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可以总结为“客观、公正、独立、
负责的守望者”。

首先，新记《大公报》追求客观性，努力提供准确、真实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过程中，严格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如实际情况、真相以及各方观点的平衡呈现。

通过客观的报道方式，新记《大公报》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

其次，新记《大公报》强调公正性，确保报道不偏不倚。

无论新闻事件涉及到何方利益，新记《大公报》都力求遵循公正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

通过坚持公正，新记《大公报》体现了对新闻报道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第三，新记《大公报》追求独立性，保持独立的立场和观点。

不受任何政治、商业或个人势力的干涉，新记《大公报》致力于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

这样的独立性使得新记《大公报》能够提供不受影响的报道和评论，为读者提供独立的观点。

最后，新记《大公报》强调负责性，对社会和读者负有责任。

在新闻报道中，新记《大公报》注重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积极承担起守望者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引导公众对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辨别。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体现了客观、公正、独立和负责的守望者精神，致力于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独立的观点分析，为社会和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

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

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

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

”《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

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

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

大公报评价：《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

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新记《大公报》：闪烁新闻专业主义光芒的中国近代报刊先行者作者：王夏露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摘要：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践一方面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职业报人”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充实而精粹”的新闻报道和“勇敢而锋利”的社评；“服务公众”的服务意识。

另一方面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差距。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办报理念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90-02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在天津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倡“文人论政”，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史称“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致力于新闻客观、言论公正、经营独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报理念。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新记《大公报》的主持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独特的办报理念表述为“新闻专业主义”，但从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来看，新记《大公报》的办报实践和理念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具体实践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

一、“國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众服务，其从业人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新记《大公报》续刊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国家公器”，以此区别于完全着眼于“宣传”的政党报纸和完全着眼于“赚钱”的商业性报纸。

胡政之在《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指出：“自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

”[1]胡政之认为中国报人办报多是两种目的，一种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没有多少联系，主要以赚钱为目的，以不问政治为标榜；另一种是政治性质的，与政治联系紧密，办报人的办报目的就是通过报纸为某一党派进行政治宣传。

媒介观察130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革命。

二、研究意义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报纸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报纸入手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有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报纸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报纸成为文人议论朝政的一大阵地。

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格外关注，报纸成为他们在华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

分析和比较中外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文本，能用更全面的视角去解析这段历史，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三、《大公报》与《泰晤士报》的概况（一）《大公报》的概况《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的《〈大公报〉序》中，说明了报纸“大公”一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奠定了《大公报》“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1］的言论立场。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敢言”著称，言论激切，成了“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

作为《大公报》主笔的英敛之，曾经是康梁维新改良运动的一分子，一直坚持保皇立宪，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一直到1912年都由他主持，《大公报》俨然已经成为英敛之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

（二）《泰晤士报》的概况《泰晤士报》作为英国一份极负盛名的报纸，曾一度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大公报》是近代新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学界早已充分关注，其历史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桂林版《大公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份报纸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桂林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新闻环境，以“国家利益”为宣传理念，敢于开展舆论监督，积极发表抗战言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特别是抗战新闻事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多年来，关于《大公报》的新闻史研究，天津版、上海版、重庆版和香港版都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相关研究却相对匮乏和滞后，留下的学术空白较多。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整理和个别相关性问题的探讨上。

多年来，笔者已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通讯、言论、副刊、广告经营和报人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总结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成因，形成了《〈大公报〉（桂林版）言论选题及其特色》《抗战时期徐铸成在桂林的新闻实践初探》《〈大公报〉（桂林版）新闻专电的特色》《〈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特色》等系列论文。

但综合来看，关于桂林版《大公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尽管如此，桂林版《大公报》中蕴含的丰富文献资料极具研究价值，有必要继续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发掘。

一、桂林版《大公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和报业的领军者，备受学界关注。

探讨《大公报》沿革、新闻学史等层面，众研究者贡献著作颇丰。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历史人物》等在内的《大公报》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记述了《大公报》历史上重要的新闻、评论、报刊人物、特约专家文选等。

同年，《大公报》香港馆也完成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的精心编撰与发行。

而在此之前，关于《大公报》的相关史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闻界人物》等，都刊载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回忆内容。

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摘要：《大公报》作为近代及其重要的报纸之一，对于近代中国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

新记大公报时期则是《大公报》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文人论政则是这段时期大公报的最重要的特色。

研究文人论政，了解当年《大公报》报人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关键词：文人论政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新记大公报与文人论政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大公报进入新记大公报时期，而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这一时期（1926年至1949年）。

而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正是文人论政。

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张季鸾就曾说过：“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然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而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分别是社评、星期论文、新闻通讯和副刊，而其中的社评和星期论文都体现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色。

而无论是正版还是副刊，《大公报》所传播的信息都透着对时局的关注，对政治的钟情。

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实际上是报人以新闻职业的方式从事时事评论。

文人论政的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而《大公报》对于文人论政的解读是“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在近代社会，文人论政的形成有很多因素。

从内因来看，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

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成为他们热切追求的理想和勇于担当的责任。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其一，公正公立。

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

其二，敢言善言。

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

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

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

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

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

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

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

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

《大公报》及其办报理念教学设计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彭巍然所属学科：新闻传播学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程：中国新闻史适用对象：广播电视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及网络传播专业四年制本科学生一、教学背景《大公报》是新闻专业必修课《中国新闻事业史》第四、七、八、九章中都有介绍的一份报纸。

《大公报》作为中国办刊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其“四不”办刊理念体现了《大公报》对新闻事业的专业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四不”办报理念对我国新闻事业和从业人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也是《大公报》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有必要对《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做重点的学习。

二、教学目标《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报刊的佼佼者，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办报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报纸，历经一个多世纪，至今依然在香港出版。

《大公报》是以职业报人为核心，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理念的政治性大报。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东方最好的报纸之一，至今还是联合国认可并在联合国总部供人阅览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纵观《大公报》的辉煌历史，“四不方针”，办报理念，是它获得成功的关键和核心。

本节课以《大公报》“四不”方针为重点，对《大公报》成为“最受敬重”报纸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试图让学生在充分理解和掌握“四不”方针的基础上，思考《大公报》受人尊敬、赢得声誉的原因，以及今天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通过介绍《大公报》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的背景和缘由。

2、通过对“四不”方针的介绍和解读，让学生理解“四不”方针的精神内涵和具体要求。

3、通过对《大公报》对1942年河南旱灾引发的灾荒的具体报道和评论的介绍和分析，从具体案例探讨“四不”方针是如何落实并体现的，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让学生对“四不”方针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有深切的认识，也培养起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论《大公报》的编辑风格论《大公报》的编辑风格香港是全球中文报纸按人口比例计算最多的地区．这个仅有68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却养活了53份报纸，这不能不说是报业的成功。

其中当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而香港报纸本身编辑上的特点也非常值得研究。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本文试从内容选择、标题制作、版面设计与视觉效果角度分析《大公报》的编辑风格。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它创刊于1902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大公报》是一间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一一、内容选择（1）严肃的政治议题作头条与内地主流报纸主要以政治新闻、国际国内大事作头条相近，作者翻阅了今年1月16日到1月22日这一周来的《大公报》，多数以政治议题新闻作头条。

例如2011年12月19日的《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为“三求变四构思”，阐述了梁振英治港理念。

（2）国际新闻被淡化《大公报》的政治新闻尤以大陆选题为多，“大公评论”、“世界新闻潮等版面的政治新闻写作及编辑手法与内地相近。

国际新闻在香港未受到重视．是与目前西方国家新闻社区化趋势相一致的．香港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化长期浸染的地区，香港人对香港以外的新闻的关注正在衰减。

除非有重大国际新闻波及香港人的生活．香港报纸上清一色。

“港闻”版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难改变。

又如2011 年12月19日的《大公报》仅在第五版用较小篇幅刊登了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相关新闻。

（3）教育文化专版受关注众所周知．香港报纸在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处理上着力夸张渲染．然而细察香港报业市场，在这样一块被大众化浪潮严重侵袭的地区．笔者发现还有不少教育专版、教育选题受到了重视。

在《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三大报刊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的经营者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新闻报刊发展的脉搏，在办报宗旨、角色定位、报业经营管理、报业集团化和差异化竞争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当今报业蓬勃发展并且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刻，三大报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一、《大公报》、《申报》的办报理念对现代报业社会服务功能实现以及角色定位的启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就提出要办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他提倡报纸要启迪民智，开化社会风气。

“新记”时代，张季鸾在《本社同仁之志趣》中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针砭时弊的报纸。

胡政之在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

后来，张季鸾又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

《大公报》从始至终报道中立，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基本立场，把社论作为报纸的精神支点。

可以说，《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中，包含着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因素，把报纸当作“社会公器”，进行舆论监督，引领社会风气，倡导先进文化，不仅实现了报纸的一系列的社会功能，也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发行量大增，经济收入也随之增加。

在新闻理念和角色定位上，《申报》与《大公报》有着很多的一致性。

创刊之初，美查称办报为了盈利，但并不排斥仗义执言。

他坚称报纸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利义两全。

史量才时期的《申报》，更是大力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以得到政治上的自主，把《申报》打造成“民众的喉舌”。

关注国事，发表、转载大量政论文章，比如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针砭时弊；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披露当时中大校长挪用水灾捐款的丑闻。

极力探求社会问题症结，以求正当解决之道。

总之，《申报》和《大公报》都是在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以获得更多言论上的自由，而其社会舆论监督功能的突出表达也是现代传媒业正在探索的地方。

《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作者：蒋瑞森来源：《新闻世界》2013年第03期【摘要】《大公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份历经百年仍在出版的中文报纸。

从它诞生到发展，一直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我们现今新闻事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

【关键词】《大公报》报刊独立新闻专业主义《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

《大公报》报名取自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秉持“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它以敢于说真话，报实情而被广大读者所喜爱。

并由此开创了中国民营报刊自由主义的先河。

1926年，在《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中国著名报人接手后，张季鸾率先在创刊号上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一文，并随之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新的办报方针。

力图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和民众公益立场的言论服务于社会。

“四不”方针较之英敛之的“忘己”和“无私”，不仅对大公解释更具体，而且更加明显体现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新闻专业主义发端于西方，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和自由民主政治环境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演变之路。

以美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报刊解体进入大众化报刊时代，新闻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大规模的经营一跃而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职业记者成为一个常态行业。

20世纪40、50年代，客观报道、社会责任论的提出和成熟使新闻工作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后来，客观新闻学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新闻学教育的兴办和新闻专业评议会的建立，都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向前发展。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指的是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加强自律，担负起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际办报活动、特别是“四不”方针提出，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要素，这是《大公报》在近现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大公报》的办报经验作者：崔小丽来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7期摘要:中国不缺乏报纸,但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报,面对传媒“入世”的不期到来,以及电视和网络对报纸的冲击,报纸将如何突出重围。

也许,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份百年大报,也是中国唯一一份享有世界级盛誉的报纸,《大公报》的办报经验会使现今的报纸媒体受到启发。

关键词:《大公报》?摇“四不”方针 ?摇副刊独家新闻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可谓多矣,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能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能保持其宗旨、风格始终如一者,唯百年《大公报》是也。

《大公报》犹如中国近现代一百年历史的缩影,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与时俱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动荡的政局,而今它仍焕发着勃勃生机,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

宗旨高而稳在中国报业史上,宗旨高尚的报纸并不多见,而能稳定保持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

《大公报》就是这样一份以高而稳的宗旨闻名遐迩的报纸。

《大公报》在创刊时,创办人英华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开宗明义,表明其以天下为己任,甘愿为国为民吃苦操心,希望国强民慧的办报意图,明确宣称它所刊登的文字要从大处落墨,说长道短,形成了《大公报》的独有风格。

它敢言,在办报第五日便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并指斥刚毅等后党为“国贼”,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它爱国,1905年5月23日率先参加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以后,不仅以身作则,“停刊美商告白”,而且正确评价、引导群众和政府合理行动;它严肃,停刊“一切吟咏娼妓之作”,“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也”。

这样一份于国于民高度负责的报纸,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3个月即发展为华北地区的一份大报。

新记《大公报》明确提出办报“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阐明《大公报》政治中立、经济自存、不谋私利、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的社训,将该宗旨充实并发扬光大,深入人心。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

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

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

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

”《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

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

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幵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大公报》的历史进程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8月5日，天津沦陷，毅然停刊。

1937年12月13日面对日寇新闻检查的无理要求，主要干部一致表示“不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另觅新址。

11月8日，天津事件，停刊搬家。

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

8月统一思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11日，上海版复刊。

12月1日，天津版复刊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

《丌投降》（王芸生）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

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

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丌投降！文人论政概念“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有清议的传统，清议指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

作为一种“公众”的（实则为士的）舆论形式，自清议产生之后，就成为士发挥政治主动性，干预朝政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成了士群自我监督不内部净化的制度性手段。

“论政不参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新记《大公报》报人努力遵循着“论政不参政”而实际上又难逃政治的魔杖。

公正客观理性论政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

文人论政具有的特征“文人论政”的表现形式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王韬张季鸾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