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_张南峰

论“多元系统论”一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

佐哈尔于1978年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

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

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1]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

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新理念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

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

一、关于翻译研究“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

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

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

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代表了主流。

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

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的路向作了展望。

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

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

”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

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

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

多元系统理论的起源多元系统理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然而其源头却可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期。

形式主义对多元系统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形式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概念，形式主义认为，系统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其构成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Baker， 2005: 176)。

形式主义者给文学研究带来革新，提出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次序、分等级的结构，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他们看重的不是元素本身，而是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形式主义概念中，文学革命的推动力是用陌生的取代熟悉的，用新鲜的取代传统的那股持续力量。

”在形式主义思想中，Yury Tynjanov 的思想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关系最为密切。

Tynjanov是将文学视为“系统”的第一人。

他认为一个“文学事实”是一个相对的实体。

他声称“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体’、一个‘时期’、一种‘文学’、或者‘文学’本身，都代表了各种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在与其它元素构成的网络中获得自身价值”。

他还提出了“中心/边缘对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后被Even-Zohar采用。

多元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以Tynjanov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为起点，Even-Zohar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了他自己的系统方法。

当时他的直接目标是解决与翻译理论以及希伯来文学的历史结构相关的问题。

他在这些领域对形式主义概念的运用最终导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

根据Even-Zohar的观点，“多元系统”指异质的、分等级的多个系统的聚合，各个系统相互作用，整个多元系统维持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发展状态。

在这种模式中，有三组对立：（1）“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和“非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的对立，类似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的对立。

“经典化”的或“高级”的形式指“被一个文化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即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Even-Zohar， 1990b:15)“非经典化”的或“低级”的形式指“被那个阶层视为不合正统的规范和作品，其产品通常最终被社会遗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变）”。

112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批判性阐述赵 勃 西北师范大学摘要：多元系统理论是由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主要说明文学系统行为和演变，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文学翻译方面影响巨大。

因此，该理论对翻译研究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缘起、主要观点和概念以及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三个层面对该理论进行了批判性阐述。

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系统；当代翻译理论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

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

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

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

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

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

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

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

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统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理论争鸣Theory of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林娟多元系统理论简述摘要：埃文-佐哈尔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文学视作一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探究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的位置，促进了翻译描述性研究的发展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本文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简述，目的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埃文-佐哈尔；翻译研究引言：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在对希伯来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用来说明文学系统（systems）的行为和演变。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翻译跳出了文本的限制，视线转向了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等更加宽泛的领域。

本文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简述，希望能对国内的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多元系统论理论概述多元系统理论是对早期翻译研究派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引入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概念，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和翻译的多元准则进行研究和探讨（廖七一 2002：59）。

多元系统是指由多个系统组成的聚合物（或大系统），多元系统内的各元素之间关系并不平等，而是相互争夺在多元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相互竞争使得整个多元系统处于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Baker 1998: 179）。

多元系统有多个层级，即某个多元系统既是由多个不同元素（或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又是组成另一更大范围、更宏观视野下多元系统（大多元系统，mega-/macro-polysystem）的一个元素。

多元系统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某个多元系统由多个阶层的元素（或子系统）组成，各元素在系统中有的出于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各元素在不断相互竞争，争夺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互相相互关联、相互重叠、共同作用的关系。

多元系统论精品文档--------------------------精品文档，可以编辑修改，等待你的下载，管理，教育文档--------------------------------------------------------------------------------------------------------------------------------------------------------------- Even-Zohar, Itamar 2001. “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Chang Nam Fung.. Chung Wai Literary Monthly, Vol. 30, No. 3 (August2001), pp. 18-36.多元系統論1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著張南峰譯1. 現代功能主義中的系統與多元系統:靜態觀與動態觀各種符號現象,也就是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例如文化、語言、文學、社會:,須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 才能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這種觀念,已經成為當今大多數人類科學的主要觀念之一。

以前流行的,是實證主義研究途徑,即搜集數據,然後以經驗主義理由將之接受,並分析其物質內容;如今流行的,則是功能主義途徑,以分析現象之間的關係為基礎。

把符號現象視為系統,就有可能對各種符號集成體的運作方式提出假說,從而邁向現代科學產生以來一直為之奮鬥的最終目標:找出支配著各種現象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規律,而不是對這些現象進行登記和分類。

由於功能主義之前的研究途徑很少設法尋找這些規律,以前視之為「現象」:即觀察或研究對象: 的,與功能主義所能夠假設的「現象」其實並不重疊。

因此,抱著系統觀念進行研究,不單可能充分解釋「已知」的現象,而且可能發現完全「未知」的現象。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多元系统论是一门研究系统在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学科，其中规范概念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种理论的发展衍生出来的规范概念，包括定义、特性、建模、分析、优化等等。

这些基本的概念是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是系统行为分析与研究的基础。

首先，以定义为例，它是多元系统论中的重要概念，它的概念体现了一个系统的本质，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一个系统的特征和规律性，并为系统行为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比如，一个机器学习系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能力从数据中学习模式的系统”。

此外，它还可以被定义为“以特定方式识别数据中的重要信息的系统”。

这两个定义的不同，反映出系统机器学习的不同特征，为系统设计和行为分析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系统。

其次，特性是多元系统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它描述了一个系统的状态，是系统行为分析和设计的基础。

它由一系列重要的参数组成，比如系统运行时间、多个组件之间的关系、信息传递的时间等等。

例如，一个系统可以被定义为“包含三个部件的系统”，它的特性就可以是“三个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就描述了这个系统在运行时多个组件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建模是多元系统论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它是生成一个系统的过程，它涉及到分析系统的状态、建立模型、构建系统结构等等步骤。

通过建模，可以更好地理解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更好地控制系统的性能，更好地实现系统的目标。

例如，一个机器学习系统可以建模为一个由输入数据、函数、参数和模型参数等元素组成的模型，它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根据给定的函数和参数来拟合模型。

再次，分析是多元系统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系统的行为，分析它是怎样运行的，它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它的性能如何等等。

通过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系统运行的原理，为控制系统性能提供有效的策略。

例如，一个数据挖掘系统可以通过分析系统运行的原理，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为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最后，优化是多元系统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的目的是通过改善系统的某些方面来提高系统的性能。

多元系统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摘要: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它既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也包括“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

“多元系统论”尤其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阐释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理论贡献;局限性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的主要来源是俄国的形式主义。

出于对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批评的不满,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并不只是文学技法的简单堆积,而是“有秩序、分层次的结构”。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

(廖七一,200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首次提出“多元系统理论”这个术语。

“多元系统”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它既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也包括“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

传统上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被认为是一个次要系统,但埃文·佐哈尔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他阐释了翻译文学什么时候在文学系统中处于主要地位,什么时候处于次要地位。

一、多元系统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是指一整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包括文学系统、半文学系统,及社会内的外文学系统。

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经济、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皆为系统,而非各种独立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每个社会符号系统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相反是个开放的体系,由许多不同元素组成,这些不同元素组成不同的子系统,它们相互交叉,部分互相重叠,各有不同行为,却又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互相依存。

(张南峰,2004)这些系统是分等级的,有些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是“主要系统”,有些系统处于边缘位置,是“次要系统”。

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列学者埃⽂－佐哈尔早在⼆⼗世纪七⼗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种理论。

1978年，埃⽂－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1977年间发表的⼀系列论⽂结成论⽂集，以《历史诗学论⽂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术语，意指某⼀特定⽂化⾥的各种⽂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童⽂学、通俗⼩说等）。

埃⽂－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年代中国⼤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

直⾄九⼗年代初，随着我国改⾰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出国门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

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年代末的事了。

⽐起国内学术界，我国⾹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遗憾的是，埃⽒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的廻响”。

1在台港，埃⽒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的⼀个标志。

埃⽒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化圈内产⽣较为热烈的反响，⼀⽅⾯固然是因为埃⽒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较艰涩，牵涉的学科⼜过于庞杂，如语⾔、⽂学、经济、政治等，⽆不涉及；另⼀⽅⾯，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本以内，⽽对翻译从⽂化层⾯上进⾏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没有关系。

改写论发展综述改写论产生于文化转向这个大背景之下，指出翻译受到来自译者和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控制。

改写论将翻译置于包含文学系统的文化系统中来考察，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尽管改写论的理论框架尚欠精密，但是其文化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指导性和启发性意义仍不容忽视。

标签：改写论；文化转向；三要素一、引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勃然兴起，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将对于语言的关注转移到文化上来，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是翻译文化转向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提出的改写论，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本文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分析改写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改写理论的利弊。

二、改写论产生的背景—文化转向改写论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与其它文化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伊塔马·埃文·佐哈（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理论（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即DTS），以及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为代表的操控論（Manipulation Theory）。

左哈率先在翻译学中引入了文化的概念，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将文学视为一个“多元系统”，认为文学翻译发生在一个包含文学的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中，各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是，巴斯奈特指出，这套理论由于过分结构主义，并不能为翻译研究和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的框架。

［1］左哈的学生图里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描述翻译学理论。

他认为要把翻译建成一个科学学科，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完整的描述学分支，分辨翻译学的走向，找出控制翻译过程的种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