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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百年误区，在亲日与仇日之间游移一衣带水的悲剧宿命——读史琐谈中日冲突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
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
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
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
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令人深思的中日关系摘要：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至今就有剪不断理还乱故事。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并且非法扣留中国渔民与渔船，由此导致新一轮中日危机——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做出正确论断之前，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引人深思的中日关系。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正文：（1）提出问题：钓鱼岛钓鱼诸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
钓鱼岛的战略价值是重大的，这不仅在于岛屿本身7平方公里的主权标志，而且在于其潜在的军事价值，除此之外，钓鱼岛海底还蕴藏了大量的石油，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这乃是国家利益的要求。
然而自二战后以来,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下,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已多次到中国的钓鱼岛上制造事端,企图制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假象。
因此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立场，但又短期内没有松动、妥协和回旋的余地，甚至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中日两国关系一度恶劣。
（2）分析问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中日关系，中国政府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我国不同的国情，坚持不同的态度与做法。
在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国力衰弱，国家的重点是发展经济、恢复经济。
因而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都采取的是搁置的态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副主席在访日期间更是提出：“我们解决不了，但是相信下代人可以解决。
”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在那个时期，我们一味的坚持不退让，只会影响中日关系，更严重的就是压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关系中日民众为何难对话总有一些往事，不堪回首；总有一些念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绪，无法释怀……因为，我们心中产生了阴影。
所谓阴影，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隐约感受到，却又不敢认同、不愿接受、不能正视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意象。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实践中遭遇负面经验时，即有可能感受到阴影，或者说，意识到心里面产生了阴影。
本专题系列即着重诠释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社会文化及其变迁脉络下各种阴影的文化特性及其意义。
6月4日，靖国神社宗教法人表示，将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中撤出分别祭祀“不可能”。
此前小泉等日本政要已经执意表示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民众刚刚平复的情绪又激昂起来。
甲级战犯的亡灵成为纠缠在中日关系中的死结，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批评日本不能对战争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
与之相对，小泉的解释是，战争问题与参拜靖国神社是两回事。
后者关乎日本人的信仰或者心灵问题，外国人无权干涉。
可是根据日本国内最新的民意调查，有67%的日本人反对他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由此，这些日本政要的心灵观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日本人民的心灵观很是值得怀疑。
研究发现，中国人常常会根据日本政府或右翼的态度去揣测日本民众对历史的看法，日本人的政治态度又因对中国人个性的错误印象而随意改变，由于认识问题角度的差异，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已经横亘了一条鸿沟。
日本人首先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负面印象，中国人首先对日本人的政治态度有负面印象2002年，韩日联合举办世界杯，韩国人努力争取中国队到韩国比赛，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韩国带来经济效益。
而日本人却不欢迎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会给当地卫生和治安带来不良影响。
关注媒体传播的信息就可以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有一些负面的印象：随地吐痰，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散乱，虚伪等等。
日本人心中的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多是在日常性格层次的。
而这些负面印象可能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他们可能并不了解二战的真实历史，却因为这些负面印象而支持反对中国人的右翼观点。
浅谈中日关系每当谈到日本时，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的从内心发出一种痛恨之感。
这种感觉犹如与生俱来，不用刻意的去酝酿。
同样，中日关系也是一个如此敏感的话题。
即使它很敏感，我们也必须仔细的了解、认真的探讨，因为中日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话题，我们无法逃避。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们更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了解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强大起来，才能让我们的国家不为外人所欺！下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探讨一下中日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等问题。
一、中日关系现状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处。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较好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
与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相比，中日关系已经获得巨大发展，中日双方并且确立了在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
当然，两国间围绕政治安全方面和历史认识方面的问题难免会发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中日关系的好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与行动。
因此，不断加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对减少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摩擦十分重要。
现在每年中日之间的往来人员已达一、二百万之众，比七、八十年代增加了数倍。
但遗憾的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感并未此而加强，这已成为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认真对待并解决的问题。
此外，中日两国政府的相互政策亦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中日两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创造双赢、多赢局面，以避免中日关系严重后退。
令人遗憾的是，近期日本有人鼓吹“日本应拥有航空母舰”、“日本应建立新国防军”以加强军备，并宣称“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以及“钓鱼岛事件”的发生。
这种思潮在对华关系方面的表现就是仍然抱着“蔑华观”不放，否认近代日本的侵华史，宣扬“中国威胁论”。
中日形势和日本人的矛盾与模糊相比，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是明确而一致的。
举国上下均认定，在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犯下了侵略的罪行，日本是侵略者，并一直要求其作出明确的道歉。
对此，日本民众不仅无法理解，而且觉得就历史而言，中国多少有些可拍（在日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将向日本“复仇”？）。
而日本一再地回避正视侵略历史、回避道歉的行为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日益浓重的憎恨与猜忌。
这种情绪逐渐成为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
在制定对日政策时，通过舆论，民众总是给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政府“小心日本”、“小心日本”。
由于就历史问题的沟通和对话无效，在信息不对称性的消极作用下，中日间沟通的有效性被大打折扣，中日关系因而屡屡受挫。
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对历史的心口不一、日本高官对靖国神社的不断参拜、日本国内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事件和社会思潮右倾化的日益加剧已在地刺激着中国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敌意和不信任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对日本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一些国际的民族主义行为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忧虑、不安增加，好感却在不断地下降。
通过舆论，这些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后果干扰双方政府的决策，使两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从而对中日关系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
尽管毗邻而居，但中日两国谁也无法安心，并不是得就像两只蜷起的刺猬，背向而立、互不理睬。
要解决这一“症结”、真正有效地推进中日关系，首先必须妥善地处理历史问题。
日本方面，不仅应对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有诚意的官方态度（2005年小泉首相的“8·15”讲话并未使中国满意），而且应尽力使社会思潮少受右翼势力的干扰。
中国方面则不仅要牢记历史，更要牢记历史的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
其次，中日两国都需要有大智慧的决策者来推进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
事实证明，仅仅是更换大使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正确地、清醒的评估形势，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的干扰和影响。
中日宿命:从冷和到热战是一衣带水？还是一衣带血？一个历史问题足以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当普通中国百姓被人问及“憎恨日本的理由时”，回答又是那么的铿锵有力的——“历史”。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历史问题只是一个现象，现象背后却是本质。
而这个本质或许是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深刻去认识的。
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化，中国政府之所以百厌不记其烦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各种“动作”。
那就是怕“重新走上军国化的日本，而在我们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道路上将增加更多的…成本‟”。
尤其是在现在这么一个经济上赶超世界“列强”的时间段，太早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是把军事上旯下的课，补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开战，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回顾中国近代史以来，日本与周遍三大国都有萦绕有战争的阴云。
可是，仔细阅读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对中、俄与美的战争，都采取了偷袭了方式。
第一次，与中国之战，他们的偷袭是最成功了；第二次与俄国的作战双方几乎各半，但日本拿分少许多些；第三次与美国作战，可以说是最失败的（我都是以战略目目的达成来评分的）。
可以说，偷袭成了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一种不可告人的现象。
偷袭与明袭就似小偷与强盗，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手段却是两样的。
小偷明显气短些，所以选择偷袭，强盗明显蛮横些，所以选择明袭。
日本这个小偷就是这样，他的气从它参与国际政治开始，从来没有能“连贯”过。
因为，世所众知的地缘缘故，日本从来不可能有“连贯的气”，除非有人在背后给它“输氧”。
现在，它知道它的对手叫中国，这个对手比起它最大的优势是战争潜力与战略文化。
气短的日本为此肯定挺忧虑的。
虽然有人会不失时机的在背后给它“输氧”。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战略傻瓜与迫不得已时才会选择与敌人展开耗时长远的拉锯战。
即使是偷袭珍珠港，它的目的也是逼美国让出西太平洋利益，而不是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太平洋战争。
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能把战争时间无限扩大，它的经济是岛屿经济，需要原材料进口以及对外贸易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日外交过于强硬吗2013-12-04 02:35环球时报王海运遏制中国成日本战略选择日前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专家主动谈到我国的对日外交。
基调是，日本右翼势力只是一小撮，日本不是中国的安全威胁，中国对日外交不应如此强硬。
另一位专家则强调，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对日应当坚持友好方针。
听闻此种论调，且出自两位国际问题专家之口，令我大惑不解：日本政府如此超强硬对我，我还应对日大谈友好，中国难道一点大国尊严都不要了吗？更为重要的是，如此执迷地对日友好，真的能令其改邪归正吗？看来，不能不给二位以及类似思迷者泼点冷水了。
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分的国家，今天的日本仍然有着侵略扩张的冲动。
千年历史，日本不断地袭扰大陆;百年历史，日本多次发动侵华战争。
日本还侵略奴役朝鲜半岛，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句话，历史上的日本侵略成性。
今天的日本，相当部分政治势力而且是左右日本战略走向的政治势力，拒不承认侵略罪行，肆无忌惮地向曾被其侵略的国家反攻倒算。
日本右翼政府还明目张胆地推翻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原则，急欲成为军事强国。
日本一些人的民族劣根性不见改变，滋生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和“武士道精神”仍然被其奉若神明。
对于这样一个多次加害邻国而又不思悔改的国家，难道还要与其奢谈友好？-日本右翼势力已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国，遏制中国崛起成为其战略选择。
日本许多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难以接受，对中国成为“世界老二”十分焦虑。
日本不仅主动参与美国对华战略围堵，而且比美国还要凶狠。
日本大力发展军备，矛头直指中国，明白无误地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国。
日本政要还到处拉帮结伙、煽风点火，试图构筑对华包围圈。
究其原因，一是在日本右翼的战略思维中，东亚地区不可能两强并立，快速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实现东亚霸主之梦的最大障碍;二是日本右翼确信，今后十几年中国似强未强之际，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一定不能错过;三是日本右翼势力欺软怕硬，认为傍定“世界老大”、利用美国对华围堵，就可成为东亚“霸主”。
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形势与政策论文1、现状不容乐观（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周边关系、政冷经热或者政冷经冷）2、历史渊源（古代汉唐时期、近代中日关系，抗日战争以及东京审判，文化渊源，中国人的历史优越感，民族优越感）3、展望未来，矛盾不断，利益太多相关，真正和解不容易，需双方拿出诚意（民热，不仅仅是民热，现在看来中日经济发展并不乐观，国民存在抵触心理），谈中日关系离不开美国，多边关系结构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
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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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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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⑴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一衣带水的悲剧宿命：中国为何不敢谈“日本威胁论”？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
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
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
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
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
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苏东巨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
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
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
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
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
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
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
也就是说，“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
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
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
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
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
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
“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作国耻。
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
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
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
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
积之既久，民之自视。
……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
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
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并形成了三种分流：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三是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但无论是何种民族主义，都倡导师法日本，其代表人物都与日本朝野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络，并得到了日本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吊诡的是，在日本的刺激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
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
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
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论学日本文之益》）。
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实质就是明治维新的中国压缩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
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
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去国行》），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
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
孙文、秋瑾等听到日军捷报，均是喜形于色，秋瑾还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著名诗句（《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
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
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
虽然官方不遗余力地推行“中日友好”的宣传，却被各自民间当作风中的呻吟。
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
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