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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
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
90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如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芭特勒的《性别麻烦》(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别、意识形态——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借到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一般说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
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
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
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
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
性别意识与家国观念——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小说王勋鸿【摘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反共复国”的政治口号和“反共文学”、“战斗文学”的文艺政策下。
女作家及其文学总是在国族大叙述的洪涛大浪中，被贬为“闺秀文学”、“主妇文学”，然而实际上，该时期女性作家正是经由“私领域”的琐碎书写，在男性家国大叙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了自我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开拓了女性文学的一片天空。
她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围了家国政治下传统温婉女性的定位，并解构了该时期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意识。
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In the grand state narration, wome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are denounced as "Girls' Literature" or "Housewife Literature" for their elegant and delicat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ir trivial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of the theme. However, strong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are revealed in their works.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of works of Taiwan's first generation women writers, we can reveal the wakening of female subjectivity of traditional women and the courageous self-breakthrough of modern women through their love and marriage stories.【期刊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8)006【总页数】6页(P93-98)【关键词】家国叙述;性别意识;女性文学;台湾省;五六十年代【作者】王勋鸿【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25006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马华作家林幸谦在《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文中指出“一切的文本都具有性别”［1］，台湾学者梅家玲更认为:“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向来与文学传统、社会现况及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如何以性别研究的视角，去解读小说，想象文学世界，更是多重文化机制交错互动下的政治实践。
张隆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其中以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发端，其产生背景主要有两点：一是解放的新文化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再次高涨，鼓舞了女性离经叛道的倾向，而女权运动的存在是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前提，并且女权运动又几乎是从对文学的习读开始的。
世界性妇女文学的勃兴，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现代文学理论本身的危机，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
新批评的衰落，结构主义向解构批评的转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勃兴开辟了道路。
女性文学批评与心理分析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接受批评及后殖民批评等一起，改变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一页。
这种文学批评强调性别角度，突出对女作家的研究，但不局限于此。
它同时也研究男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女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作家本身的性别主体位置，以及研究作家的叙述话语、叙述方式中的性别倾向，研究性别权力是如何在文学生产中形成。
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主义的潮流中，吸收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营养成长起来的，正如张文娟博士在其研究中所归纳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80年代是大量西方女性文论被介绍进入中国的阶段，从开始时一些片段的译介到大规模引进一些专著，西方女性文论的经典逐渐进入到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如法国的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美国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等，由此，第二个阶段也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并进行了富有中国色彩的阐发的著作，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90年代已经成为了自觉的学科建设。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接受与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台湾，就迅速被台湾女性主义者接受。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兴起满足了台湾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需要。
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接受、兴起和发展，揭示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不断发展的成因，总结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
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在与中国大陆文化母体相依又相隔的特殊环境中发生发展，其发展过程、文学内涵、审美方式、表现形式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既有鲜明的差异，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作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殊性铸就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执着和令人瞩目的发展。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接受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性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文学理论自身的窘境，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展机会。
[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2]，在1981年前后正式登上学术舞台[3]。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经传入中国台湾，它就被接受下来，并迅速根植在台湾女性文学的土壤中，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而萌芽、兴起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萌芽和勃兴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20世纪初，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对中国台湾的影响发生在日本侵略时期，当时的一些重要报刊(如《台湾民报》)介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探讨妇女的经济、婚姻、教育、参政等问题，但是没有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产生足够的影响，未能在台湾地区真正形成女性主义文学。
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真正萌芽是在20世纪50年代，而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初是从翻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女性主义论文集，欧阳子、杨美惠、杨翠屏翻译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她们率先在台湾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标志着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芽。
女性·民族·历史救赎———台湾１９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语境下的女性文学“占位”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６） “乡土文学”成为台湾上世纪７０年代文学场域的巨大话语，根本在于其所隐喻的意蕴已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话语形态的意义，直指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台湾社会现实关怀、中西文化对话以及被殖民历史的再审视等多重文化符码。
因此，它在事实上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文化立场在内的话语总动员及其力量搏弈，并在相当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文化品格和时代精神。
甚至，在随后更为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的角逐中，它以“本土”或“本土化”为表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内涵单一的话语，进而异化为一种封闭、排他和民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这是后话。
然而，在一个几乎集结了或隐或显的社会各个话语立场的７０年代“乡土文学”场域，发韧于１９５０年代且已经表现出丰富的叙事实践的女性主义文学话语，却难以整合在一个线性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描述或者是“非线性”的社会文化编码之中。
换言之，在一个几乎包容了各方不同话语，甚至是互为异己的文化立场的宏大话语场，女性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成为“放逐”与“被放逐”的对象。
我们注意到，关于台湾文学思潮与文学发展的论著，不论是大陆的研究，重要的如《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①，还是台湾地区的研究，如《台湾文学史纲》②，以及两岸其他著述，大抵都缺乏了一种视野，一种女性文学话语“在场”的视野。
一个有意味的例子：麦田出版社于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台湾小说史论》，是由台湾活跃学者邱贵芬组织，陈建忠、应凤凰、邱贵芬、张诵圣、刘亮雅等５名学者共同完成的。
邱贵芬在序言中谈道，曾计划“促使一部《台湾女性小说史》问世”，“不过，《台湾女性小说史》计划不久即转化成《台湾小说史》撰述计划。
……会议（应该是书稿写作讨论会议，笔者）讨论中，研究群发现要把《台湾女性小说史》独立于《台湾小说史》之外来撰述，有实际的困难，不如调整计划，放手来撰述《台湾小说史》，原先《女性小说史》的结构未纳入的‘乡土文学’断代也因此补回”［１］。
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发展内容摘要：女作家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
随着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女作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开始对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着眼点独特，因此，她们的作品也很有特色。
关键词：新女性主义觉醒反叛争议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元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但在五六十年代时，女性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作家。
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女性社会状况的变化。
首先体现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大增加。
其次，台湾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女性就业率，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率。
然后就是女性阅读人口的增加，产生不同的文学消费需求。
一、台湾女性意识觉醒1970年美国爆发了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发展起来。
吕秀莲是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虽然后来沦为“台独”分子，但她对台湾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贡献。
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等。
1982年，任教于淡江大学的李元贞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基本上承继了新女性主义的理念，但不再以“新女性主义”为口号，改为“新两性关系”取向，为两性平等做出了推广和扎根的努力。
台湾的女性意识逐渐从觉醒到发展为一种思潮。
二、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1955年，台湾第一个妇女文学社团——台湾妇女写作协会——在台北成立，会员苏雪林、谢冰莹、潘人木、林海音、孟瑶等三十多人。
该协会还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妇女文学》。
这，标志着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
”①林海音可以作为5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代表，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城南旧事》了，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
其小说主题就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
试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论文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思潮吸收了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所长，采用“自然”与“女性”的双重视角来对相关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构成文学批评领域一个独特的分支。
本文试图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思潮和实践作一个阶段性的概述，从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入手，重点突出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包括批评的源流、基本概念、主要理论以及发展展望。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
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
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
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
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