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探寻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城市管理的启示摘要：城市管理是工业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城市管理建设，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城市管理水平达到56%，初步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三大城市群。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城市管理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不免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病端倪初露、城市管理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
从国外的城市管理实践来看，城市管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人口转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管理的主要动力，因而城市管理必须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要注意控制城市规模，变更城市建设观念，建设卫星城镇，分散城市中心城市人口压力。
我国的城市管理还正处于上升阶段，必须加快中西部城市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发展；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推进城市管理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控制大城市规模，加快中小城市发展。
关键词：城市管理；城市管理实践；国外管理经验第一章我国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现状1. 城市发展速度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同国民经济一样进入了生机旺盛的时期。
我国的城市化骤然加速。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9.9%，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预计为50%，三十年增加了三十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在同等经济水平条件下的发达是不多见的。
同时城市化数目从1978年的192个增加到如今的668个，其中百万以上大城市166个，城市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现在的5.9亿人，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了近乎三十倍。
2.中小城市迅速崛起中小城市是指市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近年来，我国开始大力发展县镇企业，大量的乡村人口开始涌入城镇，中小城市迅速发展。
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近日发布，指出中国成建制的城市668个，其中地级以上287个，县级建制市368个。
东京应对城市人口问题的主要经验对于城市人口的引导和疏散，日本东京是把人口问题放在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考虑的。
伴随着东京战后重建、城市迅猛发展，各种“大城市病”应运而生，其中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种种问题就是“大城市病”的一种集中体现。
控制城市规模还是发展特大型城市一度成为让东京的城市管理者头疼的两难选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发展特大城市的观点一度抢得先机。
但在东京筹备1964年奥运会的过程中，东京的发展思路跳出了“控制还是发展——非此即彼”的狭窄框框，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变被动为主动，从一味关注城市规模转向关注城市布局。
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开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大都市圈等一系列举措，把人口数量与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生活性功能结合起来，有效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合理分布，控制和优化了东京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
经验一：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和人口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东京产业结构经历了从城市化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逐步过渡的过程。
1955至1970年间，由于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东京都地区积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
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曾给东京的住房、交通、环境、能源等造成很大困难。
为此，东京都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使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开始聚集。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京高度聚集，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城市的人口总量。
经验二：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相对于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纷纷错失转变城市“单中心”城市结构的机遇，东京较好地把握了时机并有计划地实施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战略。
东京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经验对北京的启示东京作为世界城市经历过由环境污染到生态治理的过程。
“二战”后，东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工业发展和能源高强度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害病事件接连不断，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到乡村皆受到污染侵害。
东京各级政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建立综合型、跨部门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技术创新手段治理环境污染，以严格制度、综合管理、强力执行和有效监督，助推东京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构建绿色低碳的城市环境。
东京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一由被动防治到低碳社会：东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阶段东京生态文明建设是伴随城市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所推动的。
东京随着钢铁、汽车、煤炭、电力等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东京大气污染非常严重，制约市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
随后东京由被动向主动、由防止到治理、由单一环境保护到经济发展并重、由可持续发展优先到低碳社会的全面转变，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1]。
（一）公害频发与防治控制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工业发展迅速，钢铁、汽车、煤炭等产业进入高增长、高排放阶段，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日趋增长。
20世纪50年代初，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等四大核心工业带受到大气环境、水体、土壤、城市噪声等城市病问题的困扰。
20世纪60年代，东京产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现象，引发城市环境不断恶化，经济损失与日俱增，市民抱怨很多，引发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建设问题的反思和高度重视。
早在1949年，东京出台《东京都工厂公害防止条例》，明确规定新建项目的申报手续，对污染型工厂出台责令改造升级等政策措施。
20世纪60年代，日本先后出台了《煤烟排放控制有关法律》《公害对策基本法》等，为东京加强对环境公害问题的处理、防止控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同时，东京结合自身城市发展的需要，于20世纪60年代末制定了《东京都公害控制条例》，加强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老龄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据统计，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28%，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0%。
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劳动力短缺、医疗支出增加、养老保险压力加大等问题。
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了日本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延迟退休年龄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推行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
通过逐步提高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鼓励更多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市场，延缓了老年劳动力的退出，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这一举措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来源，提高了社会消费能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推行家庭照料假为了解决老年人的护理问题，日本政府实施了家庭照料假政策。
该政策允许雇员在工作时间内照顾需要照料的家庭成员，并且享受相应的假期和津贴。
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家庭照料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好的关怀服务。
也为劳动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家庭照料支持，促进了家庭和谐。
四、增加老年人社会参与机会为了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推行老年人社会参与计划、设立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这些举措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志愿活动、社团组织、文化娱乐等，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五、推广健康养老理念日本政府积极倡导健康的老龄化理念，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营养饮食、健康管理等活动。
通过推广健康养老理念，日本成功地降低了老年人患各类疾病的比例，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了医疗保健压力。
六、加强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为了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日本政府不断加强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提供全方位的老年人护理服务。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东方国家，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些举措对其他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价值，可以为其他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日本政府通过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养老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社区养老服务、医疗保健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日本政府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多元化发展。
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缓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二、推动养老金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改革养老金制度，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养老金体系。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包括国民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等多种形式，不仅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还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日本政府积极调整养老金标准，完善养老金统筹和管理机制，确保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政府还鼓励老年人延迟退休，增加养老金发放年限，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冲击。
三、促进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日本政府推出了“再就业支援金”、建立了“国民年金兼职工作者就业援助”，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
日本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招聘和留用老年人。
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不仅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还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
四、拓展科技创新应用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
国外治理城市水灾的经验及其启示崔艳红【期刊名称】《城市与减灾》【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3页(P29-31)【作者】崔艳红【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正文语种】中文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众多城市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城市水灾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引发城市水灾，导致77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元。
历史上，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柏林等国外大城市也都曾遭遇过严重的城市水灾，在长期实践中，相关部门和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通过修建完善的城市下水道排水系统、建立洪水风险管理系统、制定健全相关法律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降低了城市水灾的风险，这值得我们借鉴。
现代大城市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交通拥挤，一旦发生强降雨，往往会导致城市水灾。
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其发展进程中就曾多次遭遇严重水灾，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如1982年7月23日日本长崎发生强降雨，总降雨量达到500 mm，引发城市水灾，造成299人丧生，1193间房屋倒塌，2万余辆汽车损毁；2000年韩国首尔暴雨成灾，导致49人死亡，交通、电力、通信等系统瘫痪；2007年7月20日伦敦发生城市水灾，部分地区积水超过60 cm，希思罗国际机场141个航班被迫取消，25个地铁站遭水淹。
由此可见，城市水灾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会经常遭遇的灾害，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
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的相关部门，在治理城市水灾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系列应对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修建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工程。
为防范城市水灾，国外的一些大城市投入了大量资金，修建了覆盖整个城市、规模庞大、功能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其标准普遍高于国内，如纽约的地下排水系统按照“10至15年一遇”的标准修建，东京是“5至10年一遇”，巴黎是“5年一遇”标准。
伦敦和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虽然已有上百年历史，但依然功能强大，尤其是被称为“地下大水库”的巴黎城市地下排水系统。
特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
近年北京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
日本东京作为世界级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期也曾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面临过与北京现在相类似的人口问题。
面对严峻的人口膨胀问题，东京政府在不限制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城市发展战略高度出发，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和疏散人口，取得良好效果，其经验值得借鉴。
北京市和东京都的人口规模变动均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历程相吻合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到，北京市总面积是东京都面积的7.6倍，中心城区面积则是东京都中心城区的2.2倍；北京市目前人口总量也大大超过东京都人口总量，但北京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如东京。
因此，与东京相比，北京市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就城市发展空间而言，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尚未正式出台，京津冀都市圈的构成大多按“8+2”模式，即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共8个地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的人口总数高于东京都市圈，但其经济规模、人均GDP和圈内城市发展水平均和东京都市圈有较大差距。
京津冀都市圈的合作尚处于启动阶段，北京的人口流入压力很大。
数据显示，北京市和东京都的人口规模变动均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历程相吻合。
东京都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增长（1945年-1955年战后复兴期）、快速增长（1955年-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稳定增长（1970年-1990年经济稳定增长期）、负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泡沫期和逆城市化时期）、缓慢增长（90年代后期“再城市化时期”）五个阶段。
我们在结合多方统计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北京市人口发展可分为波段推高（新中国成立-50年代）、低位徘徊（60年代）、小步回升（70年代-80年代末）、快速增长（90年代以后-现在）四个阶段。
由此可见，日本东京1955年至1970年和北京90年代以后至2010年的人口规模演变状况较为近似，东京1955年至1970年的经验尤为值得借鉴。
东京与北京人口迁移状况之比较东京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主要受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空洞化”和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东京人口迁移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周期。
第一个周期自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大约持续了20年。
这一时期是东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期，一直表现为人口净迁入，大致到1960年代初期先后达到最大值。
人口、劳动力的集中，使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从而抑制人口入迁并使之逐渐减少，特别在1970年代中期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迁移几乎停滞，净迁入规模趋近于零值。
第二个周期是1970年代末期开始到1990年代初期结束。
这一周期是日本经济的产业升级阶段，东京都内出现了大企业集聚、金融信息产业从业人员集聚、制造业比例大幅度降低的现象，因此与第一周期相比，该周期持续时间较短，净迁入规模小，且人员素质普遍较高。
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仍以东京“一极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人口迁移周期。
总体而言，东京人口迁移的变化相对平缓，东京的净迁入呈现萎缩趋势。
在迁移自由的市场体制下，人口迁移系统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人口发展阶段、变动曲线与北京市人口政策、户籍制度演变高度相关，人口迁移呈现频繁、不稳定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前，北京常住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和户籍迁移增长为主，人口流动的数量、性质和方向受行政手段干预。
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户籍迁移制度由强化、弱化到渐失，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常住人口出现以下变动特点：一是北京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屡屡打破规划目标。
二是外来人口增长逐渐成为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是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明显延长，流动人口不流动、常住化倾向日益明显。
四是流动人口来源地广泛、中青年居多、就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其中从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者、社会服务业流动人口比例较高。
五是流动人口中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前低后高的状况。
六是流动人口地区分布呈现高度不均。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流动人口密度最大，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最大。
东京应对城市人口问题的主要经验对于城市人口的引导和疏散，日本东京是把人口问题放在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考虑的。
伴随着东京战后重建、城市迅猛发展，各种“大城市病”应运而生，其中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种种问题就是“大城市病”的一种集中体现。
控制城市规模还是发展特大型城市一度成为让东京的城市管理者头疼的两难选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发展特大城市的观点一度抢得先机。
但在东京筹备1964年奥运会的过程中，东京的发展思路跳出了“控制还是发展——非此即彼”的狭窄框框，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变被动为主动，从一味关注城市规模转向关注城市布局。
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开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大都市圈等一系列举措，把人口数量与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生活性功能结合起来，有效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合理分布，控制和优化了东京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
经验一：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和人口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东京产业结构经历了从城市化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逐步过渡的过程。
1955至1970年间，由于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东京都地区积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
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曾给东京的住房、交通、环境、能源等造成很大困难。
为此，东京都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使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开始聚集。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京高度聚集，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城市的人口总量。
经验二：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相对于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纷纷错失转变城市“单中心”城市结构的机遇，东京较好地把握了时机并有计划地实施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战略。
设立副中心和新城成为东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人口和功能的关键性措施。
首先，东京分阶段实施了副中心战略。
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于1958年、1982年和1987年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
第二，注重依靠轨道交通引导副中心发展。
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日本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
首先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依托各交通枢纽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
然后再以各副中心为起点，修建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经过多年的建设，东京大都市圈现有280多公里地铁线，铁路近3000公里。
轨道交通系统每天运送旅客2000多万人次，承担了东京全部客运量的86％。
在早高峰时的市中心区，有91％的人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第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税收等政策上向副中心、新城倾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城市人口向这些区域流动，避免过度集中。
经验三：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
日本为了解决单一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问题，采用城市群布局的方式在地域上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城市都市圈，从而扩大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城市的联合影响力。
东京圈由东京都和周边的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总面积13280平方公里，人口3670万（2009年），其GDP几乎占日本全国的1／3强，是日本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政治、文化中心，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都市圈。
东京都市圈曾经历了5次规划，最后实现了由东京“一极集中”向多级、多圈层的城市结构的转变。
东京都市圈各城市的分工非常明确，如：多摩地区为东京都高科技产业、研究开发机构、商业、大学的聚集之地；琦玉区域是政府机构、居住、生活、商务职能聚集之地，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日本的副都。
经验四：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是东京净迁入规模大幅减少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城市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分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京是日本物价水平最高的城市，并且长期位居世界各大城市物价排名的最前列。
2002年11月，日本有关部门对东京与发达国家若干有代表性的大城市间食品零售价格做了调查比较。
结果显示，东京的食品价格高于国外大城市。
尤其在肉类、蛋类、蔬菜等通用食品价格水平方面，东京位居世界前列，且与多数大城市差距较大。
另外，东京交通成本比较高，医疗费用也很高，普通感冒发烧的治疗费最少要两三万日元。
东京圈的商务成本中最高的是地价。
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在2004年对英、美、法、意、日、加、德、奥、荷9国115个有代表意义都市的商务成本进行分析并排序，得出日本几乎所有的商务成本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东京圈的商务成本又比日本全国平均高出很多。
东京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居高不下，加速了制造业的不断撤离，增加了人们的迁移成本，致使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就业人口无法长期滞留。
但以金融业和信息业、传媒业为首的第三产业，日本大公司的总部，以及外国大公司却看好东京，纷纷迁往东京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日本经营管理教育协会联合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