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董仲舒“春秋决狱”

董仲舒的《春秋》治狱黄开国【期刊名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2)006【摘要】Chunqiu trying of cases is Dong Zhongshu' s important practice, and also an application of his Chunqiu Gongyang in real political life. The highest principle of Dong' s trying of cases is "trace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Dong' s actual adjudications, however, reflected the "modest and tolerant" spirit. Quickly, the Chunqiu Gongyang style of trying cases spread during the West Han period.%《春秋》治狱是董仲舒重要的实践活动，也是他《春秋公羊》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他治狱的最高原则就是“原其志”，即以主观动机为判定罪行的根据。

董仲舒对具体案例的判决，却体现了温和与宽容的精神。

“原心定罪”很快就成为西汉司法实践的原则，形成了以《春秋公羊传》断狱的风气，在涉及重大政治案件时，其决断具有相当的严酷性，在君主专制时代影响深远。

【总页数】4页(P13-16)【作者】黄开国【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成都61006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1【相关文献】1.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J], 朱宏才2.小议董仲舒"春秋决狱" [J], 董明珠;毛克洵3.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J], 黄开国4.董仲舒春秋决狱案例考 [J], 高山林;5.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J], 卢琼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1〕在《后汉书》中也有言：“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2〕二者都记载了“春秋决狱”的形成过程。

西汉时期，每当有特殊案件发生，法律对这类案件没有明确的处理规定，或者说如果按照现有法律去执行处理，明显会造成与天道或人情伦理相悖的处理结果，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从《春秋》等儒家经典文献中，去找寻和发现相关适用的依据以作为处理案件的原则。

之所以“春秋决狱”这一方法可以实施，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原则符合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统治的需要，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实施政策的指导思想，自然在处置案件时也可以作为参照。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汉书》之记载，也是因董仲舒在其中对“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实践进行了许多的指导和推动。

此外，“春秋决狱”也可作为对当时法律制度不够完备的一种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能较为合理地解决一些当时律法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因此，“春秋决狱”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在董仲舒“春秋决［作者简介］魏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20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

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

“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

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

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儒家；法家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23）03-0058-08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魏姝0582023第3期·总第593期狱”中，显然是以儒家经典文献《春秋》等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出的决狱原则，势必也符合当时王朝统治的需要。

春秋决狱
1. 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为了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程，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决狱的主张。

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或者有规定但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情况下，可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定罪量刑的一种制度。

儒家经义上升为法律。

这一重大转变使汉朝司法审判制度由原来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实行一元化审判，转变为既依据法律，又依据儒家经典大义的二元化审判。

董仲舒编订的《春秋决狱》232事，成为审判的标准与重要参照。

后来这一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引经决狱，引礼入律，逐渐实现法律的儒家化。

春秋决狱对于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制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2.《春秋决狱》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
3.“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原心定罪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以后封建时代官吏审判案件起了指导作用，一般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基层官吏审判时都是按照动机以及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

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决狱并不是唯动机论，他也强调在考虑动机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事实，然后按照首犯、从犯，以及已遂和未遂来判案定罪。

后来一些法官不顾事实，任意自由断罪，造成冤假错案，这不能把责任推到董仲舒的身上。

4.春秋决狱的作用: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骤，对实现法律儒家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春秋决狱”，强化了皇权，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有力地维护了。

试述春秋决狱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断狱”。

它是西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下,由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以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依据,用经义的原则来指导司法判案的活动。

始于西汉中期,沿用于魏晋南北朝,是当时司法上所特有的一种审判方式。

董仲舒继承《春秋》“重志”的做法,提出审理案件应贯彻“原心定罪”的原则。

即依据《春秋》的精神审理案件,应当以犯罪事实为依据,考察行为人的动机。

如果某人动机不纯正,即使尚未作为或犯罪未遂,也要予以处罚;对共同犯罪的首犯更要从重处罚;而如果行为人的目的动机纯正,即便已违法犯罪,也可以“赦而不诛”或减轻刑罚。

春秋决狱在中国法制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对律学的推动、对审案原则的修正外,更主要的是它促进了法律的儒家化的进程。

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通过春秋决狱等途径不断影响法律实践,进一步确定儒家思想在法制中的地位。

这一引礼为律的过程,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儒学史话：春秋决狱即指利用儒家经典《春秋》来判狱，始于西汉前期的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经学家。

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

著述丰富，但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和《春秋决狱》。

董仲舒在胶西王手下作相时，以有病为由辞去相位，回归故里，以讲学著书为业。

由于董仲舒的名声和造诣，朝廷遇到疑难问题，尤其是棘手的案子还要派使者和主司法之事的廷尉张汤到他那里去求教，而他每次也都给以明确的答复。

时间长了，案子多了，董仲舒便将其系统化为著作，书名便叫《春秋决狱》。

这部著作理论性不太强，主要是实用性的。

它通过案例，说明判案要以《春秋》的经文为根据。

如儿子杀了人，父亲将之藏起来，按当时的法律来讲则是老人犯了窝藏罪。

但董仲舒认为，按照《春秋》的原则，“父为子隐”，老人应该把儿子藏起来。

于是，则判老人无罪。

另外，董仲舒依《春秋》制狱还有一个特点，即原定罪，就是根据动机来定罪。

《春秋决狱》在汉代很有名气。

史书记载，武帝判淮南王的案子就运用了《春秋》“臣无将，将必诛”的条例，就是说臣子不能有谋反的动机，有了这种动机，就可以杀头。

王充在《论衡》中称赞《春秋决狱》“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根据《春秋》决狱。

尤其是根据《存秋》只问动机、不间效果的原则决狱，有时是很荒唐的。

但这在封建社会却倍受青睐。

到了唐代，白居易还引董仲舒的断狱当作典范。

以《春秋》决狱，说明汉代的审判决狱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者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便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十儒家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而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

汉代的法律虽为法家系统，但自武帝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

儒家欲将其思想融入国家制度之中，使儒家借政治、法律的力量而立于不败之地，因而汉律虽已颁布，不能轻易改变，但儒家却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以《春秋》来判狱即是一例。

论春秋决狱一、春秋决狱的产生原因春秋决狱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春秋》经义体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原则恰好迎合了统治者要求大一统 , 加强皇权的欲望 , 加上董仲舒等一批大儒的推动 , 于是春秋决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了。

（一）《春秋》经义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春秋》一书是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产物 , 是为稳定固有的君道、父道、臣道、子道、夫道、妇道 , 挽救礼崩乐坏 , 维护礼制而作的。

它的基本精神是正名分 ,尊王室 ,诛乱臣贼子 ,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原则。

这些精神正是要把臣民都归于一个自上而下遵照礼法的系统中 , 使统治更加名正言顺并且便利。

由于《春秋》所维护的大一统观念完全符合汉代统治者推行强干弱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 这样《春秋》就可以用来解释现行法律 , 并且直接用于决狱。

并且《春秋》这部书文字简约 ,文义隐晦 , 引用起来更加方便 ,可以按照统治者的要求随意解释。

用这样一部经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工具再合适也不过了。

（二）董仲舒等学者的作用。

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引起了汉初一批学者的反思 , 秦朝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 本想传之万世 , 结果二世而亡。

鉴于此 , 董仲舒的理论在关注制度的基础上更加深入 , 他认为应该恢复儒家礼的精神 , 他所设计的汉家制度就是礼的精神与政治制度的结合以此达到儒家所希望的“文质彬彬”的境界。

董仲舒认为要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应该注重主观精神、动机 , 而春秋决狱就体现了这一原则。

经过几代的汉儒对礼制的倡导 , 特别是到了董仲舒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出现以后 , 儒家学说已成为主流思想 ,春秋决狱已是礼制建设的题中之义。

（三）统治者的需要。

汉初统治者奉行的是黄老之学 , 主张无为而治 , 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 , 这些政策在汉建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使国力逐步恢复为国家积累了财富。

简述《春秋》决狱《春秋》决狱的意思是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

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董仲舒开启的法制儒家化经历司法——释法——立法儒家化三个步骤。

司法儒家化的集中表现是《春秋》决狱。

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所包含的原则是传统时代国家依法的重要依据。

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经》。

董仲舒把《春秋》看作是可以由之引申出的法律原则的最高本原，这些法律原则可以通过举一反三的方式总结提炼出来的。

即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般原则的推论方法，也即归纳法。

在他看来，《春秋》是先王给后世君主用以治国的经世大法，他从中也概括出许多的儒家经义，如，“《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

子不复仇，非子也。

”这也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思想的来源。

《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

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

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首犯要从重处罚。

董仲舒善于从《春秋》的具体故事、案例中引申出法律原则，又善于引具体先例来论述法律原则，也就是“微言大义”。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还曾被汇编成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

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

《春秋》决狱对汉代司法和后世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包含了积极的作用和消极的作用。

《春秋》决狱的积极作用：（一）)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重大推动作用。

《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实际上使得儒家经义被等同甚至高于现行法的权威，从而使得儒家思想进入法律领域的可能。

儒家思想正是从司法领域入手，深入到法律解释（汉魏时期的以礼注律）和立法领域（魏晋时期的以礼入律、隋唐时期的一准乎礼）。

浅思春秋决狱制度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儒学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

当时的人们将儒家思想做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儒学思想大量渗透入立法司法实践中的现象被法制史学者称为”汉朝法律儒家化“。

顺应时代发展而来的汉律儒家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春秋决狱的出现标志着汉律儒家化达到鼎盛时期。

一春秋决狱概述（1）概念解析“春秋决狱”又名经义决狱。

是董仲舒等人根据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大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诉讼审判制度。

所谓的春秋决狱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判断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从现代司法角度来看，当时的儒家经义和宪法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

不论是立法思想还是定罪量刑均以儒家经义为标准。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汉时以经义断事》一篇中说: "汉初法制未备, 每有大事, 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2）产生原因（1）儒家思想盛行汉初，黄老之治收到了“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社会效果，促使文景之治的产生。

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适合日社会发展变化。

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介于严厉的法家思想与平和的黄老思想之间的思想体系。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使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正统法律思想。

"首先《五经》博士的设立, 其他博士一律废黜, 使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其次太学的兴办, 博士弟子员的设置, 为经师儒士开辟了一条晋身入仕的禄利之途; 第三任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封其为侯, 唤起了人们对经学的极大兴趣"(1)（2）法律断层，法制需要汉初，礼法结合还未完成，新的法律制度还未建成，依然沿袭秦朝法律制度。

其定罪量刑既不符合稳定社会的需要又与儒家思想违背。

浅思春秋决狱制度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儒学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

当时的人们将儒家思想做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儒学思想大量渗透入立法司法实践中的现象被法制史学者称为”汉朝法律儒家化“。

顺应时代发展而来的汉律儒家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春秋决狱的出现标志着汉律儒家化达到鼎盛时期。

一春秋决狱概述（1）概念解析“春秋决狱”又名经义决狱。

是董仲舒等人根据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大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诉讼审判制度。

所谓的春秋决狱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判断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从现代司法角度来看，当时的儒家经义和宪法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

不论是立法思想还是定罪量刑均以儒家经义为标准。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汉时以经义断事》一篇中说: "汉初法制未备, 每有大事, 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2）产生原因（1）儒家思想盛行汉初，黄老之治收到了“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社会效果，促使文景之治的产生。

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适合日社会发展变化。

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介于严厉的法家思想与平和的黄老思想之间的思想体系。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使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正统法律思想。

"首先《五经》博士的设立, 其他博士一律废黜, 使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其次太学的兴办, 博士弟子员的设置, 为经师儒士开辟了一条晋身入仕的禄利之途; 第三任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封其为侯, 唤起了人们对经学的极大兴趣"(1)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2）法律断层，法制需要汉初，礼法结合还未完成，新的法律制度还未建成，依然沿袭秦朝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