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国际美学的最新的发展趋势，“生活美学”在国外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想结合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的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的观感，来深描“生活美学”的最新发展，来重新阐发“艺术终结”论，并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生活美学”能否为当代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理论基石？这次国际美学界最高规格的盛会，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四百多位学者，来自不同文化的美学之间也开始撞击出火花，“生活美学”就是其中相当耀眼的一朵。
1.为何要提出“生活美学”？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美学为文化间架起桥梁”，这顺应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发展的“文化间性转向”的历史大势。
因而，笔者在本次大会上的英文发言也以《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美学》（Concept,Body and Nature:The End of Art versus Chinese Aesthetics of Ever-ydaylife）作为题目，没想到引起了许多当代美学家的积极关注，在会场上下与他们之间的争论，我觉得记载下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发言之前，令我深感欣慰的是，分析美学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Margolis）、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新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国际美学协会第一副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Carter）、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佐佐木健一（Ken-ichi Sasaki）、俄罗斯著名美学家多果夫（Konstantin M.Dolgov）、当代哲学史家汤姆・罗克莫尔（Tom Rockmore）、日本美学协会代表小田部胤久（Mariko Otabe）等悉数到场，从而表现出对艺术终结、生活美学及其东方语境问题的关切。
我的发言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关于“艺术终结之后”美学的命运的。
试想，假如艺术真的终结了自身，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认为，恐怕是“生活美学”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美学必须回归生活来加以言说，才能真正获得其生命力。
“生活美学”的出场，恰恰是由于过去的美学远离了生活。
随着——“生活审美化”与“艺术生活化”——这种当代“审美泛化”愈演愈烈，我们亟须回归“生活世界”来重构一种“活生生”的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
“生活美学”认定“生活即生活”，当代艺术走向“艺术即经验”。
这恰恰是由于，美学，作为一门“玄学”已经远离生活太久，审美往往被视为对理论[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艺术终结：生活美学与文学理论刘悦笛6生活的否定、拒绝乃至颠覆；艺术，本为一种“经验”业已孤离经验太远，艺术常常被看作是对经验的殊异、摆脱乃至超离。
现在，则是回到生活和经验的时候了。
（1）在这些美学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对于“生活美学”的各种各样的态度。
在当今的国际美学界，“分析美学”传统与“现象学美学”传统是占据主流的两种传统，后来又有“实用主义美学”传统介入其中。
马戈利斯与卡特是分析传统当中的代表，前者是规范的分析美学家，由于分析美学聚焦于艺术而往往忽略了生活本身的意义，后者则是分析美学的研究者，他适度地承认了美学回归日常生活的价值。
阿诺德・伯林特则受到了法国现象学的影响，他所倡导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日常生活美学”的分支，这是由于，正如另一位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Carlson）所言，从性质上讲，“环境美学”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学”。
（2)伯林特也基本持类似的主张，他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城市环境和文化环境”。
(3)显然，“环境美学”所言说的是环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
总之，分析传统是拒绝生活的，而环境美学则是“生活美学”当中的应有之义，而新实用主义美学则充当了“生活美学”的急先锋。
当然，我们所说的“生活美学”与欧美语境内的“生活美学”还有差异，它首先是建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根基之上的。
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历来就有“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的传统。
在中国古典文化看来，艺术与生活、美与生活、创造与欣赏、欣赏与批评，都是内在融通的，从而构成了一种没有隔膜的亲密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浸渍在其中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
从庄子的“美的哲思”再到明清的小说批评，那种生活见识与审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渍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
如果从哲学源头上讲，这种回归生活来重思美学的思路，主要是受到了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观念的影响，其后的海德格尔的作为“存在真理”的美学观、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的美学观、杜威的“作为经验的艺术”的美学观的影响更是重要的。
显而易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属于现象学传统，维特根斯坦属于分析传统，杜威则属于实用主义传统，而且都是这些传统当中的奠基者，其实“生活美学”的基础乃至一种更深层的“生活哲学”。
只不过，当代欧美美学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同当代中国美学所直面的问题并不相同，它要力图摆脱的是占据主流的分析美学传统，特别还要面对“艺术终结”之后的美学境遇。
相形之下，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主要面对的仍是实践美学及其后的问题，或者说是面临的还是“实践与生命的张力”的现实语境，而且，主流艺术境遇亦与欧美形成了历史性的错位。
2．“生活美学”中的生活是“民生”的关于“生活美学”这个问题，新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舒斯特曼也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活生生的生活：艺术终结之后的选择》的专著。
(4)有趣的是，中译本在编辑的建议之下将书名翻译成《生活即审美》，舒斯特曼本人告诉我他建议的中文书名原为《生活艺术与审美经验》（Living Art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这竟然与我的基本想法不谋而合。
在我与他的交流当中，他充分肯定了这种新的想法，并认为这就是他从分析美学转向“新实用主义”之后的核心想法。
他还肯定了中国文化里面的“阴”的一面（包括女性）给予他的启迪。
我对他说，“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西方是阳，东方是阴，分析哲学是阳，生活美学是阴……我很高兴能看到在您身上这种由阳到阴的哲学转向。
”实际上，他的美学思想显然得到了东方思想的“反哺”，“生活美学”的思想资源里面，本土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美学来说都是贡献巨大的。
当时，还有一位韩国岭南大学的教授要翻译这本书，能读懂汉语的他看到我一篇论文中将“performing live”的翻译为“活生生的生活”，就来刘悦笛・艺术终结：生活美学与文学理论7２００８／７・文艺争鸣・理论问到底翻译成“表演生活”还是“活生生的生活”。
我的回答是，表演是中文里面有特定的涵义，如果叫表演生活就好像擎着面具一般去生活一样，还是应该注重生活的“活动的”、“行为的”、“述行的”、“活生生的”本然特质。
尽管这种亲近于东方智慧的“生活美学”主张并没有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赞同，不过，目前无论是新实用主义美学、后现代美学还是所谓的“日常生活美学”，(5)都在往这条新路上前行，我相信自己的想法，也是朝着同一方向挺进的。
深谙分析传统的欧美美学家自然对生活美学采取了拒斥的态度，而且，就连不完全在这种传统内的美学家也对生活美学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在我发言之后，著名的环境美学家伯林特追上了我，追问我发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所包孕的理论尝试究竟是什么。
当时我就继续向他做解释，可是当我说到“生活审美化”的时候，他立即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他明确地说：“我们一直在使生活审美化呀”！然而，仔细一琢磨，他的这种取向还是有“个人审美主义”之嫌疑。
为什么这样说那？在本次大会上，伯林特还进行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
国内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作为美学家的伯林特同时还是一位钢琴演奏家，时常在各地进行演出，这种现象的确非常鲜见。
当我和他说这种复合型“人才”并不多的时候，他竟毫不谦虚地说学者兼音乐家这在美国也是寥寥。
当然，他对于音乐具有一种哲学的独特理解，在其演奏几十个音乐片断的时候，穿插着他对于标题和音乐关系的理论阐释。
或许，当这位音乐家兼美学家在沉浸于音乐的时候，的确对他自己而言生活审美化是“一直”持续的。
然而，对于大众来说呢，并非人人都是艺术家呀，或许生活美学是一种建基于大众生活而非少数精英文化基础上的新的美学。
所以说，我们所说的“生活美学”里面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民生的”生活，而不是个体化的超越的生活，或者回到本能的生命。
佩茨沃德曾在接待会上邀请我共进咖啡，并介绍与其一同进行“都市美学”研究的德国朋友给我。
后来在共同看了一个悲惨的伊朗电影之后，我们在校园的室外餐厅喝茶直到深夜，共同探讨了许多问题。
他对于艺术终结是基本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对于生活美学的诉求却提出了异议：一个是这种思想内部深藏的“个人主义”他不同意，另一个则是他所指责的“缺乏生活的悲剧意识”。
如此看来，他更多是从德意志的悠久哲学传统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所谓“缺乏生活的悲剧意识”更多批判的是对于现实不关注，但“生活美学”恰恰是回归生活的、关注现实的。
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是适合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如提出“生存美学”的福柯）和新实用主义者的，但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生活美学”的主体并不是“单个的人”，更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们”。
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已经不适应于这个时代了，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思想的提升是相匹配的，但是，而今需要重新堪定新美学的思想基础。
比如，审美非功利原则在康德那里得以定型，但是审美真的是非功利的吗？“快感”与“美感”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康德那里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快感在先则不是审美，如果美感在先才是审美，这种逻辑前提是否就是一种假设而已。
看来，康德美学原则在“生活美学”面前似乎缺乏了说服力。
总之，无论是“艺术终结”还是关于“生活美学”，在东西文化之间、在西方文化内部、在东方文化内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关键不在于对错与否，而在于哪种艺术理论和美学更具有阐释力，更匹配于自己置身于的那种“自本生根”的文化和“与时谐行”的时代。
3.“艺术终结之后”会迎来生活的复兴非常可惜的是，在1984年率先提出“艺术终结论”的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并没有与会，这位美国哲学和美学协会的前主席现居纽约，已成为当代欧美艺术批评界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估计他忙于奔波于各个画展和艺术界之间，分身乏术。
不过他是前几次国际美学大会的参与者，在一次重要发言里面还凸现出了东方美学的重要价值，当时著名日本8美学家今道有信先生还曾为此向他深鞠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