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摘要：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48年6月6日创刊，1948年12月以后，左翼作家的名字开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大量出现，作品开始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论文试图探讨和补充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如何左转，重点分析不同时期左转的作品和作家；探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左转的原因，除了外在的政治格局变化，更重要的是从作家内在的思想变化以及作品角度分析；1945年香港光复以后中共领导影响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在香港迅速崛起，国民党文化势力虽然也全面进入香港，但是成效不大。
这种政治格局使此时的香港文学左翼倾向较为明显，香港左翼文学势力利用香港的环境宣传和学习毛泽东“讲话”精神，为共和国文学做了直接的准备。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挖掘，从中把握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历史内容。
关键词：香港《大公报·文艺》左翼环境宣传“文学副刊”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新记”《大公报》（1926—1949年）先后开设了几个重要的文学副刊——《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战线》、《星期文艺》等，这些文艺副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48年—1952年）作为一份具有特色的报纸副刊对文学发展也具有重要贡献。
从1948年6月到1948年12月，《大公报·文艺》副刊共发表九十位左右的作家大约一百四十篇文章，此时的作者群几乎见不到政治倾向明显的作家。
刘北汜的小说《家长》表面上写的是物质生活的贫穷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失落与痛苦，实质上表达了战争给普通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双重伤害。
郭风的散文诗多取材于闽南自然景物，笔下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在对一些景物的细致描绘中蕴含着人生的真谛。
这一时期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品政治色彩并不明显，作家也未受到文学以外因素的过多干扰，作品无论是关注现实社会，还是追求人性之真善美，都是作家真实感情的真实表达。
1948年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
社评发表后，港馆的绝大多数同仁都表示支持王芸生的立场，流亡香港的左派文人更是赞同香港版《大公报》言论倾向的转变。
因此，《大公报》香港版首先表态，逐步转为公开拥护共产党领导。
1948年12月以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左翼作家数量明显增加，左翼作家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作品呈现明显的政治色彩。
这期间的作品比较明显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歌颂新中国为主，全面诠释、宣传毛泽东“讲话”文艺思想，确立其权威性；另一类是文艺批判与自我改造：批判和改造性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预演了日后大陆文学大批判的诸多模式。
这种歌颂与批判同步进行的左翼文学倾向正好是共和国文学的前奏与演绎。
茅盾、萧乾、周扬等作家全面诠释、宣传了毛泽东“讲话”精神。
在港期间，茅盾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时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进行斗争。
萧乾是1948年10月奔赴香港的，与王芸生、李纯青、费彝民等人促成了香港《大公报》的左转。
在1949年8月15日香港《大公报·文艺》上，萧乾把《培尔·金特》定位为“一部清算个人主义的诗剧”，他认为“《培尔·金特》这个寓言讽刺剧抨击的对象，自始至终是自我。
”[1]——这一理解和后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相当一致。
周扬极为重视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里，他认为要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斗争。
上述作家中，不管一贯左翼的，还是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此时都无一例外地视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己任。
以郭沫若、臧克家、聂绀弩等为代表的作家，极力反对国民党以及美帝国主义破坏和平的行径。
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郭沫若和同仁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香港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文艺和政治活动。
在《大公报》所刊文章中，郭沫若自己称“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他当时所生活的时代，表达了对国民党镇压和迫害的愤怒，对“人民的时代”到来的欣喜[2]。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使进步知识分子无法生存，臧克家也秘密去了香港。
在居港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与左翼作家来往较多。
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积极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他的《失眠的猫头鹰》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对比，以此表达国民党违背民心逆历史规律而行最终走向灭亡是必然的。
曹禺等作家积极向苏联文艺工作者学习，建立社会主义文艺。
1949年5月初，曹禺前往苏联参观。
这次出行，曹禺既看到了苏联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创伤，又目睹了苏联人民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景象。
在《向苏联艺术学习为保卫和平奋斗》一文中感叹要“为着使保卫和平的艺术武器更加锋利，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热诚地期待苏联文化工作者更深一步地教导我们如何以崇高的政治情感，有效地结合一切的文学艺术形式，来教育我们广大的人民，从而更提高了他们勇敢的战斗品质”[3]。
田间、卞之琳写了大量关于朝鲜、越南战争的文艺作品，倡导全世界民主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田间怀着胜利的喜悦之情写了大量的政治诗和讲话，号召要“加强诗歌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生活和热情”[4]。
抗美援朝期间，田间曾经作为和平使者，两次出访朝鲜前线，写下了很多诗歌，有歌颂中朝友谊，支持朝鲜人民为正义而战的；有对朝鲜人民遭受战争苦难的同情和保卫朝鲜和平的雄心壮志的。
1948年12月卞之琳离开英国经香港回到北平，他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向往和平与民主，反对战争与专制。
《向朝鲜人民致敬》和《红河水：献给越南人民》等都表达了对朝鲜和越南人民陷入战争灾难中的同情和被压迫的人民奋起英勇反抗的支持。
1950年6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日后的一项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改造”。
随后，全国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
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里，周扬提出加强文艺工作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由主义的作风和庸俗的追求。
在1951年围绕《武训传》展开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界批判运动中，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仅迅速转载了当时大陆报刊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还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武训传》，反映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夏衍发表公开检讨，表态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路线，坚持文艺为工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
汪曾祺《武训的错误》、木圭《本事》等都对《武训传》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将文艺问题转变成政治性斗争的潮流中，《大公报·文艺》副刊置身于批判者的立场。
除了展开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外，很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展开自我批判、自我教育。
针对左翼文艺界的批评，黄永玉表示：“我很希望早点结束我这种创作生活，我将毫不可惜地抛弃我那些腐化发霉了的‘意识形态’的作品，我将重新学习创作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主题的木刻。
”[5]这一阶段，无论是歌颂新中国还是进行文艺批判、自我改造的作品所具有的政治色彩都非常明显，左翼作家数量也明显增多，这些都是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已经逐渐而又最终比较彻底地转移到左翼立场的证明。
虽然上述作家不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工作，但是他们在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副刊向左翼政治立场转变。
这个“左转”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的过程，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不是一瞬间就彻底地转向左翼政治立场，而是一个左翼政治色彩从少到多逐渐转变的过程。
战后，中国大陆的文学受到战争局势的影响而发展缓慢，甚至处于某种停滞状态。
而1945 年8 月光复后的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统治的传统，在国共内战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
大批内地作家来到香港，既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又可以充分利用香港安全自由的环境继续写作。
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政治立场发生转变后，为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左翼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舞台。
这些作家充分利用香港自由写作的环境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品，抨击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恶劣行径。
因此，中国文学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停止不前，左翼文学传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发展。
1948年12月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对左翼文艺政策进行宣传和践行，同时又进行大批判与自我改造，成为1950年代共和国文学的前奏与演绎，这就是中国文学传统在香港延续以及中国文学转型在战后已经开始的证明，也多少影响了1949年以后香港文学的格局。
但香港《大公报·文艺》的“左转”终究主要受制于中国大陆政局的变化，其对香港本地文学的影响也许是有限的。
注释：[1]萧乾：《培尔·金特》，《大公报·文艺》九十三期，1949[2]郭沫若：《序史剧俄文译本》，《大公报·文艺》二百四十七期，1952[3]曹禺：《向苏联艺术学习为保卫和平奋斗》，《大公报·文艺》一百七十四期，1950[4]田间：《给诗人们─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二周年》，《大公报·文艺》二百四十二期，1952[5]黄永玉：《批判自己的创作偏向》，《大公报·文艺》一百八十期，1951作者简介：李廷婷（1987.10-），女，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山东大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