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断狱”。

它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倡的一种断狱方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犯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

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沿用魏晋南北朝，是当时司法上所特有的一种审判方式，也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过渡形式。

春秋决狱产生的原因1、春秋决狱在汉武帝时期兴起，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国力已相当强盛了。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却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镇压反抗，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统治，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2、一方面出于尊重“先帝之法”的习惯，受到“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所囿，尚在完善过程中的汉代法律很难推倒重订;另一方面，即使要修改立法，刚成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也未必能马上就全面反映到立法中。

因此，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完备法典，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制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引经决狱”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因为采用这种断狱方式以后，儒家思想便可迅速影响法律实践活动，而不必再受已有立法的束缚。

春秋决狱产生的特点1、原心定罪原则。

指的是将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作为其是否犯罪的根据，特别重视行为人的动机是否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符合。

在处理案件时，若有人仅有违法的举动，无犯罪动机，则应当酌情处理。

该原则的核心是主客观归责原则。

2、“亲亲相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春秋决狱”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即孟子说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春秋决狱产生的影响一、积极方面1、“原心定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想矫正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务求深文”的现象。

2、在定罪量刑时，强调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有其合理的因素。

二、消极方面1、因为儒家的经典并非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条文的规范性和确定性，其简约的文字和深奥的含义常使人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且司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通晓儒家经典。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1〕在《后汉书》中也有言：“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2〕二者都记载了“春秋决狱”的形成过程。

西汉时期，每当有特殊案件发生，法律对这类案件没有明确的处理规定，或者说如果按照现有法律去执行处理，明显会造成与天道或人情伦理相悖的处理结果，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从《春秋》等儒家经典文献中，去找寻和发现相关适用的依据以作为处理案件的原则。

之所以“春秋决狱”这一方法可以实施，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原则符合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统治的需要，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实施政策的指导思想，自然在处置案件时也可以作为参照。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汉书》之记载，也是因董仲舒在其中对“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实践进行了许多的指导和推动。

此外，“春秋决狱”也可作为对当时法律制度不够完备的一种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能较为合理地解决一些当时律法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因此，“春秋决狱”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在董仲舒“春秋决［作者简介］魏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20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

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

“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

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

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儒家；法家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23）03-0058-08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魏姝0582023第3期·总第593期狱”中，显然是以儒家经典文献《春秋》等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出的决狱原则，势必也符合当时王朝统治的需要。

儒学史话：春秋决狱即指利用儒家经典《春秋》来判狱，始于西汉前期的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经学家。

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

著述丰富，但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和《春秋决狱》。

董仲舒在胶西王手下作相时，以有病为由辞去相位，回归故里，以讲学著书为业。

由于董仲舒的名声和造诣，朝廷遇到疑难问题，尤其是棘手的案子还要派使者和主司法之事的廷尉张汤到他那里去求教，而他每次也都给以明确的答复。

时间长了，案子多了，董仲舒便将其系统化为著作，书名便叫《春秋决狱》。

这部著作理论性不太强，主要是实用性的。

它通过案例，说明判案要以《春秋》的经文为根据。

如儿子杀了人，父亲将之藏起来，按当时的法律来讲则是老人犯了窝藏罪。

但董仲舒认为，按照《春秋》的原则，“父为子隐”，老人应该把儿子藏起来。

于是，则判老人无罪。

另外，董仲舒依《春秋》制狱还有一个特点，即原定罪，就是根据动机来定罪。

《春秋决狱》在汉代很有名气。

史书记载，武帝判淮南王的案子就运用了《春秋》“臣无将，将必诛”的条例，就是说臣子不能有谋反的动机，有了这种动机，就可以杀头。

王充在《论衡》中称赞《春秋决狱》“稽合于律，无乖异者。

”根据《春秋》决狱。

尤其是根据《存秋》只问动机、不间效果的原则决狱，有时是很荒唐的。

但这在封建社会却倍受青睐。

到了唐代，白居易还引董仲舒的断狱当作典范。

以《春秋》决狱，说明汉代的审判决狱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者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便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十儒家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而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

汉代的法律虽为法家系统，但自武帝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

儒家欲将其思想融入国家制度之中，使儒家借政治、法律的力量而立于不败之地，因而汉律虽已颁布，不能轻易改变，但儒家却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以《春秋》来判狱即是一例。

春秋决狱1.董仲舒与春秋决狱为了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程，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决狱的主张。

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或者有规定但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情况下，可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定罪量刑的一种制度。

儒家经义上升为法律。

这一重大转变使汉朝司法审判制度由原来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实行一元化审判，转变为既依据法律，又依据儒家经典大义的二元化审判。

董仲舒编订的《春秋决狱》232事，成为审判的标准与重要参照。

后来这一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引经决狱，引礼入律，逐渐实现法律的儒家化。

春秋决狱对于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制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2.《春秋决狱》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3.“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原心定罪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以后封建时代官吏审判案件起了指导作用，一般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基层官吏审判时都是按照动机以及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

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决狱并不是唯动机论，他也强调在考虑动机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事实，然后按照首犯、从犯，以及已遂和未遂来判案定罪。

后来一些法官不顾事实，任意自由断罪，造成冤假错案，这不能把责任推到董仲舒的身上。

4.春秋决狱的作用：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骤，对实现法律儒家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春秋决狱”，强化了皇权，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贯彻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倡德主刑辅，减轻了苛法的弊端，量刑上也改重为轻，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1）“春秋决狱”在“引礼入律”中的重要作用：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改造和完善才能达到其最大的社会功效，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法律改革显得十分突出。

“引礼入律”是封建社会初期开始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造法律活动，其过程之长延及盛唐之时，其影响之大延至明清时期，并且构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体系，铸造了中华法系之生命精神。

而这一进程的真正起始就是汉初兴起的“春秋决狱”。

浅思春秋决狱制度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儒学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

当时的人们将儒家思想做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儒学思想大量渗透入立法司法实践中的现象被法制史学者称为”汉朝法律儒家化“。

顺应时代发展而来的汉律儒家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春秋决狱的出现标志着汉律儒家化达到鼎盛时期。

一春秋决狱概述（1）概念解析“春秋决狱”又名经义决狱。

是董仲舒等人根据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大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诉讼审判制度。

所谓的春秋决狱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判断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从现代司法角度来看，当时的儒家经义和宪法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

不论是立法思想还是定罪量刑均以儒家经义为标准。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汉时以经义断事》一篇中说: "汉初法制未备, 每有大事, 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2）产生原因（1）儒家思想盛行汉初，黄老之治收到了“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社会效果，促使文景之治的产生。

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适合日社会发展变化。

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介于严厉的法家思想与平和的黄老思想之间的思想体系。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使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正统法律思想。

"首先《五经》博士的设立, 其他博士一律废黜, 使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其次太学的兴办, 博士弟子员的设置, 为经师儒士开辟了一条晋身入仕的禄利之途; 第三任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封其为侯, 唤起了人们对经学的极大兴趣"(1)（2）法律断层，法制需要汉初，礼法结合还未完成，新的法律制度还未建成，依然沿袭秦朝法律制度。

其定罪量刑既不符合稳定社会的需要又与儒家思想违背。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孙全胜
【期刊名称】《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32)1
【摘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

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

"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总页数】6页(P41-46)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依法治国;道德治理
【作者】孙全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9
【相关文献】
1.“春秋决狱”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分析
2.董仲舒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3.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4.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5.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当今政德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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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从汉武帝开始起，著名的儒家学者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决狱，遂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

《春秋》一书是孔子所做的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由于孔子在这部历史书中主张“大一统”，并以隐晦的手法指责了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被汉代的儒家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是评判事物的最重要标准。

因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倡导。

汉武帝时淮南王被指控犯罪，汉武帝命令董仲舒的弟子吕布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

张汤担任廷尉后，凡遇到疑难案件都请教已经退休的董仲舒援引《春秋》代为审判，由是引经断狱之风更加盛行起来。

董仲舒所判案例汇编为《春秋决事比》为当时的审判实践所广泛应用。

春秋决狱的具体含义是在判例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义或一些警局名言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行以及使用法律的根据，往往也成为：经义断狱“引经决狱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以等级统治的忠孝伦理纲常最为立法和用法的指导原则，因为《春秋》是“王者之大者”，“礼义至大宗“。

而《春秋》决狱是实行又进一步维护了伦理纲常。

引经决狱还强调以行为人为动机，目的善恶作为判定有罪无罪和处刑免刑的主要依据，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至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

诛”。

作者:李拥军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春秋决狱”，亦称“引经决狱”，是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终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

它的特点是，法官不具体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而是凭据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来断案。

经典著作又以孔子所作《春秋》为主。

历史上，对“春秋决狱”的评价历来贬多褒少。

传统观点常常将之视为专制统治者破坏法制、出入人罪、滥施刑罚的表现。

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

实际上，“春秋决狱”的做法，不但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蕴含了许多现代司法理念与价值。

一、“春秋决狱”中蕴含着对人性的关爱，而对人性的关爱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石。

在儒家看来，亲情是人性的首要之义，亲人之间的爱是人间最朴素的情感，基于这种爱而为的行为应该得到法律的宽容和鼓励。

１６１６董仲舒《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再认识》》》何 剑 （河南新乡 453003）作者简介：何剑，男，硕士，河南人，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法律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律历史学、历史法学。

[内容提要]《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的历史登场，不仅反映了汉武帝时儒者引礼入法的价值追求，更直接表现为一种强化法律调整功能，摆脱司法困境的方法指引。

《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传承并发扬了自西周以前就已萌芽的，注重考究行为人主观恶性这一法律传统。

尽管这一做法具有强烈的道德评价色彩，但它植根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并反映了司法活动的客观要求，故仍然不失为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一大进步。

[关 键 词]春秋决狱 董仲舒 原心定罪一、引言 近年来，学界关于“春秋决狱”、“原心定罪”论日渐理性和公允。

然而，大多研究成果在将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置于法律儒家化的格局中进行考察时，仍然囿于一种思维定势，即：在儒家思想和法律的关系上，认为前者扮演改造者角色，而后者系受动的、被塑造的对象。

其实，法律儒家化和儒家法律化乃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不妨说，春秋决狱、原心定罪是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法律的一种必要选择。

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法律的“自我”出发，对春秋决狱，原心定罪进一步诠释，并就该主题的几种常见误读阐明己见。

春秋决狱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本文只集中阐释“原心定罪”；以董仲舒的断案实践与理论作为考察对象。

据《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汉书·艺文志》记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卷，而流传至今的仅存其中六例。

为讨论问题的方便，收录如下：案例一：“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

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董仲舒这样决事比——《判词经典》之三董仲舒这样决事比——《判词经典》之三《春秋决狱》又称“决事比”。

什么是“比”？《礼记》王制注云：“已行故事曰比。

”颜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

”什么是“决事比”？《周礼·秋官·大司寇》注云：“疏云，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

”这与西方的先例制度有些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西方依据的是先前的“判例”，我们的决事比依据的是先前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见于《春秋》等五经，本身就包含了儒家经义对于其中的是非善恶的“论断”。

董仲舒的“决事比”篇幅都很短小精悍，颇有一些“片言可以折狱”的味道。

我们重点赏析现存六道当中的三道。

首先来看“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

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这道判词所涉及的案情是，甲没有儿子，在道旁捡到一个弃儿乙，就把他当儿子养大成人。

乙长大之后，犯了杀人的重罪，就把犯罪的情形告诉了他的养父甲，甲就把他藏匿了起来。

问：甲该当何罪？董仲舒在断词中援引了两条经义。

其中一条是引《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汉代毛亨传曰：“螟蛉，桑虫也。

蜾蠃，蒲卢也。

”郑玄笺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

”盖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

在后世，人们就用“螟蛉”或者“螟蛉子”比喻义子。

可见，董仲舒援引这个经义，是为了对“虽非所生，谁与易之”相比况，意思是说：虽然乙原为弃儿，但甲将其作为儿子养育，也就与亲生儿子没有什么不同了。

厘清了“养父子即为亲父子”这一法律关系，就为后面的决狱确立了前提。

既然认可存在父子关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父亲藏匿犯罪的儿子，该当何罪？按照秦与汉初的法律，亲属间是不得隐瞒犯罪事实的。

1.春秋决狱的内容是什么？
答：春秋决狱的内容：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提倡的一种断狱方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日益实现官学化。

在儒学官学化的影响下，儒家学者往往利用担任法官的身份，或者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或者参与案件的讨论。

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在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面对汉初制定的体现法家精神的汉律，在不能及时修改刑律和曲解刑律的情况下，采取了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案件审理依据，从而实现对司法活动的儒家化改造。

两汉时代，从事引经决狱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董仲舒、公孙弘、儿宽、应劭等人。

春秋决狱的代表人物春秋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

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

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

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

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

首犯要从重处罚。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还曾被汇编成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

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第一个案例。

甲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乙。

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起来。

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

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

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

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第二个案例。

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

按照法律，打父亲要处死刑。

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第三个案例。

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

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

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第四个案例。

有个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

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

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

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 *** ，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

第五个案例。

有个大夫跟着君主出外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

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

大夫可怜他们，就放了小鹿。

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

★2镡春鑫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7期提纲：一、春秋决狱的背景二、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两则亲属案(一) 亲亲得相首匿(二)原心定罪三、春秋决狱的影响四、结论摘要: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 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

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 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 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

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 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关键词: 汉律儒家化; 董仲舒; 春秋决狱; 亲亲得相首匿; 原心定罪◆●▲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春秋决狱是汉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 是由董仲舒倡导而形成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

◆“春秋决狱就是在审判案件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 认定罪行及适用法律的依据。

” [1] (P114) [1]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从春秋决狱之盛行可以看出, ◆董仲舒等儒者接受了法家“法律”条文, 但为其提供了儒家的思想基础, 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及典型体现。

[2][2]黄源盛.董仲舒春秋折狱案例研究[J].台大法学论丛, 1992(8)瞿同祖先生认为, 董仲舒以《春秋》作判案的依据,◆“是以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

[3] (P313) [3] 瞿同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 中华书局, 2003.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件有二百三十二件, 但今已失传, 现仅存六则案例,程树德先生在《九朝律考》中有所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