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关于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一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流传很广。近年有的学者重申，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认为康“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同时康有为又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说，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式外衣。应该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改革运动的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今文经学与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第三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学术界有人把康有为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对此，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确实受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判断，他主张渐进，但不反对飞跃，他从局部改革入手，最终走向全变的震撼”。应该承认，在“学问饥荒”的戊戌年间，西方创造的各种理论是“师范”，中国人是学习和接受这些理论的“学生”，维新派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分辨进化论的各种流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难免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弊病。（何金彝：《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