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
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决不是照抄照搬。
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如在提倡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现在有人讲国家发展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种就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瑞典模式既战胜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那么瑞典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认为，瑞典模式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必须肯定必须肯定的东西，但是也必须否定必须否定的东西。
历史地看，瑞典模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的“福利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职能社会主义”和80年代以来至今的“基金社会主义”。
（一）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本来是一个主张通过革命和改良并举的道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首任主席布兰廷，1925年阿尔宾?汉森接任主席。
在192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因袭传统社会化方针而使选票减少，因此后来改变政党纲领，在1930年地方选举中只提出有限的社会政策目标，赢得一定胜利，使汉森决心用“人民的党”和“人民之家”方针去取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方针。
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提供了机会：当时，失业工人几乎达到工人总数的1/3，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党内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应赶快实行社会化。
政治体系知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解析社会民主主义是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重要流派，旨在通过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也因此具有一些特殊的特点。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更加注重政治民主化。
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只有在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下，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公平、民主。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是有限制的，因为资本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工人则没有。
当资本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时，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媒体、政府和法律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工人则没有这种能力。
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通过政治民主化来确保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话语权，政府能够平等地代表工人利益。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更加注重民主计划经济。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计划经济可以确保社会资源更好地分配，从而达到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目标。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实现计划经济，而不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
这就需要摒弃特权思想和少数人掌控的方式，而是通过广泛的群众参与和制定计划来确保民主决策。
在这种体系下，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决策，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实现民主决策。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更加注重社会福利。
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这样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推广社会医疗保险和退休金保障的原因。
在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下，政府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并设立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不仅可以确保人们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刺激经济发展。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注重政治民主化、民主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这种体系通过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建立了一个更加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逐渐式微，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体系依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和体系。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新的政治制度和模式，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也将不断被挖掘和发扬。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福利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从本质上讲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但其社会福利思想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思想体系的总称, 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 它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演变来的。
它希望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 消除资本主义固有弊端, 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有些人对民主社会主义不甚了解, 仅凭对“福利国家”的模糊认识, 错误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元化特征, 其社会福利思想来源也颇为复杂, 但总体说来主要有费边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英国工党和工会的社会福利主张与理论。
这些主张与理论对社会党早期的社会福利要求影响很大。
20 世纪初,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较大发展, 为工人阶级通过各种政治团体以合法的方式对国家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决策施加影响提供了条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德、奥、瑞典、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 使以往的社会改造原则, 从理论纲领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实践。
它们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战后, 民主社会主义者几乎接受了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全部理论, 包括庇古的新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福利国家理论等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服务, 其社会福利理论体系也得以逐步形成与完善。
1945 年, 英国工党政府批准了贝弗里奇提交的《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报告, 并依据其最低、普遍和全面、个人责任原则, 对英国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至1948 年英国建成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 保险覆盖面遍及全体公民, 保险项目达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水平, 公民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破产以及16 岁以下的义务教育都有了社会保障。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93）人次| 投稿| 收藏]谢胜君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也是这些政党提出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和模式。
因此，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可谓是对社会主义的另类阐释。
自19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
法国人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首次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
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
此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其性质是要求民主共和制度，调和、缓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消灭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极。
因此，此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阶段。
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超过了以往，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基本都信奉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出现了交叉。
第三阶段是社会改良主义阶段。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改良主义活动，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
1899年，第二国际的负责人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日趋尖锐而是日趋缓和，普选权会使资产阶级国家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已经过时。
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演化成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民主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主张。
首先，就其价值而言，社会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内容繁杂，但不同流派认同的共同核心价值是：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普遍幸福。
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全球化作为一个新词汇，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
自此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人员流动、信息传播等活动进一步加速，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加剧、环境污染等。
在这个大背景下，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认为全球化应该是为了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为了金融利益而服务。
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并举出5个例子来证明。
首先，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需要一个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建立。
这个秩序应该是以民主、透明、公正为基础。
吉登斯认为，这个秩序应该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建立。
同时，联合国需要对贫困和不公正的国家提供援助，以促进全球财富和资源的合理分配。
例子1：联合国发起的“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在2015年前减少全球极端贫困和饥饿人口的数量。
其次，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必须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例如环境污染、劳动力和人权问题。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应该让全球每个国家都能分享资本、科技、管理等优势，让全球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去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
例子2：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工人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例如在中国发生的福尔摩斯公司跳楼事件。
第三，吉登斯认为，应该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化，发挥其合法的监督作用，以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的缺点。
这种社会监督机制既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能够加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更能够提高全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例子3：绿色和平组织可以推动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监督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遵守环保法规。
第四，吉登斯认为，应该把全球最低工资限额纳入国际协议。
这种国际协议应该具有义务性质，所有国家都必须签署并遵守，以确保全球工人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
例子4：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一项公约，规定了全球最低工资水平。
最后，吉登斯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系统，建立一个稳定和透明的国际货币体系。
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也是反体系运动的发展。
在广泛的反体系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反对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又促进和掩护着金融寡头的统治。
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双重性质是由其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两面性决定的。
在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带，金融寡头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中间阶层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也就不同。
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本文将顺次考察三个不同地区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边缘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一、中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跨国公司等垄断组织统治着大量的生产部门，支配着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一方面使生息资本和职能资本、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另一方面使大量货币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游离。
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向银行集中，从而加强了银行的力量。
掌握了大量货币的银行通过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贴现票据等，就能够充分地了解其经济状况，进而对各资本家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
银行的集中更加强了其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达成了垄断协议或者组成了托拉斯的极少数银行垄断了货币资本的供应，也就垄断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信用和投资业务；通过发行证券，银行大量地掠夺小投资者，获得惊人的创业利润。
大银行和托拉斯、跨国公司等大垄断企业的融合，形成了全新的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
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金融资本使经济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但这种组织性只是被用作对大众进行掠夺的工具。
在金融资本时代，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开发潜在需求的工商业者，而是那些与寡头有联系的投机天才。
除对工商业和信用加以垄断外，金融寡头还和地租垄断结合起来。
金融寡头通过收买行政当局，获得土地证和建筑许可证，根据自己地块的位置随便改变交通运输业的布局，这样就能提升地价，投机大量的级差地租。
此外，国家财政也始终是金融寡头的投机对象。
与政权密切结合的金融寡头或者把国家财政变为利润，或者利用国家财政拯救自身的破产。
超额垄断利润、创业利润、利息和股息、级差地租、财政转移等等，这些投机性垄断机制就是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金融资本就惊人地膨胀起来了。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是我们理解中间阶层的参照系。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业资本，才能与银行资本融合起来，发展为投机性、寄生性、垄断性特别强的金融寡头，而大部分中小产业资本家则受金融寡头的控制。
剥夺原料和劳动力、控制运输条件、切断销路和信贷、实行价格垄断、宣布抵制、收买股票等等，是金融寡头制服中小企业的常用手段。
结果，数量众多的中小业主或者被金融寡头直接吞并，或者受金融寡头间接奴役。
这些中小产业资本家构成中间阶级的上层。
中间阶层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白领阶层。
这又包括一部分职业经理人以及信息、教育、医疗、科研和法律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势力的稳定成员。
中间阶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工人贵族。
关于工人贵族的地位和阶级意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特别的关注和论述。
此外，中间阶层还包含传统的小资产阶级。
这些成分复杂的中间阶层，既不相同又有一致性，而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一致性的体现。
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和中间阶层的某个部分发生了矛盾，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对其理论原则进一步加以折中和抽象化，以便模糊这种矛盾。
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它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愈益鲜明地变成整个中间阶层的代表的。
可以说，布莱尔竞选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把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改造成了一个建立在整个中产阶级——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技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基础上的党。
布莱尔的新工党是如此，德国施罗德提出的新中派也是如此。
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中间阶层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必定对金融寡头的统治进行批判和限制。
社会民主党所实施的国有化、累进税和福利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金融寡头的力量。
二战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的反对之下，社会民主党积极推动国有化运动，实施了累进税政策。
累进税虽然不能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但至少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限制。
《共产党宣言》就把累进税看作是进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初步骤之一。
国有化和累进税使西欧各国政府长期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在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下，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遇到一定的困难，但在困难面前，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改进福利政策。
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政策一方面削弱了金融寡头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维护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对金融寡头的适应中推行自己的政策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金融寡头的适应性，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加强；布莱尔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是维护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的基本力量。
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是动员中间阶级、把利益有别的几个阶层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
在中间阶层的支持下，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32之后连选连任，执政长达44年之久；此后虽有反复，但经过政策调整之后，又能重获执政地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
但1999年，在欧盟15国当中，11国的左翼政党又取得了执政权。
在国际上，社会民主党奉行中立政策，支持国际经济合作和不结盟运动。
在反霸权主义、解决拉美债务问题、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社会党国际都给拉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以很大的支持。
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把新自由主义确定为批判对象；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主张多极化的、多边主义的和多层次的全球民主治理，把矛头直指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了使联合国摆脱美国控制，社会党国际建议开征六项国际税来维持联合国的有效运转。
这些政治趋向都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不同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相对进步性。
当然，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议会民主制并不能阻挡金融寡头对政治的收买和操纵；社会党国际对拉美的支援，也是和其与美苏争夺战略空间相联的；社会民主党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并不能掩盖他们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不能掩盖他们在冷战时期对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支独立的力量。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出现，也曾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旗帜出现过。
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统一性破裂了。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中独立出来，在列宁的提议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名为共产党，并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表现在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表现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
二战之后，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认为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说教及其伦理要求、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康德的伦理和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舒马赫的自由社会主义，布洛克、阿登纳、科拉科夫斯基、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最新理论等，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起，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但这时候，社会民主党在具体纲领上还是主张国有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主张也基本放弃了。
可见，历史演化的最终结果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支独立力量，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纲领和意识形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是和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相关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边缘地带开始崩溃以前，社会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靠拢是不大可能的；这和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工人的解放不应从英国国内而应从爱尔兰开始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虽然社会民主党是一支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却应该积极争取与其联合。
当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居于同一个党内、涉及到领导权的争夺时，二者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当面对金融寡头的统治、涉及到统一战线时，社会民主党则是共产党要尽力联合的对象。
为了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列宁对第二国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十月革命后，当涉及到反对西欧更反动的寡头资产阶级、造成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均势时，列宁是明确主张和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重新联合的。
可见，处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时，争夺领导权和反对金融寡头是两个不同的尺度：前一个尺度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分离，后一个尺度要求与之联合。
把握住这两个尺度，共运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仅能守住阵地，而且可以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迂回包抄右翼新帝国主义势力。
二、边缘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金融寡头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对立程度比中心国家还要大。
金融寡头势力是最容易和土地贵族等旧社会势力结合起来的。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这些旧势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消失。
在拉美，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土地改革的催化作用，许多封建、半封建的大庄园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大农牧场。
这些大农牧场主不断转移到工商业和金融业，而城市中的大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保值和进行土地投机，也在农村购置大量土地，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融合，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占有约一半的农业用地，控制着不少大型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国营部门也有广泛的参与；在政治上，它们垄断政权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在政府、政党和军队中仍有其代理人或盟友，同时他们也能通过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和行业组织施加其政治影响1。
拉美国家的金融寡头还存在着对中心国家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强化了这种依附性。
在金融买办资本的主导下，拉美国家常常呈现出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
所谓低度发展，是说这些国家只能适应中心国家的需要获得片面的、局部的、代价高昂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1李在芹：《从社会政治力量变化看拉美的政治发展》，载《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边缘地带接受中心地带强迫分工的结果；一旦中心国家不需要，或者找到其他替代生产区，这些获得片面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就会萎缩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