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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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军发展简史新建陆军是清政府于清末,命袁世凯编练的一支新式陆军。
北洋新军乃是这支新式陆军中位于北方的六支主力部队的统称,其他地区的新军规模,装备均无法于北洋新军相比。
因此可以说北洋新军乃新建陆军之主力,再者北洋新军后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因此后世多有将“北洋军”当成新式陆军之统称。
事实上,北洋军之概念并不严格等于清末的新式陆军(但大部分情况下可以通用,下文一律以新式陆军通称)。
新式陆军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武器精良,编制合理,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诸多空前的变革。
新式陆军中,北洋军后来因政治变动沦为军阀私兵,其将领大多成为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南方各省之新式陆军则被南方各省军阀瓜分,逐渐消亡。
历史背景满清军制向以八旗,绿营为国家正规军。
八旗为旗人组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
绿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协,标分守各地。
后八旗,绿营逐渐腐朽不堪用。
嘉庆时平白莲教川楚教乱,因八旗,绿营不堪用,随设勇营。
勇营为各地督抚自行招募,“保境护民”,战后即遣散。
是为有清一代于八旗,绿营外另立军队之始。
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八旗,绿营,募勇皆一败再败,不得已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编练团练”,即后来之湘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湘军分支-楚军)。
但湘淮军在军事编制,习气,战术上于旧式军队并无二致,土洋火器混编。
因此,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便迅速腐败,甲午战争,清廷征调之湘淮军一败涂地。
清廷遂知湘淮军不足恃。
甲午战后清廷决意自强,大力建设“练军”,练军武器装备全为洋枪洋炮,部分武器甚至为当时西方之最优。
共练成董福祥之甘军,聂士成之武卫军,毅军,以及江南的自强军,北方的定武军等新式练军。
因种种因素,新式练军在庚子之变中损失惨重。
当时编练新式练军已经不再和湘淮军一般“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仅仅更换武器装备。
而是大胆的对军队编制也做了一些改革。
自强军和定武军的军制有西式军制的影响,与旧式军队以营为主,兵无定数有所不同。
清朝的军事制度与战争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朝,其军事制度及战争形式经历了多次变革与发展。
本文将从清朝的军事制度以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角度进行探讨。
一、清朝的军事制度1. 中央军制清朝建立了以京师为中心的中央军制,统领全国各地的军队。
中央军制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三大将领组成,分别是都督、总兵和参将。
都督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总兵分管各地区的军队,参将则负责辅助指挥。
这一体系在整个清朝时期得以保持,并对日后的军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独特军事组织形式,将全国分成红、黄、蓝、白四色旗,各旗下设有若干八旗军队,其中最著名且战斗力最强的是满洲军队。
满洲八旗兵源自满洲地区的部族,以其勇猛善战而闻名一时,成为清朝征战中最为精锐的军事力量。
3. 地方武装除了中央军制和八旗制度外,清朝还允许地方拥有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这些地方军队一般由地方官员统领,负责当地的安全维护和军事防御。
地方武装虽然不及中央军队和八旗军队战斗力强大,但在一些地方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清朝战争的特点1. 外战清朝时期,面临着来自外族的威胁,如俄罗斯、英国等强国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
对外战争成为清朝军队经常面对的重大挑战。
清朝在与外族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对抗英法联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2. 内战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来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压力,这导致了内战的频发。
清朝的内战主要体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中。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清朝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义和团运动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外民族运动,清朝军队在与义和团的战斗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战斗能力。
3. 武器装备清朝时期,火器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
清朝军队主要使用火绳枪、火炮等传统军事装备,但随着西方技术的不断传入,火枪慢慢被步枪所替代。
此外,清朝军队在战争中还使用了弓箭、刀剑等传统武器。
清朝的兵役制度与军事改革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兵役制度和军事改革在其历史演进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兵役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既受到了旧有封建思想的束缚,也受到了西方军事理念的冲击与影响。
本文将分析清朝兵役制度的主要特点与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清朝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清朝兵役制度的主要特点清朝朝廷设立了完备的兵役制度,以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土安全。
在清朝初期,兵役制度主要基于封建的军户制度,将全国男性青壮年分为八旗、绿营和藩镇三种部队。
八旗是清朝的主力军队,由满洲为主体,设立了正白、镶黄、正黄、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
每个旗下分为下级旗,再由下级旗分别组织起来。
八旗制度实行“三老、二白、一法”的分配原则,即三老分为正老、小老、堪比,二白分为白旗、镶旗,一法则是指骑兵和步兵。
八旗既是皇家亲卫队,也是对外战争和平定叛乱的主要力量。
绿营是清朝的守备军队,由汉族组成。
绿营的编制分为按地域划分和按户口划分两种模式。
按地域划分主要包括分为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湖广、江南、两广七个大营,再由大营分为若干小营。
按户口划分主要是根据户籍确定军籍,以挑选壮丁编制军队。
绿营主要担负保卫边疆、守卫城池和提供宫廷卫队的任务。
藩镇是清朝的地方军事力量,既是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工具,也是地方官员对付民变和外患的手段。
藩镇的兵员主要根据地区情况和地方军事需求提供。
二、清朝的军事改革与现代化进程清朝的军事改革主要集中在后期,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后。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朝政府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军事改革的第一个重要尝试是焦裕禄在军制上的改革,包括编制军队、整顿军纪、提高武器装备和训练战斗素质等。
焦裕禄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成功地提高了绿营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培养出了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现代化军队。
第二个重要的军事改革是洋务运动,它在军事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
清朝的军事制度篇一:清朝军制清朝军制(一)兵制概况与沿革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2年),有清一代的兵制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八旗和绿营兵制、勇营制度以及近代兵制。
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代前期的国家正规军,称为经制兵。
八旗兵是满族入关前建立的,它既是满洲贵族统一东北地区的基本力量,也是统一全国的主力。
绿营兵则是入关后,为补八旗兵力不足,于顺治年间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八旗、绿营都是一种世兵制度,兵皆世业,军士当兵吃粮,一家多口要靠俸饷度日,由于饷额有限,难于维持生计,其中旗营尤甚。
旗人生齿日繁,且养尊处优,而兵额固定,乾隆年间竟出现八丁一兵,又不准从事其他职业,生活日益窘迫。
为照顾旗人生活,清政府只得扩大兵额,入营成了一种救济手段,甚至老人、儿童也列名兵籍,兵员的质量难于保证;另外,由于训练松弛,纪律涣散,战斗力江河日下。
从入关后,八旗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朽不可用。
乾隆、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绿营的腐败也暴露出来。
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八旗、绿营成了强弩之末。
于是近代勇营制度起而代之。
近代勇营制度由曾国藩创建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清代以往也有勇营,只是一种临时召集,辅助正规军作战的武装,而近代勇营却是一支独立作战的正规军。
曾国藩创办的湘勇(也称湘军)是一种与绿营制度根本不同的新型军队,它采取野战军体制,不同于绿营的分区固定防守。
以后又创设水师,军制与陆师相仿。
另外,湘军与后起的淮军、楚军在兵役制度方面则由募兵制取代了八旗、绿营的世袭征兵制,且其将帅权力很大,可以说是集管理、指挥、财务大权于一身。
军队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较高的战斗力。
勇营军制优于旗绿军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所以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建立练军——一种国家勇营武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从京师旗营中挑选精壮万人组成京师神机营。
中国近代兵役制度演变述略
中国近代的兵役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清朝时期,兵役制度主要依靠兵员的征召和籍贯制度来完成。
一般来说,每个籍贯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人员作为兵员,而这些兵员在服役期满后就可以回归家乡。
然而,这种制度在战争时期往往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清朝也采取了征兵的方式来补充兵员。
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兵役制度,并试图进行改革。
在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新式军队,并开始推行平等兵役制度,即没有籍贯限制,所有男子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
然而,这种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了种种困难,无法有效解决招兵和养兵的问题,最终失败。
中华民国建立后,兵役制度进一步得到了改革。
民国政府实施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度,即将兵役普及到全体男性公民,并使其服满一定的兵役年限。
这种制度在即将面临的战争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征兵不平等、人员扩招困难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兵役制度进一步调整。
新
中国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即将兵役视为公民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根据国家的需要,公民必须按照相关规定服役,并在服役期满后接受复员安置。
这种制度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军事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一直沿用至今。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的兵役制度经历了从征召制到普遍义务兵役制再到义务兵役制的演变,不断努力适应社会变革和国家需
求。
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兵役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建设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尝试与局限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军事制度也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在其统治时期,清朝曾进行过一系列军事制度改革的尝试,旨在强化军队实力,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局限。
清朝军事制度改革起步于康熙时期。
康熙帝十分注重军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康熙购买来自西方的火炮,并邀请西方炮兵教官来指导中国军队。
此举一方面弥补了清朝军队技术短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
其次,康熙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新军。
他颁布新的军制,废除原有的“旗兵制”,并创建绿营、蓝营和红营。
这些新军力量迅速发展,弥补了旗营兵的不足,并引入了一些西方的训练方法和战术。
然而,尽管康熙的军事改革有所成效,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历史因素的制约,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随着康熙逝世,清朝军事制度改革陷入了停滞。
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再次进行了一些军事改革的尝试。
乾隆帝通过加强对武将的选拔和培养,提高军队的管理水平。
他还推行了军备加强的措施,注重士兵的训练,加强军队的装备和武器。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清朝的军队得到了加强,实力有所提升。
然而,清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方面,清政府招募士兵的方法过于依赖地方豪绅的力量,导致招募标准低下,士兵素质不高。
另一方面,由于清朝军队与西方军事力量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和装备差距,且清政府对西方新科技的接受程度不高,这使得清军在与外敌作战中常常处于劣势。
此外,清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局限还体现在官兵关系上。
清朝的军队继承了封建制度的传统,军官与士兵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士兵的地位低下,与军官之间存在严峻的社会等级壁垒。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对士兵的恶劣对待引发了士兵的怨恨和不满情绪,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清朝军事制度改革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改革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清朝有了新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装备,但在面对外敌侵略和内部动荡时,其军事能力表现并不突出。
清代中国军事思想与战争演变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
它的建立完全是一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朝代,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
清代,军事在国家发展和变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历史上,军事愈发体现出了其独特性。
本文将从清代中国军事思想和战争演变两个角度去探讨清代的军事,试图对清代军事现象进行一些解读。
一、清代中国军事思想1、征服思想在清代初期,由于建立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国内的不稳定情况,清朝对外采取了扩张政策和征服思想。
第一次清朝皇帝顺治,就大规模对明朝进行战争。
这场战争征服了明朝一部分国土,标志了清朝的建立。
后来,在顺治的儿子康熙时期,清朝进行了数次对西藏的战争,最终使得西藏成为了清朝的一个自治区。
不难看出,征服思想在清朝初期是主导军事思想的,也是清朝建立的根本。
2、抵御思想在清代中期,清军遭遇了一系列的骚乱和内忧外患。
当地的各方势力都反对清朝的存在。
这时候,清朝开始主张抵御思想。
雍正时期,他开始改革军队组织,整顿战争思想,主张通过军事机构的改革和加强军队的编制能力来防御国家的安全。
同时也加大了警察的执法力度来维护社会稳定。
3、保守思想在清朝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保守思想。
这一时期,清朝的军队已经成型,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实力派。
因此,保守思想便应运而生。
清朝自此开始强化城墙、加大堡垒守卫,进一步加强边境的防御能力。
不过这种保守思想也导致了军事技术发展的停滞和落后。
二、清代的战争演变清朝从建立到灭亡发生了很多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了以下的特点。
1、侵略战争清朝在建立和巩固国家地位时,采用过侵略战争。
明朝灭亡时,清军直接征服了中国的东北。
随后,清朝进行过多次对外征战。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清朝进行了对海神岛的战争,开始参与国际事务。
清朝对外侵略的这一段历史,体现了他们当时的扩张政策和征服思想。
2、边疆战争清朝时期,边疆问题一直很严重。
边境上的军队和当地的民众常常发生冲突。
清朝采取了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一)中国军队近代化,就其总体发展阶段而论,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895年清廷小站练兵到1924年国共合作、黄埔建军;后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从严格意义上讲,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八旗兵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近三个世纪。
然而,作为封建没落政权的工具,八旗、绿营随着封建制度的沉沦衰败而日趋解体。
19世纪以后,八旗兵已成为名存实亡的"寄生集团",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自乾嘉开始,也迅速走向衰朽。
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有事则临阵溃逃,无事则虚糜粮饷。
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遇敌辄糜",溃不成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60年代初叶开始,在洋务派"求强"、"求富"呼声推动下,清政府曾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等。
但由于清军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尤其其建制仍保持绿营的组织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
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地在实践中碰了壁。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一役,参战的中国陆军不堪一击,号称"北洋精华"的海军也全军覆灭。
堂堂天朝大国,居然败于东瀛弹丸小国。
失败的苦果,撞击着人们的心窗。
那种昏聩愚蠢的"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虚妄自尊,以及纲常名教等封建陈腐教条所筑起的樊篱,再次遭到重创。
朝野上下,"修明武备"的呼声日亮。
许多中外臣工,纷纷提出"筹饷练兵为急务"。
清朝最高统治者也从这次战争中看到了日人"专用西法制胜"之道,决定"仿照西法添设新军"。
清朝的军事改革与现代化尝试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清朝面临的现代化挑战更加紧迫。
为了应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清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力图实现现代化尝试。
本文将从军事改革的背景、军事制度改革、军事技术引进和思想观念变革等方面,对清朝的军事改革与现代化尝试进行探讨。
一、军事改革的背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内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外部方面,列强的侵略逐渐威胁到中国的疆土安全,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内部方面,由于封建统治体制的腐败和压迫,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并逐渐形成了对清朝统治的反抗。
二、军事制度改革清朝进行的军事改革主要集中在军事制度上。
传统的“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制度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衰落。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清朝开始实行新式军队编制,引进西方军事制度。
1862年,清朝开始组建“淮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现代军事制度组建的正规军队。
此外,清朝还成立了陆军、海军等现代化兵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兵买马、军队编制和军队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三、军事技术引进除了改革军事制度,清朝还引进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
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的武器技术逐渐超过了中国,清朝迫切需要引进现代武器来提升自身的战斗力。
例如,清朝从欧洲购进了大量的火炮、步枪和战舰等,同时还派遣大批官员和军事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
四、思想观念变革除了军事实力的改革,清朝还进行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试图在精神层面上推动现代化进程。
19世纪末,洋务运动兴起,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清朝开始推崇“实业兴邦”的思想,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
同时,在军事领域,清朝也开始兴办军事学堂和炮兵学校等机构,培养军事人才,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
然而,尽管清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与现代化尝试,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清朝的战争史从对外征战到内部冲突清朝经历了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其战争史上既有对外征战的壮举,也有内部冲突的血雨腥风。
从康熙朝开始,清朝对外战争进入鼎盛期,逐步扩展领土,直到乾隆朝的中期达到全盛状态。
然而,随着外忧内患的加剧,清朝渐渐走向衰败。
本文将从对外征战到内部冲突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探究清朝战争史的发展轨迹。
一、对外征战清朝的对外征战源远流长,其中以与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实力强大的国家进行的战争最为引人注目。
1. 清军与蒙古在清朝建立初期,蒙古地区的蒙古部落对清朝统治不服,频繁发动起义和叛乱。
康熙皇帝率军亲征,成功平定了蒙古的叛乱。
雍正皇帝时期,清朝与蒙古再次爆发战争,康布尔库伦世子领导的蒙古忽尔布图部力挫清军,最终清朝动用大军平定了此次叛乱。
2. 清军与俄罗斯清朝与俄罗斯也有多次战争冲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的双方竞争。
康熙帝亲自指挥军队在尼布楚条约中取得对抗俄罗斯的胜利,并确立了中国与俄罗斯边界。
此后,乾隆皇帝时期的乌苏里江之役更是让清朝再次取得对抗俄罗斯的胜利。
3. 清军与日本清朝与日本之间也有多次战争冲突。
其中著名的一次是甲午战争,清朝与日本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然而,由于清朝军队装备落后且作战策略不佳,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失败也标志着清朝对外征战的黄昏。
二、内部冲突除了对外征战,清朝也陷入了一系列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直接影响到了清朝的崩溃与瓦解。
1. 溥仪与辛亥革命清朝在19世纪末面临着内外交迫的局面,加之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清朝的统治逐渐岌岌可危。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宣布退位,溥仪成为末代皇帝。
然而,溥仪被迫退位,并被各方势力追究清朝的罪行。
内部冲突的加深,成为了清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内亏外侮清朝在对外征战的同时,国内却饱受困扰。
鸦片战争后,清朝开始走向衰败,列强入侵,不断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饱受内部矛盾折磨的同时,又必须应对外来侵略。
由于清朝政府无力反抗,使得国内的冲突日益激烈,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动乱不断。
2003年5月中州学刊May,2003第3期(总第135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3文章编号:1003—0751(2003)03—0122—06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张 研1 孙燕京2(11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872;2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摘 要:本文以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的安徽为中心,厘清了“兵”、“勇”、“团勇”与“练勇”的概念,并从“勇营”、“练军”到“勇营留防”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清朝军队的演变及与基层社会武装的关系,进而提出清末基层社会武装及代表人物由之进入并留驻上层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19世纪;军队;演变中图分类号:E26 文献标识码:A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兵员极其有限,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绿营军是汉军,由“兵”组成。
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
绿营军制度上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养成了绿营兵将漫无纪律、慵懒涣散、钻营猾巧、谋利敛财、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军“兵”之外,各营多有“勇”的名目①。
“勇”是为充实绿营军兵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的。
“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惟从绿营将弁指挥。
其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供应。
这些“勇”多为无业游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
19世纪战乱之时,绿营军中的“勇”成了扰民、兵变的主力。
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清大吏孙锵鸣奏称“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
其召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
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间于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湖勇尤节节滋事”。
各勇骚扰的严重程度,从清廷相对应的严厉措施可以看出。
咸丰帝谕令琦善、向荣、陈金绶等将不法各勇“严行查拿,就地正法,所过地方官均饬令一体严办。
各属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地拿获格杀勿论”;“仍著向荣于所带募勇,加意防范,总宜陆续设法遣散为要,慎勿勉强羁縻,以贻后患”②。
19世纪中期战乱中,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须兵力的上层政权则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来。
清代基层社会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收稿日期:2003—03—12作者简介:张 研(1948—),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燕京(1956—),女,山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21勇”。
“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
有警守卡,打仗助阵。
“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
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对于基层社会组织招募的专业武装———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不逞之徒的滥入,或从团勇拣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
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
事实上,19世纪中期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奉州县各级官员号召,已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
如安徽有举人李元华所率六安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所率合肥勇等。
咸丰帝亦下谕旨:“安徽、河南、山东、江南交界地方……有自备资斧,募勇投效军营,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翎枝、勇号。
”③另一方面,清朝军政各级官员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绿营原有“兵”、“勇”之外,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
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
“练勇”的背后,是源于保甲的“团勇”、“团练”。
“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
如咸丰二年(1852)十月,“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招募练勇事宜”;三年(1853)正月咸丰帝谕令周天爵“即将现在所募亲信练勇或属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查看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④。
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率基层社会武装“练勇”协助国家经制军绿营征战,本是双重统治格局下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上层统治者,则是一方面利用基层社会武装调整组织兵力,一方面限制基层社会武装过分发展的一箭双雕之举。
以安徽六安为例⑤。
咸丰四年(1854)四月,六安被太平军攻克。
六安西乡九保各绅董纷纷“起练”、“起勇”,“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并齐集苏家埠保,约期攻城。
失败后,举人李元华等再檄东北乡各保绅董,各领练勇,分四队攻城取胜。
咸丰帝以六安官绅“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将有功各绅分别授予文武官职:茅念劬为直隶州知州、李元华为知州、赵霖为守备等。
可知六安各绅在州城被太平军攻克后,以保甲团练为基础“起练”、“起勇”,组织了基层社会的专业武装“练勇”,并率之攻城复城,而“不费公家一兵一饷”,说明这支“练勇”初起之时,完全是基层社会组织自己的武装。
然其后各绅分别被授予文武官职,特别是“守备”这样的绿营武职,则反映了清官方将其纳入上层军力结构的企图。
六安克复后,“官绅招居民编练丁以备城守”,时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率绿营兵勇15000名至,檄六安练总曹远荣为前导。
曹远荣将秦军导至资助其练勇的“旌德吕姓”商贩积谷所在地酆镇驻扎,而后传集各保绅董共议助攻。
有举人尹宝圭献策“攻舒(城)保六(安)”,遂商定各保按贫富大小,定所出“练勇”之多寡;其不得力者,“则出资如所派”,曹远荣“别募精壮以应之”。
这些“练勇”统一号称“曹勇”。
六月,“曹勇”齐集,不下一万数千人。
“绿营居锅底山,而曹勇星罗棋布分据各村庄”。
秦定三乃“传队分路”进攻舒城,并于城外击退太平军援军。
曹远荣因之被“钦授”五品衔,尹宝圭授知县,“均赏蓝翎”。
十二月,城犹未下,各绅董“忧费之不继”,与曹远荣议裁勇数,留勇2500名,其中200名分驻招庆寺等各保防合肥土匪,2300名随营。
翌321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年四月,“盐菜钱竭”,曹远荣通禀各大帅,安徽布政使“拨解银一千两”;知州茅念劬调曹远荣之子曹继文赴西乡剿匪,获匪掠竹木,变价得钱七千余串,拨充勇费。
秦定三在舒城城下建立营垒,将曹勇分为五营,围其西北;调孟勇、舒勇围其东;自率贵州开化兵勇掘两条地道,即将穿城。
城南又有桐城绅士胡子卓招募练勇。
太平军担心合围,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撤出。
是役“历时二十一月,用费三十余万”,东南乡32保各绅董“竭力筹办”,居民“竭力输将”,曹远荣晋四品顶戴换花翎,尹宝圭晋知州。
既克舒城,秦定三调“曹勇”进攻桐城,曹远荣以无饷辞。
安徽巡抚命庐州知府、颍州知府会筹。
遂选勇一千名,以舒城、桐城、六安各负担三分之一饷糈。
以上可知六安各绅统率号为“曹勇”的“练勇”出战舒城,参与了以秦定三为首的绿营军的征战。
特别是当年十二月裁勇后,有2300名“曹勇”正式随营。
此“练勇”与绿营原招募的“勇”多有不同。
绿营原招募的“勇”,“非饥饿无赖,即枭桀不逞”,“苟钱谷丰裕、赏赐优渥,可激使一战,战亦浪战无法,乘胜争利,易蹶主将”;若“小不如意,睢目而疾视,沙行而偶语。
一旦有急,铤而走险,不能有益,适足为祸”。
有的“勇”招自外地远乡,如“广勇”、“潮勇”、“川勇”,多为强宗豪姓素昔蓄养,抱结成团,“苦大帅统之无方,驭之无术。
良者弭首而就法,强者长啸而远引”⑥。
而曹勇这样的练勇,其成分则为本乡本土有家有业、为保卫乡土家业而战之人,不是为勇费而来的市井无赖;其首领则为本地各族绅士———冠之以“曹”即可为证,其下营官、司粮饷出入、劝捐文案亦均为本地各族绅士。
如此,战斗力自然增强许多。
然此“练勇”与后来的“勇营”仍有不同:其仍为绿营附庸,受绿营将领指挥,勇费、粮饷也部分官拨。
在这些根本点上,随营练勇———“曹勇”与绿营原来的“勇”无大分别。
而随军“练勇”由官方支付费用,似乎最初是人们的共识。
咸丰帝自己曾说过:“广东候补千总香山县武举韦允开于道光二十一年以团练义勇为名冒领帑项肥己,朕无不俯允所请。
”⑦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安徽招募练勇事宜”之前,也曾先上“募勇留饷请饬核实办理”一折,请将全省上下忙地丁关税契杂监银通计约一百三十余万两一并存留,作为防堵之用。
但是由于财政支绌,清统治者在绝大多数场合,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
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
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
人们通常认为,“勇营”源于湖南,起始为江忠源。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举人,办团练起家。
太平天国军兴后,江忠源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五百人,赴广西参战,屡立功,声名大噪。
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⑧。
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 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
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跄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
彼以是术得官,必以操是术而黜陟众官。
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
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樵鲁之夫,其猛悍之性尚为可用。
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杀人多则果于残忍。
事平之后散处田间,则贻异日无穷之祸。
故论目前击贼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421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
然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
且急则治标,近日之时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勇,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
江忠源十分清楚使基层社会保持低度军事化的重要性,认为如若以“勇”代“兵”,将来事平之后曾为正规军队历经阵仗的“练勇”返回家园,散处田间,势必使基层社会组织武装———“团练”的战斗力发生变化,使统治者维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希望化为泡影,终启“异日无穷之祸”。
但江忠源深知绿营兵已不可恃,万不能以“兵”代“勇”。
江忠源认为即时整顿绿营无异于临渴掘井,为救急,只有先“治标”,只有以“勇”代“兵”,其他以后再说。
这种思想在江忠源奏陈“军务所关得失八条”中也可看出。
其中第二条“撤提镇”,隐约反映了他从自率楚勇以营为单位的情况出发,摒却绿营提镇指挥、营自为战的想法和做法;第三条“汰弁兵”,则进一步指出绿营弁兵“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临阵则趑趄退避,论功则多方钻营,遇败则巧为推诿”,实宜裁汰;而练勇“朴实耐苦之人,军令宜于服习,令进则进,令退则退,故可得而用”等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