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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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名词解释:
文学革命指的是我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展开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
文学革命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起点,进而反对以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旧文学,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开始。
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观;反对封建文学流派,提倡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和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的开始,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诞生。
摘要: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
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
由此,它的形态及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
报章、广播、影视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在媒介的冲击和推力下,需要对文学的存在加以深度思考。
关键词:媒介;形态;现当代文学;关系1.“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1]103,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
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传媒(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2]73,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本身就带有信息,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其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
2.报章、广播、影视以及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场”。
媒介以其特有的强大冲击和推力促使着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及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作家身份和读者/受众心态等的改变,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等)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
一、报章印刷与新文学构建1.1晚清与“五四”前后,民族先觉者们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触动文化并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并促成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
在网络和广播、影视缺席的时代,报刊杂志处在最前沿,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它们催生、哺育了新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决定了新文学后来的发展/走向。
乔纳森·卡勒的“文学性”理论研究作者:景婵娟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06期【提要】乔纳森·卡勒继形式主义之后,在“文学性”蔓延与文学危机论的背景下重提“文学性”。
他以自身向文学理论的复归开始,运用解构主义策略证明“文学性”成分的存在及文学与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
尽管他的理论对文论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但不可否定他的确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乔纳森·卡勒文学性理论研究“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母题,自形式主义提出后,至今仍是一道难解之题。
不过经各学派的不断探讨,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逐渐深入。
晚近以降关于“文学性”的思考显然已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20世纪末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重提“文学性”,试图继续寻找“文学性”的足迹。
一、卡勒“文学性”理论的渊源上世纪二十年代,形式主义首先开始关注文学性相关问题,代表人物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①他们普遍认为语言的“陌生化”与“文学性”的关系最紧密。
随后各位学者关于“文学性”的研讨便从未间断。
但是自埃利斯在《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中专门阐述过“文学性”后,鲜有类似的专著出现,大部分学者仅做归纳与整理。
当卡勒的《文学性》一文呈现在公众眼前时,这一探讨被重新掀起了波澜。
他以“什么是文学”作为文章的开始,首先追问文学的性质、功用、地位及为何研究文学等问题,他指出追问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是界定文学,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以及追问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这样“文学性”问题就被提出了。
卡勒重提“文学性”并非只是在研究此问题的人数上做简单的加法,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他表示“提出问题的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区分本身,而是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
关于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研究刘晓丽的《理解文学性》一文把文学写作分为三个层次:经验写作、体验写作、超验写作,认为超验写作更接近文学性,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形式才是文学性的恒定面[3]。
赵玉琦认为,文学性的界定通常从语言的形式层面以及内容的虚构角度来阐述,不过多角度的选择本身就说明了文学性涵义的丰富,其论文《审美特质与阶层代言———关于文学性的两种视角》即是从审美和阶层两个视角去透视文学性的[4]。
陈伯海通过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点的梳理和辨析,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了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沉思瀚藻”和“缘情绮靡”二说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
可见,挖掘传统文论中的精华与西方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5]。
董馨认为,“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点中的“文学性”,不但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6,7]。
南帆在《文学性:历史与形而上学》一文中认为,“文学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文学是历史的,经验的,文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语境的组成因素决定了———另一些时候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学。
”同时作者高扬“文学话语”的旗帜,认为“想象、虚构、不懈的创新追求”是现今的文学所匮乏的,同时又是现今的历史语境所渴求的。
这正是作者认定的“文学性”的组成部分[8]。
姚文放的《“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理解———以两种“文学性”为例》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论文。
作者认为,当前文论界对“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有歧见,俄国形式主义者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均主张“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
“历史的终结”与开放的文学作者:颜桂堤来源:《艺术广角》2020年第04期历史向何处去?这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也仍然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自福山享有盛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出版以来,“历史的终结”这一宣言振聋发聩。
[5]或许有人会问:这一观念难道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历史衰弱的标志吗?显然,一方面这种想法: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对历史的完全而彻底的否定,并致力于消除关于历史的认识的所有深化;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之中,一种充满裂缝和空隙的分歧蕴藏其间。
尽管“上帝死了”“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作者之死”等一些末世学的论题,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但是这些论题所隐含的理论谱系及其当代影响绝不容忽视。
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终结论”只是解构理论分化出来的一个部分。
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对戏称为“终结论”的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分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是“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说我们中的某些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再讳言的东西”。
[6]事实上,“历史终结论”忽略并遮蔽了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历史的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文学如何想象与叙述历史?“历史的终结”之后,我们远远不是抛弃了历史,世界也并未被虚无主义所吞噬。
我们既非丧失了历史意识,也非缩小了我们的历史视野,更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恐惧、悲观的情绪之中。
如果历史意味着对我们生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仍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
现今,我们依然生活在历史的轨道上。
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写道:“我断言,历史本身可以是有趣的,但是它只是在试图解决有趣的历史问题的程度上才是有趣的。
……这些本来就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更有特殊的趣味了”,而“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
”[7]显然,好的文学也应当如此,好的作家也应该增强这种好奇心。
当代作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时代,通过自己的经验与独特视角去表达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理解,深入分析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中国矿业大学 2012级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
考试科目 文艺美学 考试时间 2013.1.5 学生姓名 单 良 学生学号 ZS12090024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任课教师 王 青
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处印制
成绩 文学终结论的思考 摘要:米勒在本世纪初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话题,并在中国文学评论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米勒认为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在这样的危机中,文学要该何去何从。本文着重分析中西方文学终结论命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学的出路问题。 关键词:米勒 文学终结论 边缘化 失语化
绪论 2001年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发挥了德里达有关现代电信科技的论述,“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 得知„„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这样,米勒从创作、阅读与研究全方位地宣布了文学活动的消亡。[1]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应,有支持,也有批判。然而中西方学界对“终结”的含义理解又不尽相同:米勒、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理解的终结是“完了、不存在”的意思,而中国学者如余虹、赖大仁、曹顺庆等先生所理解的是文学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和失语化。
西方“文学终结论”的讨论 1、西方终结论的传统 首先我们从西方来看,有关终结论的命题频频出现。黑格尔最早提出了“艺术终结论”的命题,宣布了艺术作为人类最高旨趣和绝对真理的崇高地位的终结。他认为艺术从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进化宣告结束,艺术的历史消融于哲学的历史。[2] 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个词来描述文化事件和产品对社会的影响。对于阿多诺来说,他更多的是面对技术化、商业化带来文化困境与艺术危机的语境下,通过反思理性而进一步提出艺术终结问题的。在阿多诺看来,作为承担自由与批判责任的艺术,此时却随着工具理性的不断发展而处于两极发展之中,一方面是伴随各种新媒介不断出现而催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伴随反抗异化而陷入表达危机的现代艺术的萎缩。面对这种艺术危机,阿多诺认为他那时的大众艺术已经被商品化,失去了艺术内在的反抗与批判功能,于是对文化工业提出了批判。[3] 阿瑟•丹托在1984年又提出了艺术终结论,“在今日,可以认为艺术界本身已丧失方向,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时代已经从内部瓦解了。”[4]相比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丹托的艺术终结是针对艺术史而言的。他认为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和存在方式已经终结了,但并没有消亡,它们还会在哲学的构架中附属性存在。 相对于艺术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5] 由此可见,终结论的命题在西方不断被提出。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一套《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收集了西方学者关于“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教育终结”、“男性终结”、“艺术终结”等论述,西方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提出了终结论。我们不难看到,在西方传统的哲学、美学构架和思维方式中,终结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问题,也在各个领域都有出现,文学艺术的终结也并不是德里达、米勒第一次关注和提出来的。
2、文学终结论的讨论 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不是从哲学纯粹思辨的层面上来推导的,而是将文学现实放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科技背景之下来讨论,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意义。 米勒认为,今日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说的“今日”是指电脑、电子邮件、传真机、录像、视频、超文本,以及互联网“冲浪”等新型通讯技术畅行其道的时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者之间以及与其工作的联系方法。 米勒分析在大学教师以及青年学者中,大多数人是被电视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一代人。当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压力,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受到质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媒介的影响。人类媒介经历了口传到纸传再到电传的线性发展顺序,自然也会得出依靠纸媒的文学在“无纸化”的电传时代终将终结的结论。德里达与米勒关于电信时代文学、情书、精神分析、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都将不复存在的见解,理论基础正是这种媒介决定论。媒介决定了信息,决定了信息主体和受体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空间和时间构成与感受,因而也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内容。这种媒介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构成了很多后现代学者论文论著的理论基础。 第二是文学学科的衰退。在西方当代社会,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和职业,正快速萎缩,从事文学研究职业的人就业机会、社会声望和地位急剧减少和降低。米勒演讲提供的数据当然是可信的,仅仅几年间,仅加州就有两千多名从事包括文学研究与教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职业的教授提前退休,获得各种资助的项目也大大减少,曾经在社会上被人尊敬的文学研究职业的从业人员,社会地位和声望也一落千丈。这使米勒等人对文学研究的前景做出了极端悲观的判断。[6]
中国“文学终结论”的讨论 文学终结论对中国学者来说始终是舶来品,并没有理论根基和源头。那么中国学者所理解的“文学终结论”实质上是指文学的边缘化与失语化。
1、文学的边缘化 什么是文学的边缘化?在90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由此“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对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倍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为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7]实际上,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实际上是文学
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余虹说,“概言之,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边缘化有两大意涵:1、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由影视艺术所取代。2、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文学不再处于文学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8]赖大仁认为,“文学边缘化实质是文学性的危机,即: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策动下,虽然文学的某种形式与名义仍然存在,但其文学性已经在整体性的娱乐化中被消解或转化了。”[9] 文学边缘化,是指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在失去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同时,整个文学也出现了休闲娱乐的多元化,阅读文本的多样化。在中国我们所讨论的文学终结论更多的就是文学的边缘化,边缘化已经成为了文学的危机,不仅是文学性的危机,也是阅读的危机。
2、文学的失语化 曹顺庆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说:“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10]曹先生说,“‘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11] 曹先生认为忽略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失策。目前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大肆批判传统文化时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十三经,这实际上正是“失语症”的又一根源。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要判它,你首先要了解它、知晓它。可是,当今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没有读过“诸子集成”,以致形成了今日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在这种弥漫学界的不懂传统的空疏学风下,必然会导致对传统学术规则的生疏与隔膜,这种生疏与隔膜长期延续下来,就只能形成失语。因此,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要真正懂得西方。[12] 曹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正是基于文学学科不断衰退的背景下提出的,青年学者们不了解中国文化,自然会失语。这也和西方讨论文化终结论背景不谋而合。越来越少的人认真钻研于文学之中,他们被形形色色、多元化的社会所吸引,必然不会花费时间去真正地坐下来研究文学。
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那么在中西方的文学终结论的讨论中,我们不免为文学的出路捏一把汗。在遇到这样的危机之时,文学是否真的终结了呢?固然西方学者终结论的思考,确实危言耸听。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一切都没有终结,历史、意识形态、教育、男性、文学艺术等,都照样存在着,发展着。但另一方面,一切又确实有变化,确实与从前大不一样,无论是存在方式、内容、形式、地位、作用、意义都大不一样,新的形态和状态确实出现了。各种终结论当然不能真正终结一个对象,但却在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提示我们注意事物的新状态、新样式、新角色、新功能。因此,西方终结论的话题讨论是有价值的。就文学终结论的话题而言,其价值是提醒人们关注当下文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局面,并探讨这种挑战可能对文学造成的严峻局面和后果。以及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为自己开辟新的生存方式。 米勒强调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的存在方式所带来的巨变。麦克卢汉在谈到媒介变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时说过一段十分著名的断语:“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13]因此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本身并没有错。文学的危机一部分是由于它在后现代领域中,中心地位的边缘化,受着多元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小的瓶颈。 其实文学自身的优势是其他元素所替代不了的。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有这样一段叙述:“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待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14]电视剧中两人各自的内心独白显然是表演不出来的,与阅读时所获得的直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