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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的内涵、形成及其后世意义
春秋决狱，指的是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为保证天下安定而采取的惩戒性措施，即政府依法宰杀犯人，杀害者为证据及特殊情况的定罪，比如叛国，抗逆反抗、入侵他国等重大叛犯。
据中国古代史书载，春秋时期的决狱，历史上留下的最早的一次，出现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历时三年的三更，袁绍决定犯人龙心之重罪及反对封建制度，即作为该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斗争，遂于建始闰年七月中旬，政府将犯人梁新以绞刑处死于宋城，这也是春秋决狱的起源。
春秋时期的决狱，不仅是一种舆论性的惩罚，也体现了政治家庭中封建制度下严格政治审判，让全国人民切身感受到政府施行严惩的影响，这对社会治理和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决狱也强化了封建政府的权威性，保护了朝代的统治权力，有利于古代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春秋决狱经历了战国时期的消亡，但其精神及其后世意义持续已久。
在现代时期，它仍然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对于政治家及政治组织，决狱有着强烈的警示作用，犯规的政治家应受到严惩。
同时，还承传了中国古代的礼、义以及道德价值观，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犯罪者即使为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受到严惩，春秋决狱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审判制度，草创了以权威上令，阶梯式的句法应有尽有，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审判体系的一个框架，受到当时社会尊崇及后世尊重。
春秋决狱历史悠久，它涵盖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审判及古代礼义等，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审判体系及哲学，古代政治经济思想也贯穿其间，它不仅表达了古代政治家们坚决打击叛国及抗拒政府统治、抵制封建政府的精神，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决狱使政治生活得以安定，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特征，并影响了——至今为止——中国文化的发展。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
春秋决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刑事审判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
它以审判者的智慧和决策能力为基础，通过推理和判断推断出被告人的罪行或清白，以决定其罪责和处罚。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1. 概念：春秋决狱是一种推理刑事审判制度，它依靠审判者的智慧和权威，通过推断和判断来确定被告人的罪行与否。
2. 原则：春秋决狱的审判原则主要包括审查事实、聆听证词、推理判断、公正审判和公平裁决。
- 审查事实：审判者首先必须仔细了解案件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包括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调查取证。
- 聆听证词：春秋决狱强调听取相互对立的当事人的陈述和
证词，以收集丰富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
- 推理判断：审判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通过推理
和判断来推断出被告人的罪行或清白。
- 公正审判：春秋决狱强调审判者的公正和无私，不能被个
人喜好或厌恶左右决定。
- 公平裁决：春秋决狱注重对当事人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要
求依据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刑事裁决。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决狱是一种基于当时社会和司法体制的判案方式，它的具体应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体系的完善，现代刑事审判制度不再依赖个人推理判断，而更多地依靠法律规范和证据的引证。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一、概括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种审判方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它是一种以儒家经典《春秋》为依据结合当时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和法律实践，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方法。
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文将从春秋决狱的起源、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A. 背景介绍：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历史渊源春秋决狱又称春秋大义、春秋公法，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的法律审判方法。
它起源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春秋决狱的核心理念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以法律为手段，对案件进行公正、公平的审理。
春秋决狱的实践者被称为“春秋博士”，他们负责解释经典文献《春秋》中的道德观念和法律原则，为法官提供裁决依据。
春秋决狱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设立了专门负责审理案件的机构——大理寺。
大理寺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大理”，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春秋决狱的方法来审理案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决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审判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在汉代、唐代等朝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决狱曾多次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在西汉时期，著名学者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君主的行为应该符合天意，否则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使得春秋决狱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春秋决狱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审判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法律审判的公正、公平原则，还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B. 研究目的和意义：探讨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为现代法律制度提供借鉴和启示随着中国法律传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法律方法，对于中国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引言“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
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
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
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
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审判原则，源于汉代，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是单纯依据汉律。
这种审判原则强调根据当事人的动机、行为、影响等方面来推断其是否有罪，以及罪行的轻重。
一、以《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强调“礼”和“仁”的精神原则。
在春秋决狱中，审判官根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原则来审判案件，而非单纯依据汉律。
这使得审判案件更加注重当事人的道德和动机，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二、根据当事人的动机、行为、影响等方面来推断其是否有罪春秋决狱的原则要求审判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全面考虑当事人的动机、行为、影响等因素，以此推断其是否有罪。
这一原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诛心”观念，即对于犯罪的惩罚不仅要针对行为本身，更要惩罚其内心的邪恶意图。
三、如果当事人动机恶劣、行为残忍，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从重处罚春秋决狱的原则还强调，如果当事人动机恶劣、行为残忍，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从重处罚。
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刑期无刑”观念，即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四、如果当事人没有恶意、行为不过分，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可以从轻处理与上述原则相反，春秋决狱也强调，如果当事人没有恶意、行为不过分，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可以从轻处理。
这一原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恕”和“中庸”观念，即对于无意犯罪的人应当宽大处理，以教化为主。
五、对于谋反等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严惩不贷对于谋反等大逆不道的行为，春秋决狱的原则要求必须严惩不贷。
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观念，即必须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纲常，对于犯上作乱的行为应予以严惩。
总结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
通过考虑当事人的动机、行为、影响等因素来判断是否有罪，以及罪行的轻重。
这种审判原则不仅体现了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
春秋决狱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变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犯罪和刑罚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法律程序——春秋决狱。
一、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历史背景1.1 春秋决狱的概念春秋决狱，简称“决狱”，是指在春秋时期采用的一种法律程序。
它主要用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包括谋杀、盗窃、伤害等罪行。
1.2 历史背景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战争和变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和政治斗争。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治安也日益恶化。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春秋决狱应运而生。
二、春秋决狱的主要内容2.1 决定罪状在春秋决狱中，首先要确定被告人的罪状。
这一过程通常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完成。
他们会听取被告人和证人的陈述，并根据现场调查和证据来判断罪状。
2.2 审理程序在确定罪状之后，春秋决狱进入审理程序。
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质问被告人：法官会对被告人进行质问，以了解案情和被告人的辩解。
（2）传讯证人：法官会传讯证人，并对他们进行质问，以了解案情。
（3）现场勘察：法官会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并收集相关证据。
（4）辩论：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和控方律师可以进行辩论，以争取自己的利益。
2.3 判决程序在审理结束后，法官会根据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来判决。
判决通常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公布判决：法官会公布判决结果，并向当事人说明判决理由。
（2）执行判决：如果被告人被判有罪，法官会根据判决来执行相应的惩罚。
2.4 特点春秋决狱的主要特点包括：（1）依据实际情况：春秋决狱注重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案件，而不是仅仅依靠法律条文。
（2）强调证据：在春秋决狱中，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法官会根据现场勘察和证人证言来判断罪状和判决。
（3）注重公正：春秋决狱强调公正和客观性，法官必须按照事实和法律规定来处理案件。
三、春秋决狱的意义春秋决狱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程序，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1. 概念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一种独特的司法程序，起源于春秋时期，经过演变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决狱是指在明确法律条文不足以适用的情况下，由具有司法权力的官员根据社会公众的舆论和道德准则，以及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对争议案件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制度。
2. 原则春秋决狱的原则主要包括公正、公平、公开、公听和公正裁决五个方面。
2.1 公正公正是春秋决狱的核心原则，它要求裁判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地对待当事人，不受个人感情、利益和压力的影响。
裁判员要以法律和道德准则为依据，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决。
公正的春秋决狱有利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只有当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裁决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使社会得以和谐发展。
2.2 公平公平是春秋决狱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要求裁判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偏袒任何一方。
裁判员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证据，公正地评估各方的权益，确保各方在案件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公平的春秋决狱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正义。
只有当各方认为裁决公平，才能避免社会的不满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3 公开公开是春秋决狱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裁判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公开透明，让社会公众了解案件的真相和裁决的依据。
裁判员要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审理，公开的记录和公正的判决结果也要及时公布。
公开的春秋决狱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只有当社会公众了解案件的真相和裁决的依据，才能对裁决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价，确保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2.4 公听公听是春秋决狱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裁判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裁判员可以通过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了解社会舆论和道德准则，更好地裁决案件。
公听的春秋决狱有利于减少裁判员的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增加裁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只有当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被充分听取，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和期望。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春秋决狱是指古代中国春秋时期，国君借助天命来决定争讼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
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春秋决狱是一种崇尚天命的司法制度。
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天命的力量和不可抗拒性，认为国君的决定是得到上天认可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因此，在争讼案件中，国君可以借助天命来决定案件的输赢，作出公正的判决。
这种信仰体系和司法制度使得春秋决狱成为当时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
其次，春秋决狱的原则是尊重事实，以实证为依据。
在春秋决狱中，国君要求当事人提供详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以此来判断案件的真相。
这种原则注重客观事实的重要性，并运用推理和逻辑来判定案件的结果。
在春秋决狱中，不仅能够判断当事人的有罪无罪，还能够考虑到案件的情节和背景，作出合理的裁决。
再次，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强调公正和公平。
在春秋决狱中，国君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公开地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证据，然后作出决定。
这种制度保证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获得公正对待，也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春秋决狱不仅是国君的权威体现，也是一种崇尚公正的价值观。
最后，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提倡和解。
在争讼案件中，春秋决狱强调双方当事人应当通过和解来解决纷争。
国君会借助智慧和仁德来协调双方利益，推动他们达成和解的目的。
这种原则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和平解决争端的追求，也反映了一种崇尚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总结起来，春秋决狱的概念和原则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中崇尚天命、尊重事实、追求公正和公平、提倡和解的价值观。
在这一司法制度下，国君作为最高权威，以公正的态度和智慧的决策来解决争讼案件，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保障了人民的权益。
虽然春秋决狱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它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春秋诀狱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的一种司法制度。
汉代以董仲书为代表儒家学派为了改变法家思想主宰司法领域的现状，通过皇权的力量要求司法官在遇到律无正文或虽有条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子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实际上赋予《春秋》经义极高的法律效力。
春秋决狱一、推行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汉王朝建立政权以后，面临着战乱后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枯竭的局面。
为了巩固胜利、发展生产，汉统治者在吸取秦灭亡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役，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
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法律指导思想开始转型，春秋决狱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表现。
二、春秋决狱的推行及其原则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断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解释和适用法律。
《春秋》是孔子晚年修订的一部编年史，是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产物，是为稳定固有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挽救礼崩乐坏，维护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礼制而作的。
汉朝统治者根据儒家思想对立法思想作了重大修正以后，儒家学说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律渗透，在西汉的成文法并为能够全面引礼入律之前，特别是经义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解释法律权变形成了，二者逐渐走向融合。
《春秋》决狱在弥补法律不足的同时，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其原则主要有：（一）原心定罪由于《春秋》特别强调礼的作用和规范，强调“礼禁于未然之前”，所以，儒家学说的推行者们特别重视支配行为的动机是否符合礼的道德准则，认为“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
春秋决狱从汉武帝开始起，著名的儒家学者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决狱，遂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
《春秋》一书是孔子所做的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由于孔子在这部历史书中主张“大一统”，并以隐晦的手法指责了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被汉代的儒家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是评判事物的最重要标准。
因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倡导。
汉武帝时淮南王被指控犯罪，汉武帝命令董仲舒的弟子吕布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
张汤担任廷尉后，凡遇到疑难案件都请教已经退休的董仲舒援引《春秋》代为审判，由是引经断狱之风更加盛行起来。
董仲舒所判案例汇编为《春秋决事比》为当时的审判实践所广泛应用。
春秋决狱的具体含义是在判例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义或一些警局名言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行以及使用法律的根据，往往也成为：经义断狱“引经决狱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以等级统治的忠孝伦理纲常最为立法和用法的指导原则，因为《春秋》是“王者之大者”，“礼义至大宗“。
而《春秋》决狱是实行又进一步维护了伦理纲常。
引经决狱还强调以行为人为动机，目的善恶作为判定有罪无罪和处刑免刑的主要依据，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至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
诛”。
作者:李拥军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春秋决狱”，亦称“引经决狱”，是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终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
它的特点是，法官不具体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而是凭据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来断案。
经典著作又以孔子所作《春秋》为主。
历史上，对“春秋决狱”的评价历来贬多褒少。
传统观点常常将之视为专制统治者破坏法制、出入人罪、滥施刑罚的表现。
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
实际上，“春秋决狱”的做法，不但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蕴含了许多现代司法理念与价值。
一、“春秋决狱”中蕴含着对人性的关爱，而对人性的关爱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石。
在儒家看来，亲情是人性的首要之义，亲人之间的爱是人间最朴素的情感，基于这种爱而为的行为应该得到法律的宽容和鼓励。
“春秋决狱”中的合理性与司法理念的本土化作者：程计山发布时间： 2004-03-11 13:35:57中国历史步入战国时期，秦国采用“法家”的思想统一中国之后，法律与法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制成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皇帝及其官僚统治与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但法律究竟是什么？在诸多的关于法律的解释与定义之中，《中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之中关于法律的论述：“在各种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可谓是一种最为奇特的精神创造，因为法律制度往往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
也就是说，法制制度作为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
因而，在一种法律制度中，集中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各种看法与做法。
在具体的法制制度、法律条文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
所以说，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
”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将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唯一的正统的文化思想之后，不仅将儒家思想之中维护尊卑秩序与等级观念的“礼”作为制订法律的重要思想；同时，董仲舒为了将儒家的思想文化彻底地贯彻于社会之中，在审判制度上，还采取了“春秋决狱”审判制度：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的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春秋决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尽管我国现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与董仲舒时代的法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董仲舒时代的法制系以保障等级秩序的“礼法”为目的的；并且，相对于成文法的“律”而言，尚有高于“律”的“令”、“诏”等法律，并且“律”的最后制定着往往同样系皇帝本人，从而使得法制成为保障皇帝绝对权力的工具，同时由于皇帝本人可以随时颁布“令”“诏”等效力高于“律”而具有随意性，成为维持皇帝专制的工具。
而现代我国所要建设的法治社会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本位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主制度；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使得法律的目的在于约束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的权利并重。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宪法及法官法的要求，“法官上面只有法律”的法治要求将会逐步得到实现。
但是，如果抛开董仲舒的法制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现在所要建设的“法治社会”的目上的区别，仅仅从审判制度而言，“春秋决狱”制度是否具有其合理内核呢？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之中，借鉴与学习西方的法治文化非常重要；但同时，在构建我国自身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过程之中，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中法制制度之中的精华予以挖掘与继承、从而实现我国司法理念本土化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封建制度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固然其中有许多的糟粕，但作为维护这种制度的“法统”能够存在于两千多年，是否其中仍有值得现代借鉴的价值呢？尤其是关于审判制度方面，我认为，由于我国古代的吏治腐败，老百姓们更多地痛恨贪官所带来的冤狱，盼望着自己能够有个“清官”而已；从大量的反映公案的戏剧以及文学作品之中，等到最终裁决的时候，案件自身已经没有人会继续关注了；而人们关注的是：官员自身是否具有贪脏的行为以及是否敢于主张正义——诉讼的结果往往更多地取决于“清官”与“脏官”之间权术的较量，案件自身仅仅成为歌颂清官或者说谩骂贪官的陪衬而已。
甚至于在一些公案小说、戏剧之中，出现了当事人升官之后，由官员自身为自身雪冤或者为自己的亲戚雪冤这样奇怪的现象。
比如京剧名剧《玉堂春》之中，为苏三雪冤的竟然是她的第一位嫖客并且与她相爱至深、有过海誓山盟的王金龙，并且，王金龙与苏被拆撒的原因仅仅由于黑心的老鸨；还有，现在央视戏剧频道经常播放的越剧《何文秀》，同样地是何文秀做官之后，以官员的身份自身为自身洗刷冤屈、惩治恶霸的。
我想，虽然戏剧不等于历史，但通过戏剧及其他文学作品作品可以更为深刻地反映出人们所希望出现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希望的个案的公正只能是有个“清官”而不太关注通过何种诉讼程序之后才能够得到法官。
上述两个案件固然从个案来讲都是绝对公正的，但传统文化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案公正所采取的方式是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呢？我想，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因为官员的贪婪造成了过多的冤狱，从而使得老百姓更关注于审判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往往会忽略了对于通过什么样的审判过程进行理性的思考：法律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其如何通过审判过程之后才能够具体地贯彻到个案之中——即如何才能够实现公正地判决呢？我想，正是中国古代官员的冤狱太多，使得人们对于防止如何官员的擅断而出现冤枉更为关注；而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由于“春秋大义”自身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从而赋予了官员审理案件时自由裁量的权力，为法官的“擅断”提供出了法律上的依据。
我想，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说制度，都必然地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与不利的一面。
而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之中，同样地很难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
比如，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
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而法律的务实性不仅仅在个案之中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其裁决的结果还会对其他人起到规范作用，从而为法律的理论性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
记得在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时候，关于程序的检测，教员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程序检测只能发现程序是错误的而不能证明程序是正确的；同时，即使程序运用之中有九十九次都达到了设计程序的目的，但仍然不能保证第一百次不出问题。
我想，他的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电脑的设计程序；同样地，尽管法学专家与立法机关专心设计出的法律，在进入应用程序——审判适用的时候，审判人员对于此案能够安全适用法律并不能说明法律是正确的、精确的法律。
由于我国适用的系大陆法系，法官没有“立法”的职权，对于法官而言，“恶法亦法”——即对于“发现了”法律是错误的时候，其自身也没有权力对法律进行修改。
但是，从法律的务实性这个方面而言，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不仅仅会发现法律是错误的；同时还会发现法律的另一缺陷：法律还会是模糊的。
一方面，由于法律过多而形成“法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就某一纠纷没有明确规定而无法直接适用。
此时法官如何选择法律的适用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必然地存在着的。
同时，司法活动与法律自身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应该说是一致的；但什么是司法公正呢？美国法理学家德活金认为，“任何一个诉讼都会引起三个争论：1、有关事实的争论；2、法律适用的争论；3、如果作出判决是合理公平的吗——道德的争论。
”我觉得法律适用非常清晰的案件似乎法律就是法律；但司法制度存在相对于法律而言仍然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司法自身的价值正是在于疑难案件或者说法律规定相对模糊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公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犹如沃尔德的观点：对于裁判之后是否公正的，其实正是在于人们是否与人们道德的理念相符合。
一个国家，为了法律关系的稳定与正义的实现，必须树立起司法的权威；而司法的权威应当包括从形式与内容。
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国家强制力；从内容上看：应当通过裁判之后，大多数的裁决能够符合人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念吧——我指的是在法律适用比较模糊或者说疑难的案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司法的权威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
在古代中国，由于吏治的腐败，官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中饱私囊之后的擅断往往成为冤狱及不公正判断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止官员的擅断、限制审理案件时官员的权力往往成为在制度设计上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从而，缺少了对于“春秋决狱”之中的合理内核的挖掘。
而随着我国法官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法官职业道德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说是主要的因素；在法官职业道德提高到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的情况之下，应当重新审视“春秋决狱”制度之中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在“礼”作为国家的主要的统治所依据的法制的根源、同时还是社会主流的文化及价值观的情况之下，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说法律适用相对模糊的情况之下，通过审理案件的官员在个案之中对于“礼”的理解而作出阐释性的解释并作为裁判的依据，不仅可以很好地将作为统治依据的“礼”具体地变成社会的存在；同时，还可以与社会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相适应，将其裁判结果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为构建起司法机构应有的权威奠定坚实的基础。
虽然现在法律与法制的基础不再是“礼”了，但现在的法律仍然具有其法理的基础即立法的本意与法律的精髓，同样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之中将之具体到个案中去。
随着法官职业道德的提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如何能够将立法的本意或者说法律的精髓具体到个案之中去，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含义，同时也是培养与奠定司法的权威的要求。
综上，笔者认为，在构建我国自己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进程中，固然应当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方法；但同时，更应当从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与理念之中挖掘及继承其合理的内核，以实现我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本土化。
“春秋决狱”制度就是将法律的精髓变成具体地社会存在的一种非常值得鉴定与继承的制度之一。
（作者单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来源：中国法院网/html/article/200403/11/107250.shtml“春秋决狱”新探作者：吕志兴文章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点击数：2798 更新时间：2005-11-30“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历来为法史研究者所重视，涉及“春秋决狱”的论文、论著很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笔者不揣冒昧，对“春秋决狱”的性质、起止和形成制度的时间及其作用影响等问题再发表一点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春秋决狱”应作“引经决疑”“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来处理政治和司法问题。
之所以以“春秋决狱”名之，一是因为作为断案依据的主要是孔子所著的，被称为“义之大者”，载“先王遗道”和“人道之极”的《春秋》经；二是受《后汉书·应劭传》所载的“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的影响。
但从所能见到的有关“春秋决狱”的案例等史料看，“春秋决狱”实质是“引经决疑”或“经义决疑”，其依据是：（一）在政治、司法中，常被引作断案依据的还有其他儒家经典《春秋》虽是决疑的最主要的依据，但引作依据的还有儒家其他四经：《诗经》、《书经》、《易经》、《仪礼》，故称“引经决疑”或“经义决疑”才全面。
（二）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依据所处理的案件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问题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朝代，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审理，历代都有国家正式制定颁布的刑法和其他法律，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按其制定法和一般的司法程序审理，而以“春秋决狱”方式审理的则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适用法律上却很牵强或者根本就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案件，这可从以下事实得以说明：1.根据上文所引的《后汉书·应劭传》所载，董仲舒所作的《春秋决狱》共有232个案例，而同一时期，汉朝政府所处理的案件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