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_史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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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法融合是我国古代法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征。
汉朝是中国走上礼法融合道路的开端。
本文从礼法融合的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汉朝统治者以礼法结合的方式进行法制建设,完善了汉代法律,也为以后历代各朝的法制建设起到了引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礼法融合;儒家思想汉律集汉以前各代立法之精华,又开汉以后各朝立法之先河,同时,它体现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即以礼行法,可以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法明礼,可以增强道德的约束力。
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礼法融合的背景秦王朝统一天下后,受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以法家理论治理天下,实行严刑酷罚,主张礼治的儒家学者被排斥在国家政治实践之外,这使礼制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完全弱化,也打破了传统的礼刑并存的结构,这样的治国方针导致秦王朝后期人民怨声载道。
贾谊在其名作《过秦论》中指出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亲身经历秦朝兴亡的汉初统治者,看到了一味依靠法家理论,一味奉行法家思想及政策所带来的恶果,这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同时促进了礼法融合。
二、礼法融合的表现汉朝的礼法融合实质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融合,具体体现在行政法、民商法、刑法、司法中。
(一)汉律的礼法融合在行政法中的体现在汉代,礼与行政法融合主要体现在官吏管理、教育、养老令、孝子令中。
官吏管理:一是举孝入仕。
《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至此,滥觞于汉文帝时的举孝入仕正式步入正规,逐渐成为法律制度。
二是在职官吏不孝敬父母将被予以免官的处罚。
《汉书·翟方进传》: "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
"教育:推行《孝经》教育,上至汉朝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都学习《孝经》。
《汉书·宣帝纪》:"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守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
春秋决狱、礼法合一与情理相融这篇文章是因邓玉娇案件而引发的,但不是对邓玉娇案件的评价,主要原因是邓案现在看来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真相很可能出乎前面的报道和预料。
我们在虚拟事实上评论案件不是不可疑,但须隐去姓名,将案件类型化,抽象化,否则把臆想当事实说,有干扰司法或侵犯人权之嫌。
尽管胡说可能也不会有人来追究,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被别人谣言中伤,对别人的言论也就要谨慎些。
儒学论坛上很少有人谈法律的具体问题,所以本人也不谈,苏东坡曾说“读书万卷不读律”,可见律学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在今天儒生中的地位恐怕也不高。
呵呵,当然,儒生也不全是光攻经史的,也有汪辉祖及在下这类走过胥吏道路的。
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法律中的情感与理性合一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就是春秋决狱与礼法合一的问题。
汉朝时候,儒家礼法初步取得统治地位,必然粗糙,然而人的情感却不是粗糙的,这就往往造成情感与法律的不同一。
比如法律规定殴打亲生父亲的人要判死罪,这本是合乎情理的规定,但事实往往是复杂的,某甲的父亲和别人打架,某甲赶紧舍生忘死上前帮忙——这本是孝子本分,不料一棍子就打到自己父亲头上,这怎么法办?又有某乙,从小送养给别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某天在路上遇见生父了,这老爷子醉熏熏地就摆出老子架势教训儿子,某乙大怒,上前就是一阵痛殴,老头以不孝罪诉至法院,这案件又该怎么办?以人的情感来讲,甲乙的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动机都是不违人伦的,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都该严办。
汉武帝也因此陷入痛苦的思考,无解,于是派张汤去请教董仲舒,董仲舒则依照春秋大义,原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罪。
这种案件多来,编辑起来就成了一本书,叫《春秋决狱》,可惜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春秋决狱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法律与人情冲突情况下如何处理事情的问题,儒家伦理占了上风,也就是情感占了上风,但处理时仍必须曲说周圆,不可直接否定法律。
到了唐朝,按说法律更儒家化了,然而却不见春秋决狱了,为什么呢?因为唐律“一准于礼”,礼法高度融合,感情与理性圆融一体,在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已经“缘情定法”,不需要按情感原则来个案处理了。
———————————— [收稿日期]2002-04-20 [作者简介]史广全(1966-),男,黑龙江讷河人,哲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02)07—0106—05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 史广全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审判方法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律礼律融合的目的。
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融合主潮的促动者。
[关键词]春秋决狱;礼法融合;促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春秋决狱亦称“经义决狱”、“引经决狱”,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终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
它的特点是法官不具引正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而是凭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判案。
被引用的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尤其以孔子所作鲁国编年史《春秋》最为常用,故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的首倡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大学者董仲舒。
近人程树德在其法制史著作《九朝律考》中收录了董仲舒以经义决狱的六个案例,这是春秋决狱的发端。
《汉书・应劭传》说:“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这些判例成为春秋决事比,对后来法官判案有重要影响。
可惜现在仅存其六。
王充《论衡》也说:“董仲舒表‘春秋’主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据史载,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提倡下,汉代不仅以春秋断案,而且还以春秋经义论事。
对于春秋决狱的起因,学术界—般的看法是,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段矛看,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可是在法制领域中一时还不可能建立起来与此方针相适应的体现儒家思想特点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只好引经决狱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礼法融合论略史广全 所谓礼法融合,系指儒家法律文化和诸家法律文化的融合。
礼法融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始终,并使其逐渐儒家化。
一、礼法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线和根本特征儒家继承了奴隶社会强调宗法血缘的传统,主张“亲亲,尊尊”,代表着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法家后起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诸侯争霸服务,故强调“同”缘法而治。
在统治方法上,儒家以教化为法宝,用教化养成个体服从群体之心理,进而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法家则以刑赏为工具,注重个体行为的合理与统一,而不关注其心理是否诚服。
在理论基础上,儒家持性善说,因此教化可行,法家讲性恶,所以严刑不可无。
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国家的确立,儒家与法家的法律文化都成为地主阶级统治者必须重视的政治文化依据。
二者的历史境遇紧密相联,都有值得夸耀的地方,也都有威风扫地的时候。
儒家有“焚书坑儒”的浩劫也有“独尊儒术”的辉煌,法家帮助秦始皇扫平宇内,又使之仅传二世而亡。
彼荣我替,直至于唐。
实际上,二者这段斗争的历史也是它们融合起来的过程。
最后,一部“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的问世宣告了礼法融合的完成。
在立法上继续坚持贯彻魏晋以来的“引礼入律”,礼律结合;在治世方法上,德治与礼治结合,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①。
在理论基础上,消除性善性恶的对立,折衷转化为“性三品”说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层次说,认为人性可以转化,从而证明教化与刑罚都有合理性,可以并用。
总起来看,礼法融合的进程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秦汉时期,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时期。
董仲舒著名的“春秋决狱”是其标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引礼入律,为礼法融合的初步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为礼法融合的完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是礼法融合进一步发展并高度发达时期。
二、宗法家族国家:礼法融合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礼法融合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传统上是农业立国,自然经济在其两千多年封建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一、概括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种审判方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它是一种以儒家经典《春秋》为依据结合当时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和法律实践,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方法。
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文将从春秋决狱的起源、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A. 背景介绍: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历史渊源春秋决狱又称春秋大义、春秋公法,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的法律审判方法。
它起源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春秋决狱的核心理念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以法律为手段,对案件进行公正、公平的审理。
春秋决狱的实践者被称为“春秋博士”,他们负责解释经典文献《春秋》中的道德观念和法律原则,为法官提供裁决依据。
春秋决狱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设立了专门负责审理案件的机构——大理寺。
大理寺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大理”,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春秋决狱的方法来审理案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决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审判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在汉代、唐代等朝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决狱曾多次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在西汉时期,著名学者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君主的行为应该符合天意,否则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使得春秋决狱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春秋决狱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审判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法律审判的公正、公平原则,还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B. 研究目的和意义:探讨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为现代法律制度提供借鉴和启示随着中国法律传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法律方法,对于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决狱的内涵、形成及其后世意义"春秋决狱"作为传统社会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是以儒家经义为标准,以道德说教为方式,将情理法三者相互结合的司法活动,在中国法律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影响久远,对当今国家治理模式的完善仍具借鉴价值。
一、"春秋决狱"的内涵及其历史沿革"春秋决狱"一词最先是作为书名使用,《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世即把这种引经决事的活动称作"春秋决狱".而作为狭义的或者司法活动的"春秋决议"通常被表述为:"引据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过程中分析案情、认定罪责和适用刑罚的依据".1."春秋决狱"肇始于先秦。
有学者考证:先秦之时,儒宗大圣孔丘,既倡儒学经义,又任司寇断狱,故而有典型的"春秋决狱"之事。
并且从孔子对攘羊的事明确表明:"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可以看出,孔子任官期间以礼决狱是必然的。
《史记》记载:"陈胜起山东,使者公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戌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
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
"可见在秦代"君亲无将,将而诛之"的春秋义理被用来决断陈胜吴广起义之事。
从春秋决狱看荀子礼法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及对当下的思考作者:秦源泽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2020年第07期依法治国已写入党章,意味着中国法治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时,作为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中国以礼治国的传统仍在今天发挥着影响力。
如何处理“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关系,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援法入礼”,开辟了礼法关系理论研究的道路,而在汉朝推行的“春秋决狱”则在国家机器的实际运作中初步探索了礼法关系。
文章从这两方面入手,在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改造理论的过程中,探讨礼法关系的继承与发展。
一、荀子的礼法关系(一)提出背景1.时代背景下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反思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迁中,孔子、孟子先后提出了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礼。
无论是孔子的“为政以德”,还是孟子的“仁政”,都可以看作是理想政治模式“以礼治国”的具体体现,但二者的学说在当时都未受到各国国君的重视。
作为孔孟之后的儒家学者,荀子继承了儒家“以礼治国”的传统思想,但同时面临战国礼乐崩坏的时代特征,他又不得不寻找新的“饵料”来博得各国统治者的青睐,“法”就这样被纳入了荀子的思想体系之中。
2.战国诸子百家相互吸收学习的氛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这体现了诸子百家虽然学说各异,但其学说就像水火一般,既相互抨击又相互依存。
可见当时九流十派之间思想学习互通的氛围浓厚。
(二)思想内容1.礼在法先荀子是儒家率先探讨礼法关系的思想家,他将礼与法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比如“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荀子·性恶》)等论述说明了礼是法制的前提,是各种条例的总纲,礼制仁义产生后法制才逐步确立起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荀子眼中,礼是法的基础,礼先于法产生,法产生于礼。
2.礼法平行明确了“礼”“法”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之后,荀子又探讨在国家治理当中二者地位是否存在不同。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孙全胜
【期刊名称】《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32)1
【摘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
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
"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总页数】6页(P41-46)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依法治国;道德治理
【作者】孙全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9
【相关文献】
1.“春秋决狱”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分析
2.董仲舒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3.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4.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5.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当今政德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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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决事比》典型案例看礼法结合摘要:“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春秋决事比》的案例以及一些古代法律制度来分析我国自西汉至唐朝的礼法结合特点、过程。
关键词:礼法结合;案例;法律制度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法律传统是我国法制史价值观上的一大特点,而礼法结合的开始与发展以及达到顶峰的过程则在我国历史上清晰可见,本文从《春秋决事比》遗留下来的一些案例以及龚自珍辑成的《春秋决事比问答》来简要分析我国历史上的礼法结合。
比,又称“决事比”,是汉代法律形式之一,在补律令科条文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用作司法审判的依据,类似当代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
从“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我们便可以看出汉代对比的广泛使用,这大大提高了司法审判的灵活性。
《春秋决事比》便记载了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其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当时儒家思想向司法渗透、影响司法的痕迹。
下面笔者先列举一个案例,来简单分析解说。
事情的经过是“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
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问董仲舒“甲当何论”,董仲舒的回答是这样的: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
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
礼法结合在我国古代立法过程、部门法中也有所体现,下面笔者再结合具体史实来仔细分析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礼法结合。
东汉时期引经注律风氣广为盛行,人们以儒家经典作为法律注释的依据,学者以儒家思想注释高祖颁布的《九章律》,使立法层面也收到了儒家化的改造。
这种注释被称为“章句”,而据史书上记载,当时章句为所用者,竟然达到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之多。
而在具体部门法中,我们亦可看到礼法之结合。
除了刑法外,汉朝的婚姻家庭与继承法中也可以看出礼法结合的特点。
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分别强调父权和夫权——“父为子纲”以及“夫为妻纲”,以及规定卑幼犯尊长要加重处罚,家族家庭内尊长卑幼的等级关系依旧突出。
2018河北省邢台市东方中学高二语文月考试题、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阅读《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的语段,回答问题。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
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
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
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
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
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
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
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
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
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7.下列有关“文法”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文法”在文中指建筑物上的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的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
B.文章的语法在运用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中国建筑的“文法”具有一定的拘束性,在“文法”的拘束性,创造的多样性就大大减弱了。
C.“文法”在文中包括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所呈现出来的一定的风格的手法,它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
D.在世界各建筑体系中,中国建筑军大胆地用朱红作为大建筑物屋身的主要颜色,用在柱、门窗和墙壁上,并且用彩绘图案装饰木构架的上部结构,是使用得最大胆的“文法"。
【标题】春秋决狱的影响及启示【作者】周健【关键词】春秋决狱基本原则历史意义司法启示【指导老师】易彪【专业】历史【正文】“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
它是在西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后来又有了发展,到唐代由于与法律相融合而最终结束。
在它的推行过程中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仅有积极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的有带有了消极的影响。
但从它的产生、发展、结束的整个历史来看积极影响应该是主要的,而且对现代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推行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汉王朝建立以后,面临着刚刚建立政权,社会生产被战争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枯竭的局面。
为了巩固胜利、发展生产,汉统治者吸取秦暴政亡国教训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
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法律指导思想开始变化,春秋决狱制度就在此时产生。
当然儒家思想的复兴对“春秋决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思想主张德治,以道德礼仪教化万民。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同时反对严刑重法,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搁。
”[2]其实这些充满仁爱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所遭遇的是处处碰壁,但却迎合了汉朝天下一统,民心安定的时代需要。
所以汉代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礼仪规范在这时已上升为最高行为规范,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司法领域也渗透了儒家的思想理念,出现了春秋决狱这种断案形式。
就其概念来讲,“春秋决狱”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
浅谈“春秋决狱”对我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影响摘要:自董仲舒被汉武帝重用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因而,儒家所忠信的“礼制天下”与“伦理法”的思想体系便以正统思想的身份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中国官方的思考模式。
因此这种官方的思想体系自然会渗透到治国之法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审判的标准和依据,使得我国传统法律在历朝历代都无一幸免的有着过于主观化的倾向。
关键词:春秋决狱;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一、“春秋决狱”(一)“春秋决狱”的产生在汉朝汉武帝时代,曾出现意识形态与法律实践分道扬镳的奇特现象。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正宗学术,儒家成为官方经典,儒家所奉行的“仁义”“礼制”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然而在法律领域,由于汉承秦制、汉承秦吏、汉承秦法,当时的法律和司法活动仍体现秦律和法家的基本精神。
但是,由于汉初需要恢复社会生产,秦法的严苛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并且,既然儒家思想已经上升成为统治思想,也不可能不按照他的思想和主张来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儒学开始对法律领域逐渐渗透,并终于酿成了司法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春秋决狱”。
(二)“春秋决狱”的发展“春秋决狱”的发展其实就是儒学法律化的过程。
它是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开始提出并应用的,这是儒学向司法和法理领域渗透的体现,但在汉代并未形成有体统的法律条文。
汉宣帝时由于发现了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的局限性,于是他提出“霸王道杂之”的两手统治政策,儒家吸收了法家的理性思维,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法律儒家化过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八议入律”“官当入律”,使儒学法律开始成为有一定规范和法典的法律体统,进一步加快了法律儒家化的步伐。
到了唐代,“春秋决狱”更为成熟和广泛,以儒家学派为基础的国家法律政治达到了鼎盛。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唐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为成熟的阶段,其证据就是《唐律》的出现。
这本法典是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影响的集中体现,并完成了儒家思想对于法家的吸收,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汉代春秋决狱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以儒家经义为准则对犯罪案件进行裁决和定罪。
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则,客观上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使我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完善,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之路。
但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的公平、公正很难做到,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的威严减弱,使道德品行虚化,从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
关键词:汉代春秋决狱原心定罪以礼入法汉代“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与封建法律逐渐融合,并在后世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汉代“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倡导用《春秋》经义作为司法判决标准,倘若条例不明晰,那么儒家经典就作为官吏们处理案件的准则。
汉代“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司法判决方式和司法执行方式①,主要是以儒家经义为准则对犯罪案件进行裁决和定罪。
汉代“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封建法制的构建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弥补了我国古代法律的不足之处,协调了情与法的冲突,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
但是,汉代“春秋决狱”有时会使法律的公平、公正目标难以实现。
一、汉代“春秋决狱”产生的背景汉代“春秋决狱”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礼法联结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春秋决狱”产生的历史背景西汉时期“春秋决狱”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周至秦,刑罚具有浓重的原始色彩,先秦时期大体在宫、墨、大辟等五种刑罚的基础上,采用很多残忍的处罚防范百姓的反叛;秦朝采用商鞅的理论,使“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②;汉初制定的法典《九章律》借鉴秦法中的一些条款,法家思想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在法律方面施行的是法家的刑名法术之法,定罪与量刑的根据主要源于法家思想,即重刑轻罪。
这种量刑尺度既与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不契合,又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儒家思想不相符。
辽宁省大连市2014届高三双基测试语文试题第Ⅰ卷阅读题甲必考题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是个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社会,中国古代的刑这一概念兼有法与罚两种含义。
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使秦朝迅速灭亡,也使汉朝面临危机。
此时,董仲舒适应历史需要,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诸家学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在法律方面,他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用“软硬两手”代替“专制刑治”。
据此,董仲舒认为,官吏应该“据法听讼”和“依法刑人”,但他更侧重倡导“据义行法”和“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称“经义决狱”,其特点是司法者不是引用正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而是凭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判案;被引用的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尤其是孔子所辑的《春秋》最为常用,故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它促动了法律儒家化的“礼法融合”。
其表现为法律适用中的礼法融合和审判方法上的礼法融合。
“春秋决狱”在法律适用上改变了以往依照客观情况“一刀切”的司法方式,采取根据不同案件情形区别对待;在审判方法上改变了秦以来客观主义审判方法,开始特别重视对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因素的衡量。
当法律与春秋决狱发生矛盾时,往往舍法律而取经义,并最终将经义法律化,即以礼入法。
但春秋决狱也有其弊端,即加大了司法的随意性。
“春秋决狱”之后,更加推动了人们引用儒家经义来注解法律的活动。
随着“引经注律”的不断发展,唐朝统治者在法律中渗透了大量的礼教的精神内容,即唐代不少的法律是根据礼义制定的。
特别是《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古代文献中将法和礼的关系体现得最为完整而又较早的典型之作。
作为古代法典的代表,它集前代立法之大成。
它不仅是以经立法的结晶,也是整个法律儒家化的浓缩和再现。
至此,法律已然完全伦理化。
清末的法律改革,实际上清政府是假借变法之名,而行修律之实。
一、中国古代史1.中国古代成文法出现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朝,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侧重于以德治为主的教化。
2.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以户籍管理与基层组织构建为基础,既保证赋役征发,也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主要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在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及社会公益性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
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中华文化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重要作用,也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二、世界古代史1.食物生产:农业出现以后,人类逐渐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古代不同地区的居民都培育或引进了适合本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
农业的产生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
2.商业贸易:由于交换的需要,部落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货币、信贷和商业契约便利了交换,扩展了商业的领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3.居住环境:村落是具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聚居点,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
当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地民居的特点。
4.政治制度: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是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代表,罗马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演变。
中古西欧的政治制度以法国、英国为代表,分别形成了等级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
基层自治是西方国家基层治理的主要特点。
5.文化样式: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深刻影响了地中海周边区域。
阿拉伯人继承了西亚、北非、希腊、罗马文明的传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阿拉伯帝国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东亚的朝鲜和日本的文化及东南亚文化既有本土文化的底蕴,又受到中华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因大洋阻隔而与欧亚大陆缺乏交流的美洲独立发展起印第安文化。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欧基督教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J001);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9JK0451)作者简介:陈思思(1986—),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
① 关于中国现代法史的奠基者,一般论说中提到最多的为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和历史著作家杨鸿烈,鲜有提及梁启超者,但梁治平认为,沈家本为前现代的旧传统,而杨鸿烈不过是梁启超之继承者,只有梁启超在提出人类为历史活动中心的同时,大胆引进进化论,强调历史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以“现代一般人”为服务对象,将传统的帝王将相史改造为民族国家时代的国民史,是首个超越过去两千年的史学观。
参见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载《中国文化》2002年第Z1期。
② 以中国知网为文章数据收集平台,分别输入“春秋决狱”“引经决狱”“经义折狱”与“经义段狱”这几个主题关键词,输出文章总分数为328篇,由于该平台年限输入的起始限制为1949年,因此得到以下数据:1949~1979年为0篇,1980~1999年为32篇,2000~2016年为235篇,2017~2021年为61篇。
以此量化结果来看,“春秋决狱”研究之繁盛,确为本世纪之初,且近五年逐步走向衰退,其中2020年为8篇,2021年仅为5篇,其中普刊比例高,核心刊物比例较低。
因此,研究质量也有所下降。
2022 12No 12,2022 学 术 探 索AcademicExploration2022年12月Dec.,2022“春秋决狱”形成的法律文化模式及其功能陈思思(西北政法大学 法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摘要:现有研究成果关于“春秋决狱”好坏性质的历史评价仅能反映其自身价值与历史价值的一个侧面或片段,无法展现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决定性整全价值,亦无法发挥其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现实性价值。
事实上,这些价值需在文化模式,这一富有哲学性思考意蕴的全新研究视野下,通过诠释“春秋决狱”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模式呈现。
评春秋决狱及在中国法制史的影响主要内容:“春秋决狱”是始于汉代,终于隋唐的一种以儒家经义为指导思想的特殊的审判方式,它的基本原则是“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提倡以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断案的依据,标志着封建法律体系的儒家化,是司法方面最突出最经典且影响最深远的制度。
关键词:春秋决狱,原心定罪,法律儒家化正文: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秦朝,实行了严格的酷刑制度,秦二世而亡给了汉初治者深刻的历史教训。
刘邦与民“约法三章”,汉初七十年“与民休息”“宽省刑罚”。
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
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以儒家经意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意相违背的,则儒家经典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汉初时,法律大都继承了秦代的残酷法律,与社会状况不符,而以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断案依据的“春秋决狱”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是,以《春秋》断案,在实际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观臆断为转移。
这种不依法律断案的权利,对后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上至皇帝官吏,下至平民百姓,都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
“于礼以为出入”是被公认的司法道德,也是深受国家推崇的。
同时,把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更是违反司法原则,并且影响至今。
国学大师刘师培说“名曰以经决狱,实则便于酷吏舞文”。
虽然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制思想,通过《春秋》决狱等途径不断影响司法实践,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地位。
这一引礼为律的过程,至汉代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法制舞台。
《春秋》决狱的重要原则是“原心定罪”“亲亲得相首匿”及“以礼入律”。
一,原心定罪。
东汉董仲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第Ⅰ卷 阅读题 甲 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是个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社会,中国古代的刑这一概念兼有法与罚两种含义。
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使秦朝迅速灭亡,也使汉朝面临危机。
此时,董仲舒适应历史需要,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诸家学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在法律方面,他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用“软硬两手”代替“专制刑治”。
据此,董仲舒认为,官吏应该“据法听讼”和“依法刑人”,但他更侧重倡导“据义行法”和“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称“经义决狱”,其特点是司法者不是引用正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而是凭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判案;被引用的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尤其是孔子所辑的《春秋》最为常用,故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它促动了法律儒家化的“礼法融合”。
其表现为法律适用中的礼法融合和审判方法上的礼法融合。
“春秋决狱”在法律适用上改变了以往依照客观情况“一刀切”的司法方式,采取根据不同案件情形区别对待;在审判方法上改变了秦以来客观主义审判方法,开始特别重视对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因素的衡量。
当法律与春秋决狱发生矛盾时,往往舍法律而取经义,并最终将经义法律化,即以礼入法。
但春秋决狱也有其弊端,即加大了司法的随意性。
“春秋决狱”之后,更加推动了人们引用儒家经义来注解法律的活动。
随着“引经注律”的不断发展,唐朝统治者在法律中渗透了大量的礼教的精神内容,即唐代不少的法律是根据礼义制定的。
特别是《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古代文献中将法和礼的关系体现得最为完整而又较早的典型之作。
作为古代法典的代表,它集前代立法之大成。
它不仅是以经立法的结晶,也是整个法律儒家化的浓缩和再现。
至此,法律已然完全伦理化。
清末的法律改革,实际上清政府是假借变法之名,而行修律之实。
为此,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把原有的“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向“一准于法”的立法原则上改变,修改了很多涉及伦理道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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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是个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社会,中国古代的刑这一概念兼有法与罚两种含义。
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使秦朝迅速灭亡,也使汉朝面临危机。
此时,董仲舒适应历史需要,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诸家学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在法律方面,他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用软硬两手代替专制刑治。
据此,董仲舒认为,官吏应该据法听讼和依法刑人,但他更侧重倡导据义行法和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称经义决狱,其特点是司法者不是引用正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而是凭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判案;被引用的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尤其是孔予所辑的《春秋》最为常用,故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它促动了法律儒家化的礼法融合。
其表现为法律适用中的礼法融合和审判方法上的礼法融合。
春秋决狱在法律适用上改变了以往依照客观情况一刀切的司法方式,采取根据不同案件情形区别对待;在审判方法上改变了秦以来客观主义审判方法,开始特别重视对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因素的衡量。
当法律与春秋决狱发生矛盾时,往往合法律而取经
1。
———————————— [收稿日期]2002-04-20 [作者简介]史广全(1966-),男,黑龙江讷河人,哲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02)07—0106—05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 史广全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审判方法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律礼律融合的目的。
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融合主潮的促动者。
[关键词]春秋决狱;礼法融合;促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春秋决狱亦称“经义决狱”、“引经决狱”,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终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
它的特点是法官不具引正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而是凭借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判案。
被引用的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尤其以孔子所作鲁国编年史《春秋》最为常用,故名“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的首倡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大学者董仲舒。
近人程树德在其法制史著作《九朝律考》中收录了董仲舒以经义决狱的六个案例,这是春秋决狱的发端。
《汉书・应劭传》说:“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这些判例成为春秋决事比,对后来法官判案有重要影响。
可惜现在仅存其六。
王充《论衡》也说:“董仲舒表‘春秋’主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据史载,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提倡下,汉代不仅以春秋断案,而且还以春秋经义论事。
对于春秋决狱的起因,学术界—般的看法是,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阶段矛看,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可是在法制领域中一时还不可能建立起来与此方针相适应的体现儒家思想特点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只好引经决狱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这种观点较为允当。
[1](P195)但对于春秋决狱的历史评价,人们却贬多褒少(几乎所有的论及此题的法史学著作都对春秋决狱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充分的发挥,而对于它的作用及历史意义却似乎极为吝惜笔墨)近代以来批评春秋决狱的代表性观点是章太炎和刘师培。
章太炎指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夫道家儒人所为,则佞之徒也。
……仲舒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上者得以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享之明,而从参游之荡,悲夫经之虮虱,法之秕稗也。
[2](P42)”刘师培在其《儒学法学分歧论》中也说,春秋决狱“缘饰儒术,外宽内深,睚眦必报……掇类似之词,曲相符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
后来的批评者也大多是指责春秋决狱任意比附,加大了司法的随意性。
成为统治者任意出入人罪的工具。
殊不知春秋决狱的优点恰恰在于他的灵活性。
只有这种灵活性才能改变以往法网严密执法酷苛的局面。
正如沈家本在《汉律摭遗》中所说“使武帝时,治狱者皆能若此(指董仲舒以春秋治狱,引者注),酷吏传亦不必作矣。
”并且,考察春秋决狱这一独特的司法现象,不能仅仅从法官运用它判案的个别案件效果上来加以评判,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制度本身和个别法官运用它来高下其心、出入人罪毕竟是两件事,不可以混为一谈。
而且任何法律条文都“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适用法律的第23卷 第7期 哈尔滨学院学报 Vol .23 No. 72002年7月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Jul.2002第7期史广全: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107出入是任何历史阶段都避免不了的。
我们评价春秋决狱,应该把它放到其本身所处的历史位置上去考察,也就是说,把它放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的逻辑进程中去考察。
这样才能站的高看的远,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笔者认为,春秋决狱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则表现在对于礼法融合这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的潮流的促动上面。
一、以司法为切入点促进礼法融合 在法制运行过程中,司法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司法是法律的运用和实施,是法律的价值和功能得以实现的环节。
从而司法状况也必然反映出法律的良莠。
同时司法也反作用于立法和法律本身,并促进其发展。
基于此种认识考察,我们发现秦朝司法上的酷滥是与其法律的繁苛紧密相联的。
秦国靠法家路线并吞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后更加迷信法治主义,在立法上继续严密法网,除了采取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巩固统一的措施外还追求治道运行皆有法式,将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国家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在司法上与之相适应则贯彻轻罪重刑、深督轻罪的重刑主义政策,其结果是打击面过宽刑罚量过重,造成老百姓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以至于“褚衣塞路、囹圄成市”。
因此秦朝的严苛的司法与其繁密的立法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国家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却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百姓的心里蕴积了极大 的反抗情绪,潜伏了统治的危机。
正如汉儒董仲舒所分析的那样:“刑罚不中,则生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由起也”。
[3](P2495)秦末农民揭竿而起以及对刘邦约法三章的空前欢迎态度足以证明百姓对秦的繁法苛刑已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战胜项羽取得了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很快就感觉到了“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令萧何等人在秦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厩、兴三篇作律九章,再加上韩信作《军法》、张苍作《章程》、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另有朝会律、越宫律总共六十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律。
总起来看汉律比起秦律来并不简易,正如人们常说的“汉承秦制”,制定汉律的萧何、张苍、叔孙通等人皆是秦朝法吏,且汉律后增的三篇也是据秦法而来。
“汉高祖初入关时的约法三章,除去秦朝苛法……只是一时的策略……实际上,刘邦并未除去秦朝苛法,许多苛法是在刘邦以后陆续除去,除而复行者亦复不少;抑且汉朝法律多沿袭秦朝,秦法是汉法的蓝本”。
[4](P203-212)这样“西汉武帝时代曾出现了意识形态与法律实践分道扬镳的奇特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法律领域,由于汉承秦制、汉承秦法、汉承秦吏,致使当时的法律和司法活动仍体现秦律和法家的基本精神”。
[5](P413)汉初至武帝七十年间立法上虽如是,但司法上却比秦代总要轻缓的多。
这是这一时期“黄老之学”贯彻到司法领域的反映。
汉室甫兴,虽然觉得秦法不足,又不能弃而不用;要改弦更张寻求新的有效的统治策略,又一时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汉初只好一方面用秦制,一方面又采黄老,司法上是比秦代有所减轻了。
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汉初的休养生息恢复了国家的元气,而此时即位的汉武帝再也不甘实行黄老之治了,他要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遂使阶级矛盾日渐加剧。
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魏书・刑法志》也说:“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
”可见到汉武帝时期,立法越加繁密,为的是规范越来越多的不法行为,而为了推行这些法律打击犯罪,许多酷吏便应运而生了,张汤、赵禹是其代表,其他无名酷吏”何足数哉!”[6](P589)司法越来越重。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汉武帝大加赞赏并采用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董仲舒首倡了“春秋决狱”。
董仲舒在国家大政方针上独尊儒术从而在司法上贯彻儒家理念这是符合逻辑的。
他曾经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董仲舒主张以德教化民、缓和矛盾,而不主张以刑罚迫使百姓就范。
他又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此灾异所由起也。
”[3]说明他对司法的影响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他要求统治者做到刑罚能够“中”,以避免引起百姓的反抗。
因此,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大政方针确立以后,他便直接了当地引用春秋大义来判案了,这既是缓和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理依据。
我们通过分析现有的春秋决狱的案例发现,春秋决狱的判例有比以往加重和减轻两种情况,而大多数案例是比以往要减轻了。
[7](P389-397)以春秋经义从轻断案、有“亲亲之道”、“同情女子”、“父为子隐”、“诛首恶而恕随从”、“以功覆过”等方面;而以春秋经义从重决狱、主要是“志邪者不待成”、“臣毋将,将而诛”、“不尊上公”、“杀世子诛”等方面。
可见,春秋决狱针对以往的客观主义客观归罪以一刀切的方式所判的案件又加以区别对待,有的从轻,有的从重,并把打击的重点放到危害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纲常方面上来,而对于符合伦常但客观上却产生了社会危害的行为一般减免其罪。
从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2年108而真正宽恕了一批人,作到了刑罚之“中”。
司法上的春秋决狱,其影响不仅仅在司法,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是,这多方面影响的核心则是针对立法的,即对后世礼法融合的促动。
首先,春秋决狱不是引用法律条文的正文断罪,实际上有着鲜明的判例性质。
春秋大义一经用作判案依据,也就为它将来写入法典铺平了道路。
从而为儒家伦理原则,礼治原则的法典化提供了基础。
其二,以春秋决狱凭其直观性将儒家之伦理观念渗透到百姓心目中去。
老百姓平日不可能也不会更多地关心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但是发生在其自身或其周围的人身上的具体案件及其判决却会给他们很大的促动和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违背礼即是犯法,如果遵守礼,就会平安无事。
国家也通过一个个生动案例阐扬了国家的德治教化方针。
的确,司法是“看得见的正义”,[8]它的影响是直观的。
其三,春秋决狱,给法官一种儒家之礼法律化的“亲历性”。
可以给法官换换脑子。
使他们逐步树立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理念。
另外,春秋决狱在西汉也产生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司法的轻缓化和司法队伍的儒家化。
这也从侧面促进了礼与法的融合。
如前所述,春秋决狱比较侧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比秦之法家的客观主义断案作风必然要宽恕一些人。
例如,现存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六个案例中有五例是减轻宽恕,唯有一例是加重处罚的。
另外“春秋决狱”的推广,还使汉代司法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从而促进了封建法律的儒家化。
”[9](P131)例如,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
诏使公卿大臣们辩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