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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二十世纪以来，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杂文总是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
虽然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但谁都必须承认：当文学自觉地担负起“启蒙”的任务，用科学和民主来启封建之蒙时，其中最深刻最坚韧也最执拗的“真的猛士”独鲁迅一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到自己创作做小说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缘由是他和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1]这是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往返质疑，典型地表现了鲁迅的思维特点。
正是在这种旋转式的思虑中，鲁迅作出了他的行动选择：虽然带着骨子里的绝望与质疑，但是却最为坚定地加入了新文化的阵营，将启蒙民众、唤醒昏睡的国民的努力坚持一生。
20世纪30年代，鲁迅做小说“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因为他不仅看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
[3]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要求：在文学创作中，以“立人”为目的，刻画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疗救病态的社会。
这样的提法“包含了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政治意识，又切合文学注重人的命运及其心灵的根本特性。
”[4]在“改造民族的魂灵”这一总主题中，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褴褛的衣着和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5]，但又有谁知道在这“灵魂的沟通，灵魂的振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6]之中，深刻烙印的乃是鲁迅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意识与精神，而这种“苟酷的自责和虔诚的反省”虽然缺少伏尔泰式的犀利尖刻和卢梭式的坦率勇敢，但也惟有鲁迅“不装孙子”（孔庆东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纪念刘和珍君》），所以他在《狂人日记》中直陈：“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比较——从选取悲剧性题材的角度看写作提纲（一）悲剧的角度不同（二）悲剧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思想意蕴不同（三）悲剧的人物与环境关系不同悲剧的角度不同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
特别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看，却意外发现与中国喜剧家阮大铖在戏曲创作上的艺术个性和特色上有相同之处。
例如独特题材的选取以及文本结构的精心设计、语言等。
喜剧是一种笑的艺术，就其特征来说，是在庄重威严为平庸滑稽，显示出幽默讽刺意味，产生“纠正人的恶习”（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艺术效果，正如鲁迅所说，“喜剧是将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而悲剧正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使人们在产生共鸣的情感里在一刹那间享受失去的沉重与振动。
以一种心理反差来使人们在平淡的生活状态中得到共鸣与顿悟。
而相对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样，两人都选择了用悲剧性的事件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
但尽管都选择了悲剧，但两位作家给予人们的悲剧氛围与使读者产生的心理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一、创作冲动的触发点不同（一）鲁迅是苦闷与疗救的选择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
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
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
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
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笔下的故乡有什么差别一、思想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和梦幻湘西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农村视野展现的是一幅极其丰富、绚丽的图画，它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文学举足轻重的重要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一再试图打破凝固的农业社会的死寂状态，在作为新文学创始人的鲁迅那里，农民和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两类并驾齐驱的观察和描写对象，而他一生中篇幅最长、塑造典型人物最为成功的小说恰恰是献给“未庄”农村及破产农民“阿Q”的。
鲁迅作为“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是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再造中国的伟大理想驱使着他将忧郁而悲伤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乡村大地、投向挣扎求生于其上的“古国的子民们”，尤其是投向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生存境遇中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主旨带入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为他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基本的立足点。
鲁迅笔下刻画的农村，处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束缚着人，让人几近窒息的时代。
“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村庄内几位“老爷”在指手画脚，些许匹夫匹妇在无声地挣扎着……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终其一生，鲁迅对于“沉默的多数”（主体显然是乡村的农民）的关注是执着而又具体入微的，他在一篇关于《阿Q正传》，他的全部的乡土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他竭力摸索乡土人物灵魂的结果。
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情形则与此不同。
当鲁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乡村刻画乡民时，沈从文更多的是把自己置于乡村之中，从其内部发现“乡村”的意义。
“他秉承的是原始‘价值观’，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明的位置，去俯瞰它，批判它，而是以自身的‘原始蒙昧’去接近它，认同它。
”以此叙述"乡下人"的心理内涵、生命渴求与行为方式。
从创作主体精神的角度而言，他缺少鲁迅作为上层启蒙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从价值趋向上看，沈从文在精神上与民间处于同一种文化空间中，透露着民间文化的质朴、生动与生存智慧，来自民间的经验影响着他，使他更多的偏向于认同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存伦理和道德法则。
浅谈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也揭示了中国人的种种国民性。
在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既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是中国人的“压抑性”。
鲁迅曾指出，“中国人的心，是个很可怕的角落，总是在慌张着，悻悻地盼望一天下来”。
这反映出中国人往往被传统礼教所束缚，缺乏自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和勇气。
这种“压抑性”也常常表现在鲁迅笔下的中国女性身上，她们往往被家庭和社会严格限制，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思想。
另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特点是中国人的“韧性”。
鲁迅认为，“中国人的‘韧性’往往不是调和和解的，而是单方面的固执和顽强”。
这种“韧性”让中国人在逆境和困难中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立场，但也让他们难以妥协和调和各种矛盾和分歧。
此外，鲁迅笔下的中国人还常常表现出“习惯性”的特点。
他们过于习惯于现有的制度、礼教、甚至是苦难和不幸，往往难以改变和超越这些固有的框架和模式。
鲁迅的小说中，如《药》、《阿Q正传》等，就描绘了许多中国人在困难和挫折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失败和无力感，缺乏自我认知和改变的勇气。
但同时，鲁迅笔下的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国民性。
例如中国人的“细腻性”，他们能够敏锐地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在细节上捕捉真相、表达情感。
另外，中国人的“忍耐性”和“勤劳性”也是鲁迅所赞扬的品质，他们往往能够在贫困和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劳动和奋斗，也能够在暴力和压迫的环境中保持冷静和忍耐。
综上所述，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既有有益的优点，也有不足和劣势，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既肯定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也应该正视他们的弊端和局限性，寻找道路和方法来改变和提升。
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牢记历史教训，认清当下，勇于创新和改变，展现更加优秀的国民性。
浅谈鲁迅笔下的国民性精品文档，仅供参考浅谈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作家,世界公认的中国新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作为一位作家,他那被郭沫若同志誉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似的作品,值得后人研究和探寻的东西很多.这里仅就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谈谈它的典型意义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观。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浅谈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以供大家参考!浅谈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摘要：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
这里有愚昧卑怯的群氓，他们包括愚昧的受压迫者、卑怯的精神胜利者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有麻木冷漠的看客，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
鲁迅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国民的形象，他们才是民族的希望和脊梁。
关键词：鲁迅国民性愚昧麻木【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4-0009-02国民性一词出现于清末。
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封建王朝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下，或者愚昧无知，或者麻木不仁，敢于挺身而出者几乎没有。
面对这一情况，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和部分思想家在焦虑下深深思索，提出了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的人格特性。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
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整个思想的重心所在。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
他弃医从文，目的是要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唤醒铁屋子里面熟睡的人们，使他们不再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他写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他的杂文创作，也还是为了攻打这些病根。
鲁迅的整个文学创作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
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笔下的国民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愚昧卑怯的群氓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笔下的故乡有什么差别一、思想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和梦幻湘西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农村视野展现的是一幅极其丰富、绚丽的图画，它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文学举足轻重的重要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一再试图打破凝固的农业社会的死寂状态，在作为新文学创始人的鲁迅那里，农民和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两类并驾齐驱的观察和描写对象，而他一生中篇幅最长、塑造典型人物最为成功的小说恰恰是献给“未庄”农村及破产农民“阿Q”的。
鲁迅作为“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是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再造中国的伟大理想驱使着他将忧郁而悲伤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乡村大地、投向挣扎求生于其上的“古国的子民们”，尤其是投向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生存境遇中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主旨带入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为他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基本的立足点。
鲁迅笔下刻画的农村，处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束缚着人，让人几近窒息的时代。
“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村庄内几位“老爷”在指手画脚，些许匹夫匹妇在无声地挣扎着……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终其一生，鲁迅对于“沉默的多数”（主体显然是乡村的农民）的关注是执着而又具体入微的，他在一篇关于《阿Q正传》，他的全部的乡土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他竭力摸索乡土人物灵魂的结果。
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情形则与此不同。
当鲁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乡村刻画乡民时，沈从文更多的是把自己置于乡村之中，从其内部发现“乡村”的意义。
“他秉承的是原始‘价值观’，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明的位置，去俯瞰它，批判它，而是以自身的‘原始蒙昧’去接近它，认同它。
”以此叙述"乡下人"的心理内涵、生命渴求与行为方式。
从创作主体精神的角度而言，他缺少鲁迅作为上层启蒙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从价值趋向上看，沈从文在精神上与民间处于同一种文化空间中，透露着民间文化的质朴、生动与生存智慧，来自民间的经验影响着他，使他更多的偏向于认同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存伦理和道德法则。
从文学视域中透视沈从文如何看鲁迅作者：吴丹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32期摘 ;要：考察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其对鲁迅的评价主要在两个向度上进行，而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其对鲁迅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包括其早期诗歌创作则大体持肯定态度，而对鲁迅的杂文创作和人格气度却持否定态度。
因而，可以从中检索出两位文学大家在文学观念上的歧异和冲撞。
关键词：沈从文;鲁迅;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2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于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直至三十年代起勾勒出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一系列诸如《边城》、《长河》之类的代表作。
从作品到理论的“湘西系列”，以乡村生命形态的美丽对照物城市生命形态，这种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独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因而，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了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时逐步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也正因为这样，奠定了沈从文对于同时代的作家鲁迅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我们可以从文学层面来考证，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是复杂的，其视阈下呈现的鲁迅也是复杂的。
沈从文是以双重角色来评价鲁迅的：当他作为批评家时，其对鲁迅的评价不失公允;而站在社会和现实层面，其对思想家和战士的鲁迅并不以为然，甚至较为刻薄。
这种复杂的态度，既源自于沈从文与鲁迅文学观念层面的差异，同时也彰显了二者文学创作态度方面的分歧。
一、对于作品的复杂态度源于隔膜或认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是复杂的，首先体现在其与鲁迅在社会、人生层面的或隔膜或认同。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
鲁迅和沈从文都是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中国乡村的生活。
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欢迎，而且至今仍被青年一代所熟知。
在乡土小说创作上，鲁
迅和沈从文的风格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首先，鲁迅的文学风格具有民族主义、反传统和革命特征，他的作品突出了他的理念，以及“新文学”理念具有明显的表现主义特点，注重他的自我价值观与感受，用它来展示
他的看法和改变社会。
例如，《故乡》中，鲁迅把他的反传统的观念和反抗的情绪，一窥
心灵的直接展示，批判了当时乡村的贫穷，暴力，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反映了贫富差距
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文学风格充满乡土性，他着重写描写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精准地
把握了乡土文学的内容和精神，以及那里的文化底蕴和本土习俗，而他的一些文稿甚至无
需详细解释也足以让人得知原野本色。
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乡村人民的生活和口头文化
的描述，让世人了解了乡土的魅力。
例如，《夏日的绝望》描写了乡村的贫乏，物质的缺乏，但乡民们还是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灌加了生机和活力，重新唤起了乡土特色文
化的活力，以反映时代的变化。
因此，从作品风格上看，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鲁迅以具有
明显的民族主义特色、批判传统及革命主义思想的小说著称；而沈从文以写实中营造出乡
土氛围的小说著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反映了发展的现代性精神。
在总的来看，这两位著名的乡土小说家各自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为乡土文学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广大读者。
浅析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关注的差异
作者：殷艳敏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4期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个人的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然而立足点又完全不同。
鲁迅立足于对“丑”的批判，沈从文在对“美”的赞美中否定“丑”。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国民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1
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都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意识，都对人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关注国民性。
以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为例，本文尝试探讨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的关注有何不同。
通过比较发现，对国民性关注，鲁迅重视对国民性中“丑”的揭露，沈从文重视对国民性中“美”的显现。
这样对国民性关注点的巨大差异，使两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个性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
一、人物形象塑造
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阿Q和翠翠为例，对“丑”“美”进行比较。
阿Q作为鲁迅笔下人性“丑”的集中表现，是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
阿Q是一个不知名姓的底层小人物，他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阿Q展现的是人性的自欺欺人、妄自尊大、愚昧麻木、奴隶意识……在现实世界里，阿Q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不论是在与未庄各色人等诸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在革命的浪潮中，阿Q作为一个不知成功为何物的失败者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生存法宝”，通过瞒、骗、遗忘和转移失败的方式，阿Q获得精神上的“大获全胜”。
比如说阿Q认为“生平第一件的屈辱”，是被王胡打，毫无羞耻感地讨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过后说一声“儿子打老子”便“心满意足的得胜”了。
这种“胜利”在阿Q 的世界中不胜枚举。
这种国民劣根性中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阿Q也因此成了展现国民劣根性的一面镜子。
鲁迅通过阿Q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中的“丑”。
和阿Q的“丑”对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一切“美”的显现。
翠翠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堆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大自然赋予了翠翠美丽强健的身体和蓬勃生机的生命力。
翠翠是自然之子，浑身充满了一种灵性的美，她热爱自然，融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自然美。
翠翠天真、淳朴、真诚，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与爷爷相依为伴，每日帮着爷爷渡船，从不觉得生活枯燥乏味。
她全
身心地充满力量地生活着，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扎实地走过。
在这种简朴的生活劳动中，形成了翠翠勤劳、坚韧、充满生命力的美好品格，孕育了翠翠身上的人性美。
翠翠的美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纯洁和坚贞。
翠翠的爱情虽不圆满，但她为爱情矢志不渝、永远跳动的心，塑造了翠翠身上与众不同的美。
二、时代背景的描写
以小说中的人物的生活环境为例，对“丑”“美”对比。
阿Q生活的未庄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村。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法等级观念、封建伦理道德都深深地积淀在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和烙在人们的灵魂里。
这里处处体现着等级尊卑意识。
如未庄个通例，被一般人打了，就不算事，但倘若被一个名人如赵太爷打了，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被赵太爷打了耳光的阿Q为此还风光了一段时间。
这种“通例”使人和人的交往中掺进了功力和恃强凌弱，失去了人性中的人情和温情。
同时，未庄的封闭落后还使得这里的人安于现状，愚昧麻木。
未庄呈现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潭臭烘烘的死水，阴暗，闭塞，冷漠，麻木，在历史的年轮中停滞腐烂。
这种环境的“丑”，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翠翠所在的湘西茶峒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一切都那么和谐的相处着，这里的生活蓬勃而充满生机，这是一个充满“美”的世界。
在小小的边城里，处处充满了爱，充满了对生命，对生活，对他人的爱。
如管渡船老人从不考虑得失功利;船总顺顺大度洒脱，对于他人一向“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顺顺的两个儿子也是不拘隔套，豪放豁达之人。
在这里，仿佛不存在人性的恶，一切都是美和善，人与人的相处都是真诚和朴实，即使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在这里也可以获得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爱护，体验人间的温情与大爱。
三、国民性批判的方式
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方式，鲁迅通过揭露“丑”批判国民劣根性，以唤醒麻木的国民。
而沈从文通过展现“美”，来感召唤醒国民。
在《阿Q正传》中，鲁迅整体给我们呈现的都是“丑”和“恶”，不管是阿Q，未庄，还是革命，都是荒诞可悲，可恨可笑。
这里充满了一种阴暗昏沉的色调，充满了一种“呐喊”不出的压抑和绝望。
鲁迅正是通过这种对“丑”的无情揭露，达到了批判国民劣根性，唤醒麻木国人的目的。
鲁迅笔下的“丑”超越了时空，在当下仍具有发人深省的强有力的力量。
沈从文对美有着一种敏锐和执着。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茶峒这个小小的边城充满了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
沈从文正是通过对这些美的生动的展现，使《边城》有了不同于它温柔缱绻的风格的强有力的批判力度。
在对自然和未经开化的湘西世界的赞美中，在对这种与世隔绝、未经玷污的淳朴、真诚的人性“美”的歌颂中，还蕴含着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不满，对人性扭曲和道德淪丧的警醒和批判。
沈从文正是在这种对“美”的显现中，批判了“丑”，唤起了人性中的爱与善。
总之，不论是对“丑”的揭露，还是对“美”的显现，鲁迅和沈从文都是殊途同归，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
他们对国民性的反思和忧虑超出了个人视野，他们的批判深刻而有力度，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麻木不醒的国民。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