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佛教史学研究论文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

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

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

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

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

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

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

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

“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

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

《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

“凡所经历三十余国”[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

居延汉简：20世纪主要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出土的汉代简牍，因出土地在汉代泛称居延，因而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批汉简分为两次出土，1930年到1931年出土的汉简称为旧简，约1万多枚；1972年到1974年出土的称为新简，约2万余枚。

居延汉简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

它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丝绸之路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可以利用《中国简牍集成》、《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等资料进行研究。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明末清初顾炎武撰。

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然后根据明朝行政区划，叙述舆地沿革，其中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

被梁启超称为“政治地理学”，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史必读的书。

《四库全书》：清代官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历史主要典籍。

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清朝选派纪昀、于敏中等人编纂《四库全书》，总成七部。

该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为许多子目，检阅十分方便。

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对于历代学术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而每一部都有提要，对于该书作者、成书特点、价值都作了介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编书的过程中，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我国古代文献遭到极大破坏。

版本学：版本学是探讨古籍版本的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以及鉴定古籍版本真伪等方面内容的一门学问。

版本学的核心，就是通过甄别、考证、比勘、分辨，最后选出善本，以便学者利用。

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刻特点，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

吐鲁番文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70年代，先后由外国考察队、探险家以及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各种文字的古文献，共约3万件。

中国佛教历史渊源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中国佛教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朝时期。

当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

这些佛经和佛像成为了中国佛教的最初源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二、佛教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时期，佛教逐渐成为了一种信仰和文化，吸引了大量信徒。

同时，佛教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佛教寺庙和石窟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三、佛教的繁荣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大量的佛教寺庙和艺术品被建造和制作。

同时，佛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中国佛教的特点逐渐形成，如禅宗、净土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四、佛教的衰落与复兴在元朝之后，中国佛教逐渐衰落。

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等原因，许多佛教寺庙被破坏或关闭。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佛教逐渐得到了复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升。

五、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佛教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中国佛教注重实践和修行。

在中国佛教中，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念佛、禅修等。

中国佛教注重融合和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

中国佛教也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许多佛教寺庙和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六、结论中国佛教历史渊源悠久，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

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佛教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贡献。

在未来，中国佛教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全二十冊）目錄（嘉靖）陝西通志（四十卷）（明）趙廷瑞纂修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本（嘉靖）新寧縣志（十卷）（明）王臣修陳元珂纂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本橫溪錄（八卷）（明）徐鳴時纂明抄本（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撰輯（明）林材訂正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萬曆）開原圖說（二卷）（明）馮瑗纂抄本（康熙）江都縣志（十六卷）（清）李蘇纂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本（乾隆）乾州志（四卷）（清）王瑋纂修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乾隆）廣西府志（二十卷）（清）週採修李綬等纂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襄城文獻錄（十二卷）（清）劉宗泗輯清乾隆四年（1739）刊本（乾隆）閩清縣志（十卷）（清）姚循義纂修清乾隆七年（1742）抄本（乾隆）宜良縣志（四卷）（清）李淳纂修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本（乾隆）當陽縣志（九卷首一卷）（清）黃仁修童巒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道光）威遠廳志（八卷）（清）謝體仁纂修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乾隆）通州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高天鳳修金梅纂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清道光十八年（1838）修訂（光緒）朝城縣志略（一卷）（清）李煜纂修清光緒間抄本崖州直隸州鄉土志（二卷）（清）湯寶芬修抄本（宣統）恩安縣志（六卷）（清）汪炳謙纂修清宣統三年（1911）抄本（宣統）昭覺縣誌稿（四卷）（清）徐懷璋纂修清宣統三年（1911）稿本（民國）同正縣志（不分卷）錢承聰纂民國間抄本南潯鎮誌稿（四卷）周子美纂修稿本——《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前言方志是中國文化的特產，編修方志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源遠流長。

方志是中國文化遺產中非常寶貴、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

中國幅員廣闊，地區差異懸殊，正史往往過於概括，以記國事為主，而方志卻以記載地方內容為主，可以與正史相輔相承。

方志具有“存史、資治、教化”三大功能：所謂“存史”，指的是方志為研究中國各地的歷史、地理、物產資源、風土人情、社會風貌、自然災害等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材料；所謂“資治”，指的是方志為各級政府施政和研究地情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與現狀材料；所謂“教化”，指的是方志是愛國、愛家鄉的生動教材。

明代方志《滇略》述论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81）[摘要]谢肇淛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一生著述丰富，《滇略》为其代表作之一，是谢肇淛对云南文化的最大贡献，记述简明扼要，体例独具特色，内容无所不包，涉及经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

该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对研究古代云南历史、经济、文化及民族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滇略谢肇淛地方志体例史料价值[分类号]G255.1地方志简称方志，它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功能。

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地方志的修纂。

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志书的编纂历史悠久，元代即出现全省性质的志书《云南志略》，明代纂修的省志更有9种之多，如洪武《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滇志》等，其中尤以谢肇淛编纂《滇略》最为著名。

道光《云南通志稿》认为在明志中“惟谢肇淛《滇略》称为完善”。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福建长乐县江田人。

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谢肇淛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小草斋诗集》《小草斋续集》《小草斋文集》《西吴支乘》《居东杂纂》《北河记》《滇略》《风土记》《粤藩末议》《塵余》《五杂俎》等20余种。

作为明代宦滇士人之一，谢肇淛对云南文化的最大贡献为纂修了详细记载当时云南历史文化、山川地理、名物典藏、风流人物的《滇略》。

1《滇略》成书时间及版本关于《滇略》成书时间，谢肇淛在其书中并无明确的说明。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乃其官云南时所作。

”[1]937参照谢肇淛的履历，当在天启年间。

《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解题》亦说此书大约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

[2]255郑志惠根据史书所载，也考证说其书成于天启元年（1621）。

[3]他根据《滇略》所记内容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云龙州改土设流事，而王凤文《云龙记往·段宝世袭传》曰：“天启元年改土归流”，则云龙改土归流事万历四十八年（1620）定案，次年天启元年（1621）实行。

中国历代方志概述（二）作者：黄燕生明代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

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

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

”(《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

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

”(《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

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志。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

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

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

为驿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

为驿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

第七章古典文獻的檢索一、傳統紙質文獻的檢索方法與途徑索引古今又稱玉鍵、針線、韻檢、通檢、備檢、引得等。

最先出現於明代。

“索引”一詞，原從日語引進，一度依據英文index譯為“引得”。

現通行和規範術語為“索引”。

我國最早使用“索引”者為1917年林語堂在《科學》雜誌發表之《創設漢字索引制議》，不僅論述索引之功用，且闡述了索引與學術演進的關係，稱：“近世學術演進，索引之用愈多，西人治事，幾於無時不用索引以省時而便事。

”1.書目檢索及其類別1.1叢書檢索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陽海清編《中國叢書廣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版施廷鏞編《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版1.2單書檢索各圖書館藏書目錄。

如《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目錄》、《杭州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總目》等。

查閱有關分類目錄。

善本書目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善本書提要》《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斷代書目如《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清人別集總目》等專科書目如《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1.3題記檢索羅偉國、胡平編《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書店1991）如查李清照《潄玉詞》版本情況，根據《潄玉詞》書名在第346頁檢索到如下內容：潄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宋刊本[41]·二十一·7勞巽卿校本[11]·一百十九·9舊抄本[91]·四十·10潄玉詞十二卷宋李清照撰宋刊本[14]·四下·4901.4篇目檢索專書索引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中華書局編印1965），《全唐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馬緒傳編，中華書局1985），《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者篇目索引》（常振國、降雲編，中華書局1988），《全唐詩索引》（作者篇名索引，史成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全宋詞作者詞調索引》（高喜田、寇琪編，中華書局1992）等。

宗教学研究佛道格局视野下明清河西道教的发展及影响以张掖、永登为中心的考察程思尹（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摘要：明清时期河西张掖、永登二地在官方主导下，将道教宫观与儒家祠祀共同布局于城镇卫所堡寨内部，逐渐形成人口聚落核心区以儒道为主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念。

两地信仰由重佛转向三教并立、以儒道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明代皇室崇道的彩响，更主要的是国家权力有意促使河西民众奉祀儒道、平衡佛教狡盛的局面。

明清时期道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客观上为擬聚并同社会价值理念、守御疆土、促进民族融合发挥了多重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河西；佛道格局；文化融通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20）04-0215-08On Development and Effect of Taoism in Hexi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Belief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Zhangye and YongdengCHENG Si-yinAbstract：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Zhangye and Yongdeng in Hexi placed Taoist abbeys and Buddhism temples into garrison c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local officials,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common social values in localities.The main belief of the two areas changed from Buddhism to three religions and pu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t more important position.The change was for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 household of Ming dynasty on one hand,and the intention of national power for prompting the prosper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bove all.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ing of Taoism in Hexi objectively played multiple roles for uniting the common social values,guarding the frontier lands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Hexi Area;Buddhism and Taoism Pattern;Cultural Integration位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孔道，尤其唐以后在吐蕃、西夏、蒙元时期崇佛政权统治下,河西佛教长盛不衰。

明朝与吐蕃的交往中藏族历史文献藏学文献是记录西藏及藏族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

藏学历史文献作为藏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的历史与藏学文献产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凡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等手段，记录和描绘藏族社会发展过程的一切载体均属藏学历史文献，藏学历史文献以藏文历史文献为主体，也包括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形成的藏学历史文献。

本文以藏学历史文献发展为脉络，对贯穿各个时期藏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及其代表作作一简述，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标志着西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藏文的创制，标志着藏族先民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文字开始正式记载下来，从此，揭开了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序幕。

当吐蕃王朝正在崛起之时，汉族已经经过了近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理论和实践。

随着文成公主入蕃。

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繁荣，汉文历史文献《史记》、《尚书》《战国策》等传入吐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吐蕃的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将颁赏、封赠、会盟、祭祀等有关政务大事的活动，刻记在碑石或简牍上，以传示后人。

朝廷中有专门的记事官，记载朝廷大事及户藉，军队数目、地亩赋税等内容，并将这些记载个别历史内容的简牍加以汇编、加工整理，为吐蕃王朝后期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金石文献、简牍文献和古藏文写本手卷文献。

金石文献包括刻石文献和金属铭刻文献。

刻石文献是人类文献的一种古老形态，以各种形式的碑刻为主，其中又以盟书誓文、纪功述德为主体。

也有祭祀、颁赏、会盟以及纯宗教内容的刻文造像，还有个别纪事为内容的碑刻。

从形制上分大致有碑刻、摩崖石刻、玛尼石刻以及建筑体壁刻几种。

碑刻文献主要有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纪功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等八通摩崖石刻文献在吐蕃时期，主要有贡布第穆萨摩崖刻石，谐拉康摩崖刻石、德玛摩崖刻石另外还有洛扎摩崖刻石、仁达摩崖刻石。

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研究[１]段玉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要】由于社会的几次巨变，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经历了数番兴废荣辱的折腾，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增加的趋势。

一座佛教寺院的修葺重建，不啻有寺院建筑本身的意义，同时还有佛教、宗嗣相续的意义，并会在地方与信众中形成一种修葺重建的传统。

在寺院修葺重建过程中，历史的厚度总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因其累积着神圣的厚度。

藉此种种，无论巴蜀佛教寺院如何在反复的毁建之中折腾，最终仍能呈现出一种顽强不灭的势头。

【关键词】 佛教寺院 恢复重建 巴蜀 明清经过宋元之际旷日持久的战争，巴蜀佛教寺院遭受破坏非常惨烈。

蒙元统治数十年，各处名寺古刹尚未完全恢复重建，即又遭受元末明初的战火。

明朝统一，伴随局势逐渐安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巴蜀佛教寺院的恢复重建始才逐渐步入轨道。

经过永乐至于正统、景泰（1403-1456），各地名寺古刹陆续有所恢复。

万历时期（1573-1620）达到高潮以后，复再陷入明末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张献忠入蜀带来的惨烈，多数名寺古刹毁于兵火。

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伴随社会的逐步安定与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巴蜀佛教寺院的[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巴蜀佛教文化史研究”（项目编号：12BZJ008）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中国寺观文化史》”（项目编号13&ZD079）阶段性成果。

兴建方又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所以，明清巴蜀佛教寺院经历了数番兴废荣辱的折腾。

这是历史演进的无情，也是佛教寺院自身的宿命，令其逃遁无术地被镶嵌在社会历史的网络中。

一、明清方志记载的巴蜀佛教寺院方志是一种地方性史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档案。

故祠庙、寺观等等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其记载却未必全面与准确。

尽管如此，作为官方或地方当时的记录，无论其选择标准如何（往往只是官方允准、在地方上具有影响的寺庙），都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可以用来观察和推测当时寺庙的实情。

谢灵运佛教著述研究高华平提　要　谢灵运是晋宋之间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佛教徒。

他著有大量有关《与诸道人辨宗论》、答法纲、慧《金刚经注》、佛教的著作,主要包括:改治本《大般涅　经》、《十四音训叙》及佛影、佛像赞颂和法师诔等。

琳、法勖、僧维、慧　及王卫军(弘)论佛性书、考察谢氏的这些有关佛教的著作,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谢灵运的思想及南朝佛教的发展。

关键词　谢灵运　佛教　撰述谢灵运是中国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其著作《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为《新唐“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十九卷。

(原注:‘梁二十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书・艺文志》皆著录为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九卷。

宋以后不见著录,已散失。

另,《隋志》“总集类”又著录有谢撰《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诗集钞》十卷(原注:梁《杂诗钞》十卷,录一卷),《七集》十卷,《回文集》十卷,《连珠集》五卷等。

但历代史志,包括清人聂崇歧撰《补宋书・艺文志》,章宗源和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诸书,仅补充了谢《游名山记》一卷,明代以往,辑谢集者颇多,对于谢《要字苑》一卷、撰《宋书》(不知卷数)、氏之佛教著述则缺少专门考查。

而这种情况,对于古今学界喜言谢灵运之创作与佛教因缘者,无不是一莫大之缺憾。

有鉴于此,笔者愿不揣浅陋,对谢氏之佛教撰述作一全面考辨。

谢录运的佛教撰述,除保存于诗赋等文学作品中的言佛理之片断不计外,专门的佛教撰述也为数不少。

其中既有佛经的翻译、注释,亦有佛理辩论文、与僧俗讨论佛理的书函以及为佛像、法师而作的赞颂铭诔等文学作品。

综合史料,今日仍可知的谢氏之佛教撰述《与诸道人辨宗论》;4、答法纲、慧琳、共有:1、改治本《大般涅　经》;2、《金刚般若经注》;3、《十四音训叙》;6、佛影、佛像赞颂及法法勖、僧维、慧　及王卫军(弘)论佛性书问七篇;5、师诔十五篇。

一改治本《大般涅　经》,即南本《大般涅　经》。

大乘《涅　经》今存三个译本:一是法显游西域求得,佛陀跋多罗(此云觉贤)在建康所译,名《大泥洹经》,为六卷本;一是北凉昙无谶所译四十卷《大般涅经》,称“北本”;三是谢灵运与慧观、慧严等依觉贤所译《泥洹经》(六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008Vol.1931　张掖大佛寺历史概述张掖又名甘州，雄踞河西走廊中部，扼古丝绸之路咽喉，历来为军事、政治、文化及民族交往的冲要之地，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造就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明宣宗朱瞻基说：“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

”佛教何时传入张掖，史无定论。

《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传佛教，敦煌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寺塔。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已很普遍，张掖也成为西域高僧前往中原传教的必经之地。

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掖大佛寺，是一座佛教艺术和佛教文献的藏珍之地，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即公元1098年，是由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敕建，因寺内供奉佛祖涅槃像，故民间俗称其为“卧佛寺”“大佛寺”，距今已有922年的历史。

大佛寺自西夏建成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在河西地区具有极高的宗教影响力。

明清时期朝廷对大佛寺维修不断并敕赐“宝觉寺”“宏仁寺”等寺名。

②西夏至元代，张掖大佛寺一直作为皇家寺院。

明代早期，朝廷十分重视对大佛寺的重建和维修，使大佛寺寺院的规模空前庞大。

2　装藏仪轨及大佛寺卧佛装藏概述装藏又称“装脏”。

新佛建成后，为赋予佛像生命力，在佛像内装上具有象征性的内脏和神识，这是佛教造像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不管是泥塑佛像、木雕佛像还是铜雕佛像，一般都会在佛像背后设置一个小门或小口，可以打开，再往里面装一些符咒、金银宝物等器物，等同于常人身体里的五脏六腑。

据《重刊甘镇志》记载，西夏时期有一位叫嵬咩（wei…mie）的国师，一日敛神静禅时，忽闻天际有丝竹之声，寻声而至，从地下掘得金砖翠瓦覆盖的碧玉卧佛，国师遂发愿，修建了大佛寺。

张掖大佛寺大殿中供奉有一尊全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佛身长34.5米，佛像身后立有十大弟子举哀群像。

整尊造像木胎泥塑，金妆彩绘，侧身而卧，一手枕于头部，一手平放于身侧，双眼半闭，双唇微启，形象端秀丰满，姿态安详恬静。

明代佛教方志及作者考——《全元文》补遗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年第期总第期民族历史明代佛教方志及作者考——《全元文》补遗曹刚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北京摘要明代佛教方志中收录有大量的元人作品这些文章文史价值较高多未被《全元文收录。

今补遗元人作品十余篇并考证相关作者史事。

关键词全元文》补遗明代佛教方志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新近出版的《全元文》煌煌大著册卷有元一代汉文文章网罗殆尽。

当代学者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新时期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又一项划时代的壮举是元代文史研究一个新的巨大资料宝库。

当然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所涉典籍繁多时有遗漏也是必然。

为了深入开展元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好《全元文》的补编、补遗、修订工作仍是元代文史工作者在以后若干年问的一项艰巨任务。

明代佛教方志收录了大量的元人作品多未被《全元文》收录。

这些元人作品具有珍贵的文史价值是研究元代文史的又一新资料来源也应受到元史研究者的重视。

笔者由于兴趣所致对明代佛教方志经常翻阅注意到有大量的元人作品收录其间这些文章或是佛教僧人的感遇之作。

或为世俗士大夫畅游交往所作境界高远禅意浓浓文史价值较高多未被《全元文》收录甚为遗憾。

今以《全元文》凤凰出版社年、《全元文索引》凤凰出版社年为参考检录元人作品十余篇补遗如下。

杨维桢《清凉尊者传》见于《长水塔院纪纪塔院》明万历刻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又见于白化文、刘永明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续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影印尊者名翰字古清清猿道人其自谓也。

抚之金镁祝氏子自幼警悟七岁能口占诗皆惊人。

长有四方志游华盖山见邵虞庵先生先生信其人品与语文字毂难皆一一辨析中肯遂以古诗文名馀及书画妙于墨龙然势家求之不能浔也。

鲩冠不乐仕乃为浮屠学浔度于金陵大龙翔寺忠禅师靳州五祖寺意禅师辟为书记移扬州天宁寺首座镇南王礼之如师赐紫衣玉佩庐州宣让王出令书俾往某山力谢日…顶华冠坐广筵。

素食尸位不啻乞墙吾不忍为兵变。

?渡江寄迹云间泖心江制大相闻其人使使召见三辞不可无见。

作者： 曹刚华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世界宗教研究
页码： 53-64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4期
主题词： 明代佛教方志;民间信仰;佛教化;寺院信众
摘要：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

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

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