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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曾纪泽外交思想张南侠【摘要】曾纪泽是清末时期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之一.其国际法外交、均势外交及实力外交等思想构成了他外交思想的核心.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时局变化密切相关,也深受中西文化和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具有全局性、现代性、灵活性等特征.曾纪泽外交思想的实践对于清政府外交贡献巨大,并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6)004【总页数】5页(P5-9)【关键词】曾纪泽;外交思想;实践【作者】张南侠【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22曾纪泽作为曾国藩的长子、清末卓越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或许这就是虎父无犬子的真实写照。
在新疆伊犁问题上开创了以不流血来签订条约的先河，在中法有关越南问题、中日有关朝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试图站在较高的视野与标准来解决一些问题和困境，他直接推动了晚清外交现代化的步伐，也反映了近现代化外交的方向。
一、曾纪泽外交思想分析(一)国际法外交思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形成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国际法原本是欧洲处理国与国事务的法典。
由于清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缺乏与其它国家交往的经验，对于国际交往规则、国际法了解甚少。
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曾纪泽则较早地了解并运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其国际法思想内容主要依据于《万国公法》内容进行阐述的。
曾纪泽的国际法思想与其在同文馆的学习和在西方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曾纪泽曾在丁韪良的碑铭上大力赞颂他对于中国学术政治的贡献，并给出“取西书之有益于中国者。
”[1]158的评价。
曾纪泽出使期间在日记中记载道凡遇到与西方打交道的事例“亦常征诸《公法》以立言。
”[2]939同文馆的学习以及出使国外的经历，使曾纪泽眼界大开，成为睁眼看世界之人。
在外交实践中，曾纪泽尝试以其所认识和掌握的国际法原则处理他所负责的外交问题。
曾纪泽外交思想研究综述前言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
字劼刚。
曾国藩长子。
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国公使。
出使期间为清政府的弱国外交争取回不少的利益。
在英办理订造炮船事宜；在俄改定《里瓦几亚条约》，争回部分商务和界务主权；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他的外交史是晚晴进步分子为保家国而努力的真实写照，其外交思想，外交手段，外交理论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杰出的，值得肯定的。
一．学术史回顾袁南生《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楚材摭英外交篇》）论述了曾纪泽在清朝积弱的情况下，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虎口夺食的对俄外交，无力回天的对法外交。
肯定了曾纪泽的外交实践对弱国在外交上劣势的挽回，减少强国的祸害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贡献。
曾纪泽对英外交期间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并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他还成功开展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外交谈判。
对俄外交的贡献主要在于改订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虎口夺食，为中国争回很大部分的利益。
中方继续保有苏约克山口等处领土，在嘉峪关通商、松花江行船、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等方面，新约也比“崇约”要少损失若干利益。
新约争回了伊犁西南镜的大片国土，使得边疆重镇伊犁有了重要屏障。
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与俄国进行艰苦谈判的同时还关注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
曾纪泽始终坚持外交应以实力为后盾，坚决主张以实筹战备的备战举措来遏制法国的侵略野心，保护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却由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曾纪泽不明了清政府在处置越南问题上的底牌，又不受法国政府的欢迎，对法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也不明究竟，导致他在中法越南问题的谈判上有力无处使，对法外交无力回天。
张浩《郭篙熹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1998年第三期）论述了郭嵩焘与曾纪泽在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外交大势情况下，他们外交思想的公识、分歧。
曾纪泽外交思想研究一、学术史回顾1949年以前及解放初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并不多，笔者所能找到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35年发表于《国闻周报》上韩少苏所写的《谈曾纪泽》，1937年发表于《禹贡》上吴相湘的《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
“文革”结束后撰写有关曾纪泽论著的人增多了，主要分为三部分来研究：第一，中俄伊犁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
多数学者持传统观点，对曾纪泽的评价相当高，肯定了他是爱国外交家，据理力争，有高度的责任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有别于清政府中的妥协派和投降派，收回了我国的领土。
第二，有关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外交活动。
学者们认为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先主战后主和，这是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明智选择，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全我国的领土不被侵略同时也使越南免受侵略，带有明显的反殖民扩张性质。
第三，曾纪泽外交思想总论。
这些论文涉及到诸如曾纪泽向西方学习，近代民族思想，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他所执行的诚信外交等。
学者们肯定了曾纪泽与他同时代人比外交思想是杰出的，但也指出了他外交思想的不足。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时代环境所局限以及他本人外交理论水平和经验欠缺所造成。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大学妇女研究室召集人林维红教授透过《曾纪泽日记》，挖掘出曾纪泽女眷随其出使英、法期间不多的信息，而过去学者较注意《曾纪泽日记》中主人公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他对英法俄各国的外交交涉，很少注意其私生活，尤其与妇女有关的部分。
尽管，这些挖掘出的信息并不是来自她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对于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及中国妇女生活史来说，仍不失为可贵的资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李恩涵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曾纪泽的外交》一书。
这是迄今为止论述曾纪泽外交思想及实践最为详细的一本书，也是学术界有关曾纪泽研究仅有的几本专著之一，而且是价值最高的一本。
书中引用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等相为印证。
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以曾纪泽一生外交事业的开展和成败为主线。
近二十年曾纪泽研究综述作者：韩燕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7期摘要：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湖南湘乡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长子，曾担任中国英法俄三国公使。
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曾纪泽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
目前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围绕他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展开的，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关键词：曾纪泽；外交官；外交思想；外交实践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3-2596（2018）07-0023-04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国外派遣使臣，让他们有条件对西方近代化作详细的考察，他们提出的建议或进行的实践影响着晚清近代化进程，故对晚清驻外公使进行研究，可以加深晚清中国近代化的认识。
学术界对驻外公使曾纪泽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仍有一些研究领域需要深化。
本文仅就近20年来曾纪泽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观点分类进行综述，希望有助于这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一、曾纪泽外交思想研究曾纪泽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是近代史上成功运用现代意义的外交思想办外交的杰出的代表，故其外交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在近2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中，对于曾纪泽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外交思想的整体研究近年来，有关曾纪泽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不多，影响较大的有黄小用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和胡代聪的《晚清时期的外交人物与外交思想》，这两部作品均详细论述了曾纪泽外交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外交思想，不同的是前者将其外交思想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分类，分为主权至上的外交思想、实力外交思想、平等外交思想、诚信外交思想、和戎外交思想等8个方面，同时也将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与郭嵩焘、薛福成和李鸿章进行了对比[1]。
后者介绍了晚清时期外交家林则徐、黄遵宪、杨儒、郭嵩焘以及李鸿章、薛福成等人的外交思想及外交活动[2]。
曾纪泽研究综述作者：黄志来源：《新教育时代》2014年第03期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今双峰）人，曾国藩长子，晚清著名外交家。
目前学术界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绝大部分是围绕他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展开的，同时，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
《曾纪泽日记》是对现存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清同治九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亦即1870—1890年，共计20年）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的首次汇编。
此书全面展示了曾纪泽二十年间的生活历程。
《曾纪泽遗集》原名《曾惠敏公遗集》，内容主要包括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涉及的内容不是很广泛。
但大部分奏疏、日记和文集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的签订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此遗集也可以看出，在面对中国被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身处列强环伺之中并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下，对于如何吸取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以求中国独立与自强的问题上，曾纪泽已有自己一定的看法和见解。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是其中之一。
曾纪泽曾任出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计八年（1878年-1885年）之久。
此书是根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整理而成。
在书的开篇钟叔河论述了曾纪泽在外交上的主要贡献：“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少有的代表。
”这本书收录的是他从光绪四年到光绪十二年九年间的日记，主要记录了每日的行程，很少谈及他个人的情感。
此书有一个特色是在每页书的旁注均总结整理出了曾纪泽每天的主要活动，以方便读者进行总结和查阅。
《湖湘文库：曾纪泽集》书原名《曾惠敏公遗集》，经点校改名《曾纪泽集》出版，共十七卷。
其中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两卷以及《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文章，涵盖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第13卷第3期2011年05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3No．3May．，2011①有关曾纪泽的研究，主要有En －Han Lee （李恩涵），Tseng Chi －tse ，1839－1890：Diplomat in Modern China ，Synopses of Mono-graphical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Ⅲ，Taipei ，1964；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朱尚文《曾纪泽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张立真《曾纪泽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吴相湘《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5期（民国26年）。
收稿日期：2011－04－01作者简介：权赫秀（1962－），男（朝鲜族），吉林磐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136）摘要：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曾纪泽；朝鲜问题；朝贡关系；外交活动与建议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3－0017－07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子，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中的佼佼者。
曾纪泽：中国第一位天才外交官作者：伟荣来源：《侨园》2012年第05期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曾国潘，然而，熟悉曾纪泽的人却寥寥无几。
曾纪泽是曾国潘的大儿子，生于1839年，卒于1890年。
在其人生短短的51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修身齐家：深受乃父影响曾国藩被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出身名门的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深得其父的真传。
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纪泽大约在一岁时被带到北京——他父亲做官的地方，虽然他在官方考试没获得成功，但他得到了广泛而自由的教育。
他自学了历史、文学、音乐和箭术，并且在绘画和书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曾纪泽还学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并著文推广。
30岁以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吸收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为出使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72年农历二月初四，是曾国藩的最后日子。
他告诉后代：“以后曾家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打仗是最害人的事，是造孽。
”说罢，曾国藩栽倒在曾纪泽的身上去世。
由此可见，一生戎马生涯的曾国藩对战争之深恶痛绝，尽管自己为清廷平定叛乱、巩固边疆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1878年曾纪泽担任驻英、法公使。
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于1877年和1878年两次被慈禧太后召见。
虎口取食：夺向伊犁九城曾纪泽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他的外交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与俄国进行的外交谈判。
1878年，他作为曾国藩的继承人被任命为出使英、法大臣。
早在1864年，浩罕国贵族、军事首领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遭到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西征军讨伐。
后兵败身亡。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趁中国西北动乱，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
浅谈《曾纪泽的外交》作者：索琼李昕阳来源：《卷宗》2016年第06期摘要：《曾纪泽的外交》运用大量的国内外史料，对曾纪泽进行了专题化的具体研究与系统化的论述，这部书填补了对曾纪泽系统化研究的空白，可谓系统化专题化研究曾纪泽的开山之作。
关键词：李恩涵；曾纪泽；曾国藩；李鸿章；清；外交1 主题概况近代以来，史学界对于曾纪泽评价颇高，认为曾纪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开放思想的卓越的外交家，其外交成就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清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曾纪泽在晚清外交舞台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878-1885年间，曾纪泽曾出使英法俄等国的公使，主要经历了中俄谈判、中法谈判、中英洋药征厘，朝缅交涉等事宜，这些外交活动均能证明其卓越的外交才干。
但近年来史学界对于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定位与评价却出现了争议。
胡绳根据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曾纪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外交家，他是按照帝国主义入侵者的需要来认识世界的“外交家”。
这受到了学界大部分学者的反驳，《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书认为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驳斥西人关于中国已经衰老，正趋于亡的谬论”，曾纪泽在文中第一次向列强表示中国要修改条约，收回有条约为据没有条约为据的各种特权，开中国要求收回利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河。
从这意义上说，其认为曾纪泽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人。
实际上，李恩涵在《曾纪泽的外交》一书中，关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作非常翔实和严谨的分析，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引用大量的时人评价，客观的对曾纪泽的先睡后醒论进行了分析，肯定了曾纪泽先睡后醒论的历史价值，但也指出了曾纪泽在“后醒”观点上存在不足。
总的来说，李恩涵中肯的评价了曾纪泽的外交思想。
《曾纪泽的外交》运用大量的国内外史料，对曾纪泽进行专题化的具体研究，对曾纪泽进行系统化的论述，这部书填补了对曾纪泽系统化研究的空白，可谓系统化专题化研究曾纪泽的开山之作。
李恩涵，1930年生于山东诸城，1971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
论晚清官员曾纪泽的外交素养张潇逸【摘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此提起晚清时期的外交官员,人们总是将他们与卖国求荣、愚昧无知等一些消极方面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但对于晚清时期的外交官员不能一概而论,曾纪泽就是如此.通过对《里瓦几亚条约》与《中俄圣彼得堡条约》的改签来论证曾纪泽所具备的外交素养.【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19)006【总页数】4页(P37-39,55)【关键词】崇厚;曾纪泽;伊犁问题;外交官;外交素养【作者】张潇逸【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11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历史文化研究】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百年耻辱的开端，西方各国凭借先进的船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一条却是被清政府拒绝的，即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并且最终被曾纪泽改签成功《中俄圣彼得堡条约》，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中国的部分权益，改签成功的原因除了有利的国际和国内客观因素处，很大一部分与外交官曾纪泽的个人外交专业素养是分不开的。
无疑，崇厚和曾纪泽在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一笔，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崇厚在1879年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但没有为国家争夺利益，反而严重削弱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以及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他并不能称之为外交官。
于是清政府任命驻英、驻法大使曾纪泽出使俄国，负责与俄国针对伊犁问题重新进行谈判交涉。
因此大部分学者对曾纪泽外交处理的结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曾纪泽能够虎口夺食，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保住了特克斯河流域等广大地区，①所以《中俄圣彼得堡条约》虽然也属于不平等条约，但确实为清朝挽回了一定的权益，而能实现这一点，在当时可以说已经是外交上的成功。
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出使沙皇俄国，在签订《中俄圣彼得堡条约》时尽量为清朝争取权益。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开始不断要求扩大在中国的陆路特权。
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政治学理论杨光兵摘要：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不仅高于其前辈，也高于同时代人。
本文基于政治学外交层次的理论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包括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原因、内容及其在具体外交实践中的体现等方面，并有效的结合其自身的素质及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对其主要外交思想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诚信、和平、务实等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外交思想；外交实践；思想述评一、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一）、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维护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近代外交的宗旨和原则，也是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1879年9月，他出使前拜见慈禧太后时说：“人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一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重要，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1在后来的对外交涉中，他常常唯君命是从，表示“勉策虽柔虽弱之质，矢己力于百千；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答圣慈于万一。
不难看出，曾纪泽将“替国家保全大局”即维护国家主权作为忠君、报答君工的一种方式。
他认为西方是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
“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
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
” 其次，他认为，外来的侵略是足以“ 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
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曾纪泽认为，百年以来，中华帝国外闭关自守，内安于粉饰，上不通，下言塞，日益衰退。
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有识之士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初具规模。
“ 中国今日用其全力，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得力也。
” “中国现将卫固海疆，水路军务逐渐推广，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
”同时，外务邦交也应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
”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意为之也”。
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2（二）、诚信、和平、务实外交曾纪泽受曾国藩的影响，在对外交涉中也讲求诚信原则。
在早年，他把“以诚待人”、“以德服人”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鼓吹道义外交。
在他出使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他，问他对洋务的看法时，曾纪泽就指出“外国人不讲道理，中国人不明事势”是中外屡次发生冲突的根源，要想避免冲突，中国人首先应该严格约束自己，诚待西人，无错可纠，只能是“理屈在彼”，而不可能“理屈在我”。
他认为不能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待西方人，更不能因为风俗文化不同就视为野蛮之邦，曾纪泽认为：“办理洋务并非别有奥口，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
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拙。
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凌远人。
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庶交涉之际，稍有把握。
”3曾纪泽赋子了“诚”以新的内容，具有了现代资产阶级外交思想的观念。
曾纪泽所推行的“诚”是平等基础上的“诚”，与曾国藩、李鸿章所推行的“诚”有本质区别。
曾、李所推行的“诚”是对西方列强老老实实，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列强的信任，从而达到阻止列强的侵略，维护清工朝统治的目的。
曾纪泽所推行的“诚”则主要是依照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平等等原则，通过发展同西方国家平等、友好往来的关系，进而消除中西之间的对抗，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达到杜绝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
他所推行的和平外交则是在加强与西方国家平等往来的同时运用和平谈判等外交手段，抵制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
甚至有时不惜使用武力，以加强军事力量作为外交谈判的后盾。
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益加深,曾纪泽对国际关系及西方列强对华态度的认识也比较透彻。
当时洋务派中不少人,在对外交涉中,一2汪衍振：《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味鼓吹“以夷制夷”,幻想“联英制俄”或“联俄制日”等等。
曾纪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议谋我之势。
何也? 一邦获利,各国均沾。
”因此,他认为:“邦交不可以常恃”。
由于认识到西方列强联合侵华的性质,因此,在与他们交涉过程中,他是少有的对列强不抱幻想之人。
这一点,他比同时期某些媚外的洋务派高明;同时,他也认识到,对西方列强不能“援尊周攘夷之言以鄙之”,也不能“自恃中华上国而欺凌远人。
”4这一点,他比同时期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冥顽不化的顽固派要明智。
所以,在对外交涉中,他据理办事,不造作,不矫饰,于国有益无损,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赞赏。
二、曾纪泽主要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理论基础（一）、形成原因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曾国藩、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客观因素，以及曾纪泽的个人素质、经历与所受教育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曾纪泽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较为重大的关联，他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加之其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宦家庭，自幼受到封建伦理纲常等正统思想的熏陶，因此，“联即国家”等封建传统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出自将门的曾纪泽长期随侍曾国藩，可谓深得父亲真传。
30岁以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为出使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和处世基础。
在中西对峙的情境中，曾纪泽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观念，同时，他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得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人结论。
具体而言，其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其对中西方的认识和体验有一定的关联：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
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
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5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4汪《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0页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
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在学问之外，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西方社会给曾纪泽以何种冲击呢？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 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 是一项基本的使命。
6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
首先看建筑。
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
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
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
对于园林建设，曾纪泽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别。
西方“ 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
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
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7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 与民同乐” 的政治理想结合，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
其暗含的意思，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没有实践古人“ 与民同乐” 的理想。
（二）、理论基础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中缺少以国际社会存在为前提, 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近代意识，习惯以传统的夷夏观看待其他民族和国家。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地道的“ 宗藩体制”,它建立在从“夷夏之辨”出发的中国“地理中心”和“文化至上”的观念之上。
6衍振：《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3页洋务派首先借助于近代地理学知识，对中国“地理中心”说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世界知识的缺乏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培养起了中国人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自划封域，株守一隅，认定自己居于世界地理的中心,不知墙外有天，舟外有地。
在摒弃中国“ 地理中心”观的同时，洋务派还征引西方近代文明为参照, 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念进行了批判。
文化的高低常常会判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华夷尊卑的天下观之所以能够长期维待,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以往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始终占据明显的文化优势，她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不断吸引、同化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大小国家。
正是在这种“ 以夏变夷”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树立起了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也滋长了中国人乐观自负的文化心态, 而这种地位和心态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有形无形的华夷秩序国家主权原则是近代国际法赋于资本主义外交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8随着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它逐渐为洋务派所认识和接受，并转化为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理论武器。
9伴随着洋务派外交观念的变化, 外交礼仪、外交程式也开始向近代化靠拢。
这主要表现在洋务派在一些涉外活动中, 开始逐渐接受或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
中外交往礼仪、交往程式的趋新与近代化, 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大变动的产物, 是中国与进入中国的西方国家以友好或敌对的方式相互影响的结果。
以根本上讲, 它与整个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而洋务派则成为这一进程最初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力量。
三、曾纪泽主要外交思想在其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一）、与中俄伊犁交涉的具体体现中俄伊犁交涉本由崇厚办理,崇厚是一个“至庸极愚”的腐朽官僚，在沙俄的愚弄和胁迫下，于1879 年10 月,擅自与沙俄签订了原约，总理衙门大臣认为：原约“断不可行”，但是，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他们胸无定见，奏请交群臣核议。
群臣纷纷上奏,力主重惩崇厚、废约、备战，与俄国决一雌雄。
张之洞、盛昱、宝廷、左宗棠等的建议尤为激切，左宗棠悲愤陈言：“武事不竟之秋，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3页9D.C. Boulger :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第351页，转引自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有割地求和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