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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eech act theory put forward by the British linguistic philosopher J. L. Austin in 1950s was introduced into literature study by Richard Ohmann and Stanley Fish and further developed by Paul de Man and Jacque Derrida. Thus the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was formed. Hillis Miller is not the first one to apply it to study literature, but h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 by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theory based on his own understanding.Standing from the tradition, Miller tried to explain the literary speech act from a fresh angle. At the beginning he got back to Austin’s illustration and crux, faced the plight directly and put forward that language itself was simultaneously constative and performative, that fictional language is also performative.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he proposed a Miller-characterized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by transforming Derrida’s Theory of Différance and de Man’s Theory of Rhetoric carefully. In his theory, Miller re-specified the rules of literary speech act , which as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worked community and “feasibility ” of inappropriate speech acts. Thus the viewpoint that performativity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was proposed at last.Miller’s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mainly aims at giving a new definition to elements in literature acts. According to Miller, writ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writer can condcut his performative right, control the text and guide the reader. As to the text, a virtual reality, it is able to get rid of the writer’s control and is able to self -empowered. The readers are the last part where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can be realized and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ethic as well.On the basis of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Miller made a series of adjustment to his critical theories of later years. Firstly, he facilitated the ethical turn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econdly he combined literary studies with cultural studies which provided a fresh theoretical angle to stud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assure the status of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s. Finally he modified his claim of Finality of literature and believed that literature would never be terminated by new technology and can exist continuously as long as literarity is found.Key Words: Hillis Miller;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literary performative ;ethical turn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绪论 (1)第1章米勒对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新阐释 (6)1.1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突破 (7)1.1.1直面奥斯汀的理论困境 (7)1.1.2突破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传统 (9)1.2文学言语行为的新规则 (11)1.2.1文学中无形共同体的有效性 (11)1.2.2文学中不恰切言语行为的有效性 (14)1.3述行性作为文学核心品质 (15)1.3.1文学用修辞表现述行 (16)1.3.2文学述行生产意义 (17)第2章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要素新定位 (19)2.1行使述行权的作者 (19)2.1.1唤醒“幽灵”的皮革马利翁 (19)2.1.2诱使读者信任的“骗子” (21)2.2自我赋权的文本 (23)2.2.1文学作为虚拟现实 (24)2.2.2文本的自我证明 (25)2.3担当阅读伦理的读者 (27)2.3.1天真式阅读与去神秘式阅读 (28)2.3.2读者再次唤醒“幽灵” (29)第3章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新转向 (32)3.1促成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 (32)3.1.1为解构主义辩护到批评的伦理转向 (32)3.1.2悖论结构与批评伦理的契合 (34)3.2联接文学与文化研究 (36)3.2.1文学话语再次参与社会建构 (36)3.2.2文化阐释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39)3.3修正文学终结论 (40)3.3.1新技术没有终结文学 (41)3.3.2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未来 (43)结语 (45)注释 (47)参考文献 (53)致谢 (56)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58)绪论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1]，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美国意识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转向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摘要:在我国关于“文学终结”的论争中有两个焦点问题:“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从前者转向后者，展示出对“文学终结”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化。
“文学终结”的重要意义并非争论文学在现代科技时代是否消亡，而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需要走出文学本质主义的误区，认真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的文学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反思，以此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救赎。
文学出现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则在于现代科技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在二者之中，技术成为自变量，艺术随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考察技术的应用给艺术本身带来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艺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文学终结”;技术;文学研究;现代艺术在当前文艺界，“文学终结”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自2001年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文学评论》发表，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1]，此语一出，如同在我国学界丢下一枚手榴弹，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终结话题的热烈讨论，同时还带动了有关“艺术终结”的研究，有关文学终结的文章、专著不断发表出版，如金惠敏《媒介的后果》(2005)、朱国华《文学与权力》(2006)、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2006)都是在这场论争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纵观这场论争，尽管学者们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有的从情感和语言，有的从距离，有的从权力理论，有的将问题还原于西方语境，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必然涉及到的:“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一在这场论争的初期，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文学是否会死亡”。
很多人把“文学终结”直接等同于“文学的死亡”，因此对“文学终结”论大加讨伐。
李衍柱先生认为:“在新的世纪，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存在还是消亡的根本问题。
文学解构研究的调整与坚守——析米勒不同时期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的论述【内容提要】本文追溯米勒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未来及其应对的论述，发现他在社会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从解构批评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文学研究任务、文学研究方向，不断调整解构批评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体现了顺时而变的态度。
同时，这变化中亦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对解构批评之修辞性阅读的坚持、对文学的坚守以及对人文主义使命的承担。
【关键词】米勒/文学终结/解构批评200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来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会议，会上他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国学术界21世纪初一场较为持久的关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话题的讨论。
笔者以为，米勒提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在米勒的思想中，有一个就此问题思考的发展轨迹。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米勒发表了多篇论述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的文章，笔者拟将这些文章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看看米勒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梳理一下米勒提出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希望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启示。
笔者把米勒就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和应对的论述文章按三个时间点进行论述，每两个时间点的跨度大约为10年，把与该时间点年代接近的文章划归该时间点之内，集中论述。
这三个时间点分别是1979、1989、2000年。
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与大力倡导解构批评1979年，经过不懈的写作和与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论战，米勒代表的解构批评进入了美国主流批评之中。
当时虽有文学研究消亡的论调，但米勒对文学及文学解构研究充满了信心，并力图开拓新的疆土。
这体现在《在边缘：当代批评的交叉口》、《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两篇文章中。
《在边缘》一文中，米勒描述了当时文学研究的现状，并试图对文学研究的发展指明方向。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一、从文学“终结论” 谈起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
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
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
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
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
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
[1] 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着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的理解当前文学是否存有危机？如果存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看来知识界是颇有争议的。
通常人们谈论当前文学的危机，主要是着眼于电信时代的图像化转向及其扩张，以及对传统文学形态形成的极大挤压，持续将其逼向边缘，文学市场逐渐萎缩。
这应是不争之实。
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早已谈到，在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在西方的大学中也早已是实用技术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从而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
13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正在发生。
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当今的文学顺时而变走向“泛化”，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
米勒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
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
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
”14米勒特别强调两个词汇的区别，其用意耐人寻味。
对于这种文学“泛化”现象，乐观者把它看成是文学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极力为其欢呼叫好；悲观者则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文学的危机，因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往往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仅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