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真实形象弗兰克·克莫德曾在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结局的意义》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提纲挈领的，它使此前的一切显出了意义，开篇、中段似乎只是为了它而存在。
线性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末日大审判，有始有终，而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源头和终点，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某个视角或以某人为中心截取出一个大概来，使之成为头尾俱全的故事。
如果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学潮也是一个故事的话，它有没有象征着正义实现的收束之处？以往学界被“驱杨(荫榆)倒章（士钊）”的口号所迷惑，总是取鲁迅和许广平似乎交代明白了的立场来讲故事的结局，那就是造反学生1925年11月底、12月初的“复校”。
平心而论，对某些人而言，“驱杨倒章”只是为达到目的——易培基出任校长、教育总长——创造条件。
在大量关于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叙述中，英雄（主角）鲁迅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易培基（以及背后的李石曾）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的，在前台一闪而过，仿佛是来暂时填补一个无聊的空白。
【吴奔星先生的长文《鲁迅和“女师大风潮”》（写毕于1976年10月，载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聊城印刷厂1977年10月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第二辑《鲁迅在北京》，第94页至147页）史料翔实，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这一话题叙述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
文章以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3日新任校长易培基到任作为学潮“最后的胜利”。
易培基只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人物，与此前学生的一切抗争了无关涉。
更常见的是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彻底回避易培基。
】鲁迅自己要对此负一点责。
1
1973年7月，顾颉刚在他1925年8月的日记后补记：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攮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
慕愚（谭慕愚，即谭惕吾）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曾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
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第659页。
关于故宫盗宝案的细节可参考1937年9月30日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宗侗提起公诉时所提供的上下两册《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
起诉时被告“在逃未获”，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审判未能进行。
又据维基百科，易培基于1937年9月在上海病逝。
1934年的《华兴周刊》（第31卷22期，日期不详）曾报道，易培基案发后已入籍“满洲国”，既已成为“外国人”，公诉就难以进行】
最后一句，大致不错。
由于鲁迅自己对易培基继任校长“默无一言”，诸多关于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有意)忽视的，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仿佛可有可无。
驱杨是为了迎易，这是李石曾一派蓄谋已久的。
学潮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郑奠（介石）在五十
年代的回忆文章里称赞鲁迅复校后只管教书：“到了复校以后，校长继任有人，他就事事谦退，只管讲课了。
这是多么值得敬佩的风度啊！”（《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原载1956年10月19日《文汇报》。
转引自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郑奠不提校长之名，也是故意为之。
他应该知道，鲁迅实际上另有隐衷。
1925年6月13日晚，鲁迅心情郁闷，提笔给许广平写信。
许广平等六位学生已在5月9日被除名，两天后学生自治会也硬碰硬，强封校长办公室。
章士钊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5月7日下午，一批学生越墙跳入章士钊在魏家胡同的住宅“将各屋门窗打破，捣毁什物无算，警察竭力制止不服，且有将沈署长暨巡官某等殴伤情事”。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243页）5月12日出走，一直到7月28日重新被任命为教育总长。
在这僵持状态中，鲁迅感到无聊，告诫许广平，性急发脾气，“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笔者以为，凶兽样的羊和章老虎，还有段祺瑞那种已无军队可使的过气的军阀，公开骂骂也无妨，可见都不厉害；《现代评论》各色各样摆出“正人君子”模样的鬼魅，遇到有人脱光衣服叫阵，碍于面子和假惺惺的风度，不敢赤身应战，同样毫无威慑力。
“阴柔人物”就不一样，他（们）有军力（国民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和学生可恃，“社会技术”高强，还得罪不得。
鲁迅接着笔锋一转，点明中国与英日“经济绝交”，获利的将是第三方美法商人。
下面这几句话，就不再是谈中国抵制英货、日货了：“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
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
”鲁迅强人同己，又怀疑某某（原信为孙伏园）似与陈西滢暗中联络，但是紧接下来的文字，又另有所指：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
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
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
即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
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
（《鲁迅全集》，第11卷，第91页至93页）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辈，不是怎么“阴柔”（《晨报附刊》撤下鲁迅的小诗《我的失恋》，他搧代理总编刘勉耳光，还追着他大骂）。
鲁迅此处另有专指，“巧人”的资历要比孙伏园深得多，如果能从驱杨运动中“自利”，应该是校长职位的竞争者。
为天下的互助，听起来有点克鲁泡特金式无政府主义的余音，在当时的北京，很容易使人想到北大生物系教授李石曾——“最早介绍互助论者”（李书华用语。
见李书华《七年北大》，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98页）。
许广平倒比较达观，她在6月17日信上劝鲁迅不要为孙伏园生气。
她知道“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的心思”：
即如我校风潮，寒假时确不敢说开始的人们并非别有用意，所以我不过袖手旁观，就是现在，也不敢说她们决非别有用意，但是学校真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只得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谋第二步的建设。
……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而因此而来的举动，却也许被第三者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也就甚似被人所‘利用’了。
这是社会的黑暗，傻子的结果。
（《鲁迅全集》，第11卷，第96页）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
两个带了“不敢说”的双重否定句，将运动背后的党争说出来了。
“巧人”“阴柔人物”与收渔人之利的“第三者”隐隐重叠。
“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几个字应该重读，隐含着许广平与“别有用意”的“她们”的分歧。
易言之，“她们”属意于某人，非得此人当校长，现任校长不论是谁，都应让贤，所以她们的“不满于杨”也许只是服务于目标的手段。
鲁迅不会读不出这层含义。
两人都有点隐忍不宣，说明白了就有失体面，两人间那点迅速壮大的感情，也就颓然而废了。
许广平在此前（3月26日）致鲁迅信上倾吐自己“满肚子的不平”时就说起“色采”：“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于校长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其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
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更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
虽则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采在内。
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页）鲁迅久处官场，又熟谙女师大内情，能在纷纭的表象背后，政治与利益之间，发现有趣的连接。
国民党的“色采”，他怎么会不知道？
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封锁校长办公室，向教员发出恳请维持校务函，上面写道：“生等……驱逐劣迹昭彰之校长杨荫榆，谅诸先生早已洞悉。
不料杨氏深为利禄所蒙，希图恋栈，数月以来，不听学生自治会职员之婉劝，自行引退，以让贤能，而竟任情专横，……。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274页）“以让贤能”中的“贤能”为谁，拟就这份信函的自治会骨干心中有数，她们的目标未必是许广平（与鲁迅）的目标。
《两地书》作者只取笑章士钊想在女师大任用的人物，只字不提自己心目中的校长理想人选。
让许广平和“她们”分别讲述学潮故事，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结局：许广平选取杨、章狼狈逃出角斗场为结尾，这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叙述，“她们”则会把易培基继任校长作为完美的收场。
假如许广平相信她和鲁迅驱杨立了头功，那么抢权夺位的第三者确是“不劳而获”。
但从易培基（以及他身后的李石曾）方面来看，他在黄郛临时摄政内阁署理教育部总长，做过两周鲁迅的上司，上下级合作反对“军阀”，绝非纯粹的利用。
鲁迅在1932年12月编《两地书》时有所取舍、添补。
1925年5月至7月间正是关键时刻，不少信件未见收入。
鲁迅说的“阴柔人物”或“巧人”也正是师生两人在这特殊时期依恃较多的实力派，不提名字是最妥善的办法。
这些大人物到了1932年、1933年之交，不论是在北平，还是“首都”南京，名声已经不好，将他们的名字与“驱杨倒章”相联系，甚至外泄他们的领导地位，女师大学潮就可能失去其政治、文化上的纯洁性。
但是他们仍然身居要津，时时可能反扑。
鲁迅承认，这本书信集的内容并不是“最显真面”的，“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
另一方面，当初“推测天下大事”也很
糊涂：“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鲁迅想借此说的，除了对北伐、国民党深深的失望，也有对自己的责备。
斗倒杨荫榆、章士钊，教育的前景就一片光明了吗？信中含糊的地方多（也有后来添加文字、故意不含糊的），“欢欣鼓舞之词”却难见到。
现实中，还真有些应景的“欢欣鼓舞之词”，它们都刊载于《女师大周刊》118期，重温一下，约莫可知何谓“巧人”，何谓“梦呓”。
2
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学生举行仪式欢迎易培基就任校长。
段祺瑞执政府已在1925年12月26日改为内阁制，许世英（曾被杨荫杭传讯）任总理。
12月31日，易培基在新内阁出任教育部总长，前一日，冯玉祥指使部将张之江枪杀徐树铮，段祺瑞大恸，不能视事。
鲁迅、许寿裳和许广平先后登台演说。
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鲁迅自称，原定总务主任马幼渔代表校务维持会致词，因马生病，由他代替。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33页）他非常注意教育维持会与他自己所属的校务维持会的主从关系：
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
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
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
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
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
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
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
（同上）
鲁迅顺便宣布校务维持会自行解散（同一日校务维持会发表的《交卸职务宣言》声明：“本会认为责任已尽，即日将代行职权，奉还新任校长，同时自行解散。
……今者宵人伏匿，女学重光，校长得人，群情大慰。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28页至329页），这“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
为什么？“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
”他说的“恢复之初”，当指9月21日女师大在宗帽胡同临时新址开学的时候，当时李石曾和易培基就在现场。
至于“向来的希望”，还透露出一点别样的信息。
“向来”有“一贯、从来”的意思，那么“大家的公意”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又证明，易培基取代杨荫榆的结局，鲁迅早有听闻。
还得简单介绍一下女师大校外的“教育维持会”和校内的“校务维持会”。
根据标准版本的女师大学生运动史，与杨荫榆的冲突始于1924年11月三位学生被勒令退学。
这次事件与黄郛摄政内阁尤其是当了两周（11月10日至24日）教育总长的易培基有无关系？如此
重要的问题居然长期被忽略了。
1925年寒假前（1月18日），学生自治会发布宣言驱杨，如有“色采”，即不能排除学潮因易培基而发动。
从此杨荫榆无法正常履行校长职责。
5月9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六位学生后，许广平也不再从事她个人的驱杨运动，转而谋求外界“有力的援助”。
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陪伴下返校（所谓的“八一惨变”），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包括许广平）到中央公园招待各界，请求援助，当日二十几个团体决定成立组织。
8月3日，代表们到北大集会，议定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维持会，推易培基为正主席，顾孟馀为副主席。
许广平所说的风潮初起有人“别有用意”，用意为何，昭然若揭：这位正主席就是欲收渔人之利的“第三者”。
几乎与此同时，李石曾夫人亲临女师大督战，学生公开在媒体上放风，希望易培基担任校长，而杨荫榆也要提出辞呈。
8月7日，教育部决定解散女子师范大学（意味着要将占领校部的学生请出），在女师大校址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
当日下午五点，女师大部分学生开会（鲁迅与会），商量如何维持女师大的校务。
13日中午，鲁迅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出席徐炳昶、李宗侗（李石曾侄）主持的猛进社午餐，餐后去女师大，校务维持委员会正式成立，鲁迅被推为委员。
该会与老上司易培基主持的女师大教育维持会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
次日，教育部发表鲁迅的免职令，章士钊自己也岌岌可危。
8月22日刘百昭率“流氓女丐”“毁校”，将24位学生强行迁往报子街女师大附设补习学校（许广平则到鲁迅故居南屋暂住），校务维持会一周后决定转移到宗帽胡同办学。
四天之前，北大评议会在李石曾、顾孟馀操纵下通过脱离教育部议案，胡适等教授向表决中缺席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提出抗议，两次要求复议。
26日，北大李石曾一系发布反对章士钊宣言，签名者包括浙籍的三沈二马二周。
鲁迅大概还是第一次与李石曾一起出现在这类公开发表的文书上。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15页至316页）28日北大召开教务会议与评议会的联合会议，李石曾等人坚持该会没有复议权，将联席会议改为没有表决权的谈话会。
（详见胡适《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载《胡适文集》，北大出版社，第11卷，第111页至116页）
9月21日，这个大大缩小了的女师大在临时校舍举行开学典礼，据第二天的《京报》报道，参加的人士除了许寿裳、马裕藻、郑奠、沈士远和周氏兄弟等校务维持会成员之外，还有李石曾、易培基（两人名字排在众人前面）、雷殷等国民党要员。
会议开始后的第一项内容是教育维持会报告，然后是校务维持会报告，接下来是师生代表致辞、演说。
（转引自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至第9页）这时，所有参与女师大校务维持的人士都有默契，今后校长当然要由易培基来担任。
在许广平1959年写的《鲁迅回忆录》（这是经人修改的）中，有这些文字：“章士钊对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
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
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
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为鲁迅站在青年一边——作者），将来给你做校长。
’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参加斗争？所以不予理会，于是章士钊就越权（旧制度职务是总统任命，总长无权撤换）撤鲁迅教育部件佥事的职以泄愤。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15页。
章士钊先生夫人吴弱男当时还健在（1961年在北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活动），许广平指名道姓，不避秽语（“登坑”），让人无语。
章士钊是否打算将“内助”升为“外助”，根本无法查证。
如果真有，那用流氓无赖的话来说，就叫“找打”。
他一上台就处处受阻，自己怎么不知道？5月7日暴徒已经加他以“禁止爱国”的罪名将他在魏家胡同的住宅击毁，随时可以重复一遍。
许广平曾说章士钊派人宽慰鲁迅，表示以后请他做校长。
这一说不可靠。
章士钊5月7日“毁家”后数日逃离北京，还不知鲁迅卷入此事已深；他7月底复职之后，李石曾一派气焰逼人，谅他也不敢故意搬出鲁迅来与易培基作对，世故的鲁迅更不敢公开败了地位在他之上的“互助”同志的兴致。
李石曾略施小技就可以将鲁校长驱逐。
“欢欣鼓舞之词”也见于教务主任、会议主持许寿裳的演说词：
幸而现在都好了，本校已经完全恢复，师生全体所日日希望的校长易先生来了。
真如大旱之见云霓，忻慰之至。
我想不但本校师生全体，凡是今日光临的诸位来宾，从前既以高谊援助本校，现在见了胜利，也都是一样觉得快慰的。
“日日希望”也可以解读为期待已久，因此这“胜利”是有目标的奋斗的结果，而非偶发空缺碰巧有了人选。
胜利非他，易培基长校是也。
从此学生“前路光明无量”。
许寿裳的口气也很谦抑，作了“退居于教员的地位”的表白。
与鲁迅不一样，他声明自己是“中途加入”。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34页至335页）作为杨荫榆的前任，他在这等场合一定得避嫌。
许寿裳感谢“诸位来宾”，没提姓名。
两位人士不论在场与否，都是至为重要的：一位是齐寿山，一位是李石曾。
8月24日，许寿裳与齐寿山联名发表宣言，抗议章士钊将鲁迅除名不合规程（“视部员为家奴”），二则两天前嗾使警察到女师大“殴逐女生，惨酷备至”。
为此两人宣布“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01页）章士钊绝非对手，这是两人所深信的。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写道：“我们对于章士钊的这些举动，认为无理可喻，故意不辞职，而等他来免职，也不愿向段祺瑞政府说理，所以发布这个宣言。
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后来之所以在平政院提起诉讼，还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才做的，结果是得到胜诉。
”“朋友们”是谁？（《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陈漱渝主编，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56页）两人都是鲁迅的朋友，而齐寿山与李石曾是同乡（河北高阳）世交（齐父齐禊亭是李石曾老师），在齐如山（齐寿山之兄）和李石曾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两家交往的记录。
（见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章）李石曾是“三朝宰辅”李鸿藻之子，因排行第五也称“李五爷”，又是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的监察委员会常委，在西山一带办社会事业颇有成就。
拜冯玉祥政变所赐，李石曾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把持中俄、中法庚子赔款委员会，在当时的北京，他的权力（包括社会动员能力）已凌驾于教育部之上，几乎是无冕之王。
从1924年10月下旬直至1926年春，控制京畿地区警备的是直系将领鹿钟麟（同为河北望族之后），李石曾以军力为后援，不把已经失去兵权的段祺瑞放在眼里。
当时的教育界也是唯力是视，段祺瑞没有貔貅十万，“随风可倒”。
许广平在发表于1940
年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里的一句话道出了段祺瑞在她和鲁迅心目中真实的地位：“那时几乎军政不分，成为最畸形的挂着民主招牌的一种局面。
而段祺瑞，他已经是落后的旧军人，没有什么实力的随风可倒的纸老虎。
”（《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110页）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开除谢持、邹鲁党籍，李石曾作为五位中央监察委员之一，却未与会。
西山会议在李石曾的地盘召开，李石曾未正式列名，可见他与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关系颇为微妙。
据“培良”（向培良）发表于《女师大周刊》120期的《从八月一日到二月一日》，校长就职仪式上演说的还有“李先生、徐季龙先生”，前者必然是李石曾，后者即徐谦。
这篇战斗纪事的结尾与鲁迅、许寿裳欢迎词的基调一样：“从此本校就进入光明之途，无限的希望都要次第实现了”。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269页）
接着鲁迅、许寿裳演讲的是已经加入国民党中某派的许广平。
她是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在会内的地位不及主席刘和珍。
请她作为代表，也可以有另一层意思。
上一年5月27日，许广平信告鲁迅，有个组织看得起她，想拉她参加。
组织或有“党的范围”，纲领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掺合，还有“什么什么”（案：不便说出，或指极端手段）。
鲁迅30日作复：“所云团体，我还未打听，但我想，大概总就是前日所说的一个。
其实也无须打听，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
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
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
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稀奇。
”（鲁迅、景宋著《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60页）“前日所说的一个”是见面时所说，信上没有留下痕迹。
当时的北京，最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当然要数李石曾，他虽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一生未曾放弃给他带来无数实惠的世界主义理想。
鲁迅自己所倾心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有斯蒂纳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对中国式“有首领”的安那其组织就不能从心底里赞同，不过也没有阻止许广平加入。
事到如今，没有外界组织起来的声援，怕是难以取胜的，这也是鲁迅半带调侃地说“互助”的原因。
鲁迅在编《两地书》的时候，这些文字有可能暴露出作者与李石曾较特别的关系，而李石曾因大学区制失败、用人不当、故宫丑闻等原因大受损伤，还是应该让它们彻底消失。
还得补充一点：李石曾生于他家在北京南城菜市口绳匠胡同的宅院（严嵩故居），并在那里长大，他家的南邻是许应骙，（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8页）许广平的叔祖。
这是寒暄时可用的谈资。
许广平代表学生自治会演说，如此开场：
今天易先生来当我们学校的校长，实在是我们学校向光明之路的一个开始的日子。
易先生与我们学校，以前本无长久的历史关系，前次因为不满意前校长杨先生，请她退职。
我们学生，只为求学，并不知道谁是研究系，谁是政学系，谁是国民党。
我们为求学而受摧残，只知求正义的力量有力的援助。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