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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美］马克·格拉诺维特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
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
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
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
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
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
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
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
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
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是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对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并探讨它如何揭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强调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世界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动行为。
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结构，更是一个主观的、由行动者构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又反过来塑造了社会结构。
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包含三个关键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
场域指的是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每个实践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和逻辑。
惯习是行动者个人的行为倾向，它由行动者在场域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构成，指导着行动者的行为和思考。
资本则是行动者在场域中竞争和比较的优势和劣势的源泉，它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形式。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社会结构是由社会行动构建的。
人们的日常行为、交流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不断地塑造和改变着社会结构。
其次，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行动。
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会鼓励某些类型的行动，而限制其他类型的行动。
因此，布迪厄的理论强调了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为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人们在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时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总的来说，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
通过对这个理论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和包容的社会提供参考。
首先，布迪厄的理论提醒我们社会行动者的主动性。
在传统社会学中，行动者往往被视为社会的被动承受者，而布迪厄的理论则强调了行动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陈柳钦内容摘要：社会资本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对其加以定义和利用。
本文输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及其主要研究观点。
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资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资本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视野中的资本的内涵不断丰富，它指的是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的象征物(货币)，并与土地、劳动并列为最基本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获种生产要素。
马克思从阶级分析出发最先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时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其价值增殖过程。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规律。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经济学家为克服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不断拓展资本的内涵。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通过对社会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了相对比较狭隘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局限，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和资历等要素的总和，是一种“非物质资本”。
但是，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只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
而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首一次使“资本”的概念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代名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社会是由人们组成的复杂网络，每个个体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将探讨不同方面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一、经济影响与作用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对于社会而言，经济的影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影响社会结构：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例如，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化的浪潮，极大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形成了现代城市社会。
2.就业与财富创造：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创造的机会。
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以减少社会犯罪率，促进社会稳定。
3.社会福利与公平：经济的繁荣可以带来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
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来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减少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二、政治影响与作用政治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决定了社会的运行方式、权力分配和治理能力。
政治的影响与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与决策：政治决定了权力的归属和行使，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府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了社会的行为准则和秩序。
2.社会秩序和稳定：政治的稳定与和谐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石。
政府的稳定和合法性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保障人民的安全感。
3.公民权利和社会参与：政治的发展能够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参与的增加。
公民有权利参与政治决策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政治参与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三、文化影响与作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它属于所有人，具有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身份认同与价值观：文化是人们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来源。
社会的文化多样性能够增加人们的互相理解和尊重，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2.思想与创新：文化对思想与创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社会网络分析——经济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社会网络分析——经济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提要：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复兴谈起，叙述了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西方主要的网络理论及其研究的领域，并对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简单加以论证，最后评述了网络分析的局限和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文化`制度和网络三位一体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社会网络嵌入性制度一．经济社会学的新视角：网络分析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她可以被简单的定义为“运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经济现象”。
（1）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如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熊彼特`波兰尼等的贡献（2），但其形成主要是在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经济与社会》的出版，“不仅标志着现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经济社会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3）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行动者的假设；经济行为；行为的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方法的运用；学科传统等方面。
（4）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不同，才使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存在的意义。
但“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elism）的兴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就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在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重建其他社会科学。
格兰诺维特对此曾有描述：（5）象所证实的那样，对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认为的分工发起挑战的最先是经济学家他们自己。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一些学者，如Gary Becker和Anthony，他们认为政治课题可以用经济模型加以分析，这是他们做的第一步。
60年代，这种新的方法被扩展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历史，法律和人口统计学。
到了70年代中期，它出现在所有的研究中，“经济学帝国主义” 逐渐被用于形容这一行为。
1976年Gary Becker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出版，这本书或多或少的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
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格兰诺维特简介：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
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位置”等来想象了。
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
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
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
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
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
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
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
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
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低水平嵌入性更高。
这种基调是亚当•斯密首先设定的，他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
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开始，就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主要任务；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于20 世纪50 年代建立了功能—结构主义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以格兰诺维特、伯特、乌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从波兰尼（Polanyi，1968）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中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
从以上两个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来看，一是经济学，二是社会学，都殊途同归于采用嵌入的观点研究经济社会系统及其绩效的决定。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经历了仅以价格和市场决定经济生活，以个体赢利的理性来界定经济生活的纯资本主义时代，伴随社会的发展，交易活动所嵌入的社会义务、亲缘义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会更加突出。
新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学科，它把人与人之间以经济为媒介物所相互缔结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是研究社会的经济部分的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
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网络。
社会结构牵涉到个人之间、角色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等多种层次的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模式。
一、新经济社会学概述“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
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
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
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
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美］马克·格拉诺维特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
本文关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
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
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
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
因为此种关系总是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
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
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
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
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定的。
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
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和史学、政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
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然而，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由现代化而打碎了的嵌入性概念。
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断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见的低水平嵌入更深。
调门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确定的，他设定了“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特定偏好”（[1776]1979, 第一卷，第二章），并且假定因为劳力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其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正如在一般的古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 第一卷，第六章）。
从1920年代起，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观点：为使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成为有用的，甚至在部族社会中经济行为也是充分地独立于社会关系的（Schneider,1974）。
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新的炮制，因为经济学家及其在史学、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方面－－其大多落入所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巢臼－－发展出新的兴趣，而且主张先前被诠释成嵌入于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可以作为由理性的、多少原子化了的个人追求私利所引发的东西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1975;Popjin,1979）。
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
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着“现代化”而发生的变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
我在此并不试图探讨由非市场社会所提出的问题。
反之，我起步于对嵌入性概念的理论详述，其价值因而随着来自现代社会、当前对新制度经济学至为重要的问题而得到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何种交易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何种交易应归属于从等级制上组织起来的厂商？这个问题经由奥利弗?威廉姆森所启动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而被抬高到显著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我始于重提丹尼斯?容格（Dennis Wrong）在1961年对于“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抱怨----一个这样的概念：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共识地发展起来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的指令，通过社会化而将之内化，所以服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
就此种概念在1961年地位显赫而论，它主要产生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对霍布斯（Hobbes）所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识，以及帕森斯自己通过超越功利主义传统（霍布斯也是其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而化解此问题的尝试（帕森斯，1937,Pp.89-94）。
容格赞同摒弃原子化的功利主义并强调行动者“嵌入于社会脉络之中”----这是霍布斯的思考中尚付阙如的关键因素，但也警告了夸大此种嵌入性的程度及其可能剔除冲突的范围：唤起对于下列情况的注意常常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人们对其亲密伙伴在一系列情景下，特别是在接受了不当强调他人动机的那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情景下，给予他们好评的欲望和为之而努力的强度。
……例如，社会学家表明：工厂的工人对待其同行工友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为敏感。
……批判此种研究的发现确乎并非我的意图。
我的目标在于……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批判了以往在人类行动中挑选出一个基本动机的努力，但通过赢得来自他人赞同而达成合适的自我意象的欲望却仍然时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占据这样的一席之地”[1961,Pp.188-89] 。
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念一道运转的，它持续处于功利主义传统之中。
由假设界定的理论论断拒绝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任何影响。
在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引人注目地影响到总供给或总需求，或因而影响到价格或其它形式的贸易。
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此种理想化的市场，正因它们是理想化的，涉及“一大批由完全信息供给的、在接受定价方面毫无特色的卖主和买主…无需各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延长了的人类接触或社会接触而发挥功能。
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为讨价还价、协商、争辩或相互调适留下余地，一定缔约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者也无需进入据之会使他们彼此得到充分了解的循环和持续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人们久已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能够幸免于理论攻击，部分地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
这一幸免的另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楚理解的原因，则在于从经济分析中剔除社会关系，也就从理论日程中去掉了秩序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
在霍布斯的论断中，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摆脱冲突的社会和经济交易，是以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为基础的。
但当个人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制度脉络时，如在“自然状态”中那样，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就是不大可能的。
霍布斯通过添加专制权威结构而遏制这一难题。
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化解方案是与之对立的：由于使强力和欺诈成为徒劳无益的竞争市场，压抑性的政治结构被判定为不必要的。
竞争以个体交易者不可能操控的方式决定了贸易的形式。
即使贸易者遇到了以失信和不轨为特征的复杂或难处的关系，他们也能够转向乐于按市场形式做生意的为数众多的其他交易者。
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问题。
因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处理为－－无论是不是全部－－阻碍竞争市场的磨擦障碍。
在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中，亚当?斯密抱怨说：“同一交易中的人们甚至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决少碰面，除非交谈的目的是反对公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抬价的奸计”。
他的自由－放任政治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他的确提议：废除诸规则，而要求所有同一交易中的人们公开注册；此种信息的公开存在“使那些否则就可能从不彼此知晓的个人关联起来，并且给参与交易的每一个人以在何处可以找到参与贸易的其它另一个人的方向”。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颇为古板的政策限制，而是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认识（斯密，[1776]1989, Pp. 23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将其解释为行动者获得习俗、惯性或规范的过程，它们是机械地和自动地接踵而来，与行动者所担负的理性选择无关。
这个观点与荣格的过度社会化概念密切相关，反映在詹姆斯?杜伊森伯里的冷嘲热讽中：“经济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1960, p.233），也反映在E? H?菲力普斯?布朗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中：将决定性当成导源于下列假设，即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或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自然而然地去做’，或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p.17）。
但是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
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事实。
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起源上是社会的，并没有将这一论断与功利主义论断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后者中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泉源仍是开放的，为完全由共识地确定了的模式和价值观所导引的行为留下了空间－－正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一样。
对于秩序问题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因而融解于其行动者的的原子化，远离于直接的社会脉络中。
这一反讽的融合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可察见，在那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不幸居民被原子化所带来的失序后果所压倒，心甘情愿地面对一个威权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随后就按照驯化的和高尚的姿态来行事。
由于社会契约的机巧，他们突然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接倒向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真的企图考虑社会影响之际，他们却按照上述引文所表征的那样，以过度社会化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典型地表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