痛绝的人。
鲁迅爱憎清楚，对敌方不稍宽假，爱屋及乌，恶其余青，是他刚直的一面，也是“派性〞清楚的一面，第二，鲁迅到厦门大学之后，看到顾颉刚所“汲引〞的熟人朋友达六七人之多，认为顾先前所宣称的“不问外事，专一看书〞是骗人的话;还有比拟重要的一点，是鲁迅也感到了顾颉刚和他“安排的羽翼〞对自己的“排斥〞(《两地书》)。
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涉及顾颉刚的那局部书信中，隐去顾的真名，以绰号“朱山根〞代称之，熟悉内情的人一望便知那就是顾颉刚，这说明鲁迅首先把一件原本属于小范围内的事情全部公开化、社会化了，此前即1927年5月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已有所披露，但未连带更多的人和事。
顾颉刚在同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夜在处始见鲁迅《两地书》，其中骂予之语皆彼之‘疑心生暗鬼〞，(《日记》第三卷)。
顾颉刚由此终其一生不再原谅鲁迅。
顾颉刚也清楚，鲁迅最恨的人不是胡适，也不是陈源，而是顾本人，他推断原因，约有四条，其中主要者有两点，第一，自己最先揭露了《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二，自己是胡适的学生(《日记》第二卷)。
关于鲁迅抄袭事，顾颉刚在1927年2月21日日记中有一条记载:“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
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
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
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
〞(《日记》第二卷)由此可见，鲁迅应该早就知道谁是始作谣言者。
1935年底，在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作后记中，鲁迅慨叹道，“男盗女娟〞，这是“人间大可耻事〞，现在《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盐谷温的著作也早有了中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自己背负了十年之久的“剽窃〞恶名，总算可以卸下了，而陈源那么将永远无法洗刷造谣、说谎的罪名。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
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
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
江苏苏州人。
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
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
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
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
但此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
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
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
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
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
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
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
70东方论坛一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No.1,2021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摘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的注释过程中，注释者除查阅文献资料外，还访问了与鲁迅著作内容相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
史学家顾颉刚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自然在被访问之列。
在接受访问及与注释者的通信中，顾颉刚以平和坦荡之心，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但在自家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
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历史的明与暗、思想的显与隐、文本的表与里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这成为考察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一个突出个案。
关键词：顾颉刚;《鲁迅全集》；注释；心态史中图分类号：12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21)01-0070-12在迄今各版本的《鲁迅全集》中，对鲁迅作品的注释，始于1958年版。
①这一版《鲁迅全集》由冯雪峰主持，林辰、孙用、杨霁云、王士菁等担任收集、整理、注释和编辑工作，②“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③，共撰写注释5800余条，约54万字，为鲁迅作品的阐释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此后的注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注释，出现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
这一版针对1958年版注释的不足，从1975年底开始,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对此前的注释进行修订和补充。
“征求意见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幽力、财力，查阅旧的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和知情人，先后有近200人参加了注释工作。
④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全国性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注释总数达23000余条,240万字左右，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
《[《顾颉刚日记》中的钱钟书] 顾颉刚日记》摘要：抗战结束后，顾颉刚与钱钟书在上海重新聚首，不过，来往很少，只有1946年9月25日的日记中简单地记载着“钱钟书来”，此时钱钟书冷眼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便劝告顾颉刚，日记1978年5月5日说：“遇钱钟书，致箴言，我过于爱才，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即不忍使其埋没最近关于顾颉刚的讨论很多，话题多半是由近年台湾出版近六百万字《顾颉刚日记》引起的。
作为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顾颉刚在古史、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以及古籍整理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关于顾颉刚的生平和志业，早前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不少相关的研究著作得知一二，如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顾潮《顾颉刚年谱》、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以及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等。
但《顾颉刚日记》的面世，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我们过去对于顾颉刚的认识。
此书北京中华书局据说也要出版，但说了多年，至今不见面世。
而且鉴于各种原因，将来正式出版时恐怕也多半不能完璧。
《顾颉刚日记》保存了顾颉刚长达六十余年(1913年及1919年是片断，1921年后基本完整)的所思所想，他的学术、事业，他的爱情和家庭，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几乎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不但顾颉刚本人将之视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后世读者也会被其中所蕴藏的大量丰富的史料所吸引。
仅就现代学术史而言，《顾颉刚日记》中就保留了他与大量学人的交游。
顾颉刚少年成名，一生处于学界的核心，现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联。
如今其日记出版，我们自然可以对诸如顾颉刚与鲁迅之关系、与傅斯年之关系、与胡适之关系等问题加以考察，这些问题关涉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上的重大关节(如与鲁迅之关系，自然关涉鲁迅的创作、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前后心态；如与傅斯年之关系，则关系到史语所的创立和宗旨以及顾颉刚本人竭力培养古史辨派的问题；与胡适之关系，更与新文学运动初期考证《红楼梦》以及建国后批判胡适运动等有关)。
鲁迅和顾颉刚开列的书目韩 府 半个多年世纪前,鲁迅先生应好友许寿裳先生之请,为他的儿子许世英开列了一个“中国文学入门书目”。
这个书目正如许寿裳先生所说:“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的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单扼要。
”这个书目内容如下: 一、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二、辛文房(元):《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三、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四、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五、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
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六、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七、《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八、《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九、《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十、《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十一、《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十二、《今世说》王 (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据孙伏园先生说,鲁迅先生这个书目是为极熟的子侄辈开列的,因此有些地方写得相当随便。
如第三、四两部书,只简单的写了“全上古……隋文”和“全上古……隋诗”,这两部书的全称应当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但总的来说,先生是很认真很细心的,不但写出书名、作者,以至作者生活的朝代,有的还指出较好的版本以供选择。
尤为重要的是,鲁迅先生还加了简明扼要的评语和说明,虽只寥寥数语,但往往画龙点睛、一语中的。
比如关于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其优点自然是简明易读了,但它的缺点是“作者所认为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所以,补救的办法是“最好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