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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特别是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给予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危险在刑法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对犯罪行为的评估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未遂犯和不能犯作为刑法中的两种重要情形，对于理解危险及其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未遂犯指的是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停止形态。
而不能犯则是指由于行为人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其行为的客观事实不可能构成任何犯罪的情况。
未遂犯和不能犯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实现犯罪的危险性。
因此，本文将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深入剖析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以期为刑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未遂犯与不能犯的概念及特点未遂犯和不能犯是刑法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在判断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和行为的危险性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遂犯，指的是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犯罪形态。
其特点在于，行为人已经对犯罪的实施进行了实质性的推进，但由于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被他人发现、遭遇抵抗等，使得犯罪行为未能成功完成。
未遂犯反映了行为人坚定的犯罪意图和较高的危险性，因此，刑法对于未遂犯通常会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
与之相对的是不能犯，它指的是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错误，导致其行为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犯罪既遂的情况。
不能犯的特点是，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某种行为，但由于其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错误，或者对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的错误选择，使得该行为在客观上不可能达到犯罪既遂的状态。
不能犯反映了行为人在犯罪认知上的错误，其危险性相对较低，因此在刑法中，对于不能犯的处理通常会比未遂犯更为宽松。
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在于，未遂犯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干扰导致犯罪行为未能得逞，而不能犯则是由于行为人自身的认知错误导致其行为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犯罪既遂。
刑法中的违法与犯罪的区分与刑责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刑法中有着明确的区分，而这种区分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刑事责任。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刑法中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以及相应的刑事责任。
一、违法行为的概念和特点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可以简单理解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点：1. 违反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违背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准则。
2. 没有构成犯罪：违法行为是在法律上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犯罪行为的概念和特点犯罪行为是指以非法手段实施的，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具体来说，犯罪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 违反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但相较于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所违反的法律具有更高的社会禁止性和法律严肃性。
2. 社会危害性：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以及公民的利益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和损害，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
3. 构成犯罪：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需要承担刑法上的相应责任。
三、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区别1. 形式上的区别：违法是对法律规定的欠缺行为，而犯罪是对法律规定的违背行为。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
2. 领域上的区别：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于刑法领域，也可能存在于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其他法律领域，而犯罪行为则是刑法领域的专有概念。
3. 刑事责任上的区别：违法行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犯罪行为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包括刑罚、刑事处罚或其他安全措施。
四、刑事责任的形式与程度刑事责任是法律对犯罪行为人给予的处罚或约束。
根据不同的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刑事责任的形式与程度也会不同。
刑事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 刑罚：刑罚是常见的刑事责任形式，可以分为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
不同的犯罪行为会对应不同的刑罚程度。
2. 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包括罚金、没收财产等形式，旨在对犯罪行为人进行经济上的处罚。
第二章犯罪概说犯罪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一、犯罪的特征：1、危害性：犯罪的本质属性或社会属性，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刑法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刑事违法性犯罪的法律属性，这里的“法”是指广义刑法3、应受惩罚性：犯罪的后果特征注意：应受惩罚性与实际受到惩罚是不完全相同的，刑法只要求应受刑法惩罚。
当然，不排除认为犯罪，但实际不判处刑罚的情况，如免除处罚或免于刑事处罚。
如果不应受刑罚处罚，则不成立犯罪。
十三条但书的理解我国刑法十三条是从形式和实质上来界定犯罪的概念的。
定性：通俗的讲就是他是不是犯罪，犯什么罪。
定量的问题从法律的规定来看，一般涉及到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的，这些都有量的规定，如走私罪，偷逃关税五万元，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盗窃，诈骗，抢夺等。
有些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有关治安的犯罪，就可能会要求情节恶劣、情节严重。
例：将一个人非法拘禁5分钟是否构成犯罪，应考虑程度问题。
盗窃、抢夺等有数额限制；故意伤害有一个程度问题。
所以有些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人虽然实施了一定的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有些高年级的不良少年抢低年级同学的钱，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情况数额比较少，情节很轻微。
但书但书反映出要有相应的程度才可以定罪。
二犯罪的分类1．理论分类：（1）重罪与轻罪：以3年有期徒刑为标准（2）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法定犯是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
作为单位构成的犯罪，均为法定犯。
（3）隔隙犯与非隔隙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场所的间隔的犯罪，为隔隙犯；否则，为非隔隙犯。
论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的领域中，社会危害性理论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是刑法立法的基石，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刑罚裁量的重要依据。
社会危害性，简单来说，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特性。
这一概念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包括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影响。
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立法层面。
刑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社会危害性正是判断哪些行为应当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重要标准。
例如，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侵犯公民生命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因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被明确规定为犯罪并予以严厉惩处。
相反，一些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则可能不被认定为犯罪或者只受到较轻的处罚。
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的考量，立法者能够合理划定犯罪的边界，确保刑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理论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司法机关需要综合考虑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因素，以评估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如果社会危害性较小，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例如，在区分盗窃罪和侵占罪时，除了考虑行为的客观表现外，还需要分析行为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和方式，从而准确定罪量刑。
然而，社会危害性理论也并非毫无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的概念较为模糊和抽象，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另外，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往往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因时因地而异的情况，从而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坚持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首先，应当明确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方式，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
刑罚根据完整化上的犯罪分类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行为犯的关系论纲一、本文概述犯罪，作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一直是法律领域研究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犯罪，刑法学者对犯罪进行了多种分类。
其中，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犯罪可被划分为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和行为犯。
这四种犯罪类型在刑罚根据完整化上各自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四种犯罪类型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完善刑法理论体系、提高刑事司法实践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提供理论支持。
我们将对四种犯罪类型进行界定和特征分析，明确各自的法律内涵和构成要件。
我们将从刑罚根据完整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四种犯罪类型在刑罚适用上的逻辑关系，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我们将结合具体案例，对四种犯罪类型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其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和问题。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犯罪分类体系，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可操作的指导。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刑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为构建更加公正、有效的刑事司法制度贡献力量。
二、犯罪分类概述犯罪分类，即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犯罪进行归类，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犯罪分类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犯罪的内在特征，也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犯罪的不同性质和侵害的法益，犯罪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如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和行为犯等。
这些分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侵害犯，是指以侵害法益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这类犯罪直接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等。
侵害犯的成立以法益的实际侵害为必要条件，因此，在判断侵害犯时，需要考察犯罪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的实质性损害。
危险犯，是指以制造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这类犯罪虽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经使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如放火罪、爆炸罪等。
危险犯的成立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条件，而是以危险的实现为充足。
犯罪行为最基本的特征《法硕教材考点解析》本文摘自《法硕教材考点解析》法律出版社。
根据《刑法》第13条犯罪的定义，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重要利益的侵害。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
第一，犯罪必须是人的具体行为。
不能把人的道德、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作为犯罪。
一切犯罪在道德上都是邪恶的，但是并非一切道德上邪恶的东西都是犯罪。
第二，犯罪必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不能认为是犯罪。
某种行为即使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
‖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1）行为侵犯的客体，这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首要因素；（2）行为的手段、方法以及时间、地点；（3）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4）行为人的个人情况；（5）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了解】{多2003.26}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在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刑事违法性是犯罪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同时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时，才是犯罪。
∥刑事违法性体现了刑法的限制和保障机能，是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应受刑罚惩罚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
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一个行为如果不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则不能认定为犯罪。
应当不应当受刑罚惩罚是解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进行刑罚惩罚是以行为构成犯罪、应当受刑事惩罚为前提，是否实际给予刑罚惩罚的问题。
免予处罚是以行为构成犯罪应当受刑罚惩罚为前提的。
如对于犯罪中止没有造成损害结果的，应当免除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等。
‖三个基本特征的关系：1.三者是犯罪缺一不可的基本特征，不可分割。
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作者：江申生来源：《法制博览》2017年第11期摘要：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危害结果属于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是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的客观显示，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中有着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危害结果对现实刑案中区分有罪与无罪、即遂与未遂以及罪重与罪轻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主观因素对危害结果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以及危害结果具有因果性、侵害性、现实性、多样性等特点的差异。
这会对司法实际中的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诸如一些实例中存在量刑过重、过严，以至于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产生等。
深入研究危害结果，对犯罪的分类、犯罪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危害结果；定罪量刑；量刑情节；犯罪构成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7）32-0015-03作者简介：江申生（1963-），男，汉族，法学硕士，二级律师，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我国法律学术界内不少学者不乏对危害结果的研究，认为危害结果在定罪量刑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法律实务界内而言，危害结果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实务判例中危害结果因与主观认识等因素相联系，且某些时候难以准确判定，从而导致定罪量刑存在一定的难度。
这难免会对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若不解决此类对危害结果认知不一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就难以做出恰当的判决，导致现实案例中量刑过重或过轻，以及冤假错案的产生等等。
一、危害结果的概述（一）危害结果的概念界定我国通常研究的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实施后所发生的事实性的客观损害以及主观的社会危害。
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危害结果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即危害结果在法律上有一定的认定标准；第二，行为的危害结果是直接客体遭受损害的事实；第三，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所造成的。
（二）危害结果在刑法中的地位危害结果在我国刑法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危害结果反映了对客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体现了侵害社会现实，而造成刑事处罚与社会危害性相对应，危害结果的是否发生？是重还是轻？对量刑就会产生不同影响。
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储槐植 张永红X内容提要: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因之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
但近期以来,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对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质疑和挑战,对社会危害性的批评几成一边倒之情势。
以刑法第13条但书为切入点,可以论证但书与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一致性,并认识到应该善待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
关键词:但书 社会危害性 罪刑法定原则众所周知,50、60年代的中国刑法学几乎是苏联刑法学的翻版。
1979年刑法颁布后,我国刑法学者在摹仿苏联教科书的基础上,参照我国1979年的刑法体系,吸收司法实践经验建立了我国的刑法学体系并沿用至今。
这种刑法学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有关犯罪与刑罚的一切问题都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解释。
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可以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我国传统的刑法学体系可以称为/社会危害性中心论0的刑法学体系。
112十余年前,我国刑法学者开始反思苏联刑法模式,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0的口号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作为传统刑法学基石性概念的社会危害性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
最近,有学者指出,/社会危害性0这类对犯罪规范外的实质定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犯罪体系完全依赖于行为的规范属性,因而,它又从本质上放弃了犯罪的实质概念。
如果我们宣称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危害社会的并不都是犯罪,那么区别犯罪与其他危害社会行为的唯一标准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决定于刑法是否禁止这个行为,也就是行为的形式违法性。
这种所谓实质认识由此也就成了一种文字游戏般的东西,其实质变成了由法律形式所决定的,因此也就是形式犯罪而已。
换言之,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在这种理论中完全依赖于行为的形式违法性。
122另有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为犯罪概念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规范标准,而我国刑法中犯X 112122参见李海东:5刑法原理入门6,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公诉意见中犯罪社会危害性感性表述的运用作者：李树清李伟作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0年第10期针对庭审中时常出现的在公诉人发表完公诉意见后，辩护律师对案件的犯罪事实和定性问题不提异议，却在被告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的恶劣、平时表现良好及案发后有比较好的悔罪表现等易让人怜悯的地方进行大篇幅的感性表述，误导旁听群众、审判人员，有时甚至是公诉人自己也开始同情被告人，从而淡化了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形，本文提出在公诉意见中增加社会危害性感性表述的应对策略。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先后8次持刀在某某中学学生的上学路上拦截10名中学生，经持刀威胁后向被害人强行索要人民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共计520元。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法按抢劫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
一、社会危害性感性表述的界定(一)感性表述释义感性，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属于感觉、知觉等心理活动，是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直观认识。
表述，即表达。
述说，是指通过一定形式把思想感情等表示出来。
感性表述，即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是口头语言，或是肢体语言，或是图片实物，把特定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从而使受众产生一中明显的感觉和知觉上的认识。
(二)社会危害性感性表述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感性表述，即要求公诉人员在法庭辩论中，通过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例证和触目惊心的图片等方式.将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向审判人员、被告人、辩护人和旁听群众表达出来.从而使受众在感觉和知觉上进一步认识该危害行为的严重性。
有人认为，公诉人作为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人员在庭审中应当义正词严，理性而严肃，视乎煽情式的感性表述有损法律的威严。
我们认为社会危害性的感性表述仅是公诉意见表述方式的一种，它与理性的法律和证据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承担着指控犯罪的任务。
二、公诉意见中感性表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有利于控诉被告人的罪行在公诉意见中，如果公诉人仅仅进行理性的叙述，就不足以使受众充分认识这些犯罪行为的危害性。
对刑事处罚中社会危害性的理解
作者：辛红军田起龙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0期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犯罪案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特别是面对一些复杂特殊的刑事犯罪，仅仅依靠法律强制和威慑并不能达到刑罚的目的。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及刑法理论，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要处罚性，其中，影响犯罪量刑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可变性和现实性，决定着对被告人所要承受刑罚的轻重，关系着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的实现程度以及责任主义原则的落实，因此，对于社会危害性的正确理解具有重大意义，事关司法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罚量刑
作者简介：辛红军、田起龙，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85-02
一、案件引入
2008年11月16日，在A县原审被告人何某驾驶的三轮农用车行驶时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当场死亡，二人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九人受伤，受害人系本村村民且有亲属关系，并且为一起打工免费乘坐，案发时何某谎称驾驶肇事车辆司机是当时死亡的另一人。
2009年5月20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立为刑事案件侦查，经侦查肇事司机为何某，但在传唤何某时，何某外逃，2009年10月16日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由宁夏回族自治区A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公安机关于2013年5月5日将外逃的何某抓获归案，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B县C镇进行社区矫正。
事故发生后，其家属向死者进行了相应赔偿，在法院的调解过程中何某又向死者进行赔偿，并取得各方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宁夏回族自治区A县人民法院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A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某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何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判决送达后，在法定上诉期内何某没有提起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起抗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D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6月25日以原判决量刑畸轻且适用缓刑不当、确有错误为由，向D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2014年11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D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2015年7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宁检诉一审刑抗刑事抗诉书，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二、三种裁判思路
对于此刑事案件的控诉请求，形成了不同裁判思路下的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不同意控诉。
以生效判决对于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即裁判产生的既判力为由，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即使法院裁判存有瑕疵，也不需控诉改判，况且案件已过去多年，根据官无悔判的传统思想，也不应该再提起控诉。
第二种观点：同意控诉，但要维持原判。
同样考虑到司法权威性与案件现存社会危害性的减少，只是为了符合程序性要求而同意提起控诉。
与第二种观点不同的是，第三种观点同意控诉且改判。
毕竟案件的判决存在瑕疵，并且从案件损害结果看，超载造成三死九伤、多个家庭破裂，加之，对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外逃等行为的考量，需要改判，以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对于以上三种裁判思路笔者认为都是错误的。
首先，官无悔判是用来概括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和司法现象，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运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一切所谓反叛势力和犯罪行为，即使出现错判，但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而秉持但凡能不改就不改的知错不改治理理念，在这种理论下的司法权威性是“伪权威”，这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崇尚宪法和法律，建设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有损司法的真正权威性，坚持官无悔判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其次，司法权威性的维护不是避重就轻，不是知错不改。
司法的权威性是通过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活动，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形成的命令和服从关系，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它来源于司法地位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认同。
出现不公正的裁判而放任错误并不是在维护司法权威性，反而是在损害司法权威性；知错就改，将公平正义贯彻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才会提升司法权威性。
当然也不能以既判力为由维护不公正判决，因为既判力具有相对性，坚持相对性符合坚持司法公正，鼓励悔改，及时纠正冤假错案，从而把握立法导向性。
最后，司法活动在于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而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关系是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情理是法理的基础，法理是情理的升华。
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情理与法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二者产生冲突也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要求法官在依法判决时也要考虑情理的原因，以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实现刑罚目的。
正如《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注重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积极寻求有利于案结事了的纠纷解决办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可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仅追求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
对于此案件的控诉实质上是对被告人量刑存有异议，作为量刑依据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主要是对被告人危害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的全面考量，如何做到实质案件的判决终了，就需要对影响社会危害性的关键问题界定，下面笔者将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自己的理解。
三、社会危害性理解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是质与量的统一。
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考量要坚持历史性的观点，坚持全面的观点，坚持本质的观点。
对此，要注意两个时间节点，一是犯罪行为终了之时，即实现犯罪行为既遂的时间点；二是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终结案件的时间点。
两个节点将整个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分成了三部分，犯罪既遂及之前是案件事实的发生与完成，是社会危害结果形成之初的状态，是质与量的定型，是基本危害；判决量刑是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后的结果；判决时的刑罚是受犯罪完成既遂后到接受判决前这一时间段内危害性变化的影响，是在案件造成基本危害的基础上的再次变化结果，这也决定了对于案件危害性的理解不能只是停留在案发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还需要考虑案发后、判决前这段时间危害性的变化。
首先，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由《刑法》关于量刑的规定，第六十二条【从重处罚与从轻处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第六十三条【减轻处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并规定了量刑的情节有四种法定情节和酌情情节。
尤其是酌情情节部分：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犯罪侵害的对象以及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等考量。
由此可推知，影响量刑的社会危害是变化的，是一个动态变量，现实中乃至诉讼过程中危害结果都是在变化的，正因如此，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并不能简单化。
其次，虽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在量刑时要在罪行基本危害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犯罪行为终了后、判决之前变化了的社会危害性为最终量刑的裁判依据，从刑罚规定可以证明这一点。
除此之外，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依据刑罚立法精神及立法目的，为了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我们也应坚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影响犯罪量刑的危害变量，否则将违背立法精神，造成现实的不公正。
假设一：犯罪行为人在一案件实施行为终了后判决前，出现了威胁、加害被害人，甚至是成立新罪的，这些都会影响对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意的评判，以及对被害人总的伤害结果的认定。
如果这些扩大、加重情节由于不发生于案件事实过程中等原因被排除在外，不计入量刑考虑范围之中，那么就是对犯罪行为的放纵，势必对被害人的法益将造成进一步侵害，使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受到挑战，不利于打击惩罚犯罪。
假设二：犯罪行为人在一案件实施行为终了后判决前，出现了积极悔改的减少其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如向被害人积极赔偿，主动赔礼道歉，主动请求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原谅以及减少案件对社会公众安全感冲击的行为等悔罪行为，如果对这些减轻危害性的情节不予以考虑而以犯罪终了时的社会危害性来量刑，势必加重被告人的量刑，那么就会打击犯罪行为人悔改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最终破坏的是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及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
对于以上两种假设条件的忽视必然导致刑罚的不均衡。
最后，社会危害的现实性是量刑的根据，由于现实情形的可变性，导致刑事犯罪前后危害呈现出不一致性，危害呈现的不一致性必然会影响到量刑。
社会危害的历史性要求我们要以社会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为依据，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变化，在动态中把握社会危害性。
对犯罪后所实施的进一步侵害社会关系的破坏行为危害性要计入量刑之中，对犯罪后所实施的补救措施也应计入量刑考虑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公平、公正，否则会出现判决不准甚至错误。
综合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对前文刑事案件控诉所产生的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忽视了社会危害的可变性和现实性，才使得裁判思路出现错误，得出错误结论。
总之，思路决定出路，指导思路来源于现实，我们在把握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认识看待，这样才能在量刑的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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