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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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能力的书籍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能力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
如何提升国家能力,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国家能力的书籍,向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国家能力观点和方法。
其中,南希·奥尔布赖特的《国家选择:为什么一些国家强大而其他国家失败》(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是一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这本书探讨了如何进行有效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详细的策略和实践方法。
同时,该书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提出了“灰色区域”的概念,即在不明朗的事态中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心态,克服和避免盲目和极端行为。
除了南希·奥尔布赖特的《国家选择》外,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纪的痛苦》(World Order)也是一本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书籍。
基辛格在书中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必须要具有清晰的战略意识和长远的眼光。
同时,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关系时,也应该注重道义、人类共同利益和国际规则等因素。
此外,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论述了国家能力的提升。
福山认为,民主制度和现代化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方式,这些因素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研究国家能力的书籍不仅提供了理论研究方向,也阐述了有效的实践方法和策略。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吸取这些经验和思想,提升自身国家实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
《中国智库》十大名师简介一、毕研韬基本信息男,祖籍山东,传播学者。
现为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奇正传播有限公司董事主席、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特约记者、Global Voices Online作者、GUI亚洲事务秘书。
教育背景先后在【中国】曲阜师范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习。
作品统计已出版著作10部14卷,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英国、美国、德国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80余篇。
研究兴趣国际传播、政治传播、文本分析主讲课程传播学概论、舆论学原理、国际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网络传播学、传播统计学、广告文案写作、广告效果研究二、戴旭空军某部上校、军事战略专家、军事评论员。
先后在空军地空导弹飞行学院任导航台长、新闻干事。
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和空军政治学院,发表过军事学术专著、政论和军事评论文章百余篇,以见解独到、思想敏锐、观点尖锐、文风犀利、语言生动见长。
三、孙岩中国东方歌舞团舞蹈艺术部教员,国家一级指导,舞蹈艺术家,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文化部支部副主任。
曾随团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和文化交流。
四、王金岭基本信息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摄影师。
研究方向有效沟通、国际关系主讲课程: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任职1、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2、中国未来研究会大战略研究分会副会长;3、三略研究院院长;4、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5、中国智库[网]总编辑;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酒史与酒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级委员;7、中国台湾新世纪形象学院高级讲师。
五、朱松春基本信息毕业于重庆大学,1962年清华大学进修后调中央专委办工作,从事国防尖端事业。
70年代作为科技秘书协助国务院领导工作,后调军事科学院任研究员、总工程师。
任职曾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应用技术学院院长、北京科教文研究院院长等职。
【关注】王文:智库学者应善于讲“一带一路”故事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文刊于5月21日观察者网。
2015年4月底、5月初,笔者先后两次赴欧,参加在波兰卡托维兹举办的欧洲经济大会和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16+1合作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并分别做了主旨发言,受到了在场中东欧国家听众的广泛认可。
其中笔者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一带一路”到底能够为中东欧国家带来哪些实际利益?面对这样的问题,智库学者的对外阐述能力便显得相当重要。
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怎样讲更能让外国人接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目前中国智库学者必须要学会的基本功。
“一带一路”,智库最需要讲好的中国故事。
不只是这两次会议,笔者所供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几乎每周都有不少外国人来访,有的是外国大使、公使等高级外交官,有的是外国智库的学者,有的则是一些青年学生。
与过去不同,他们都非常密切关注中国最新政策主张。
作为中国外交的“主线”,“一带一路”自然是来华外国精英最关注的内容。
因此,对中国智库学者而言,针对不同听众及其接受程度,应当采取不同的“一带一路”讲述方式。
以笔者在波兰、匈牙利两场研讨会为例,4月20-22日的欧洲经济大会是全球范围的、以欧洲经济与全球关系为主要议题的经济峰会,共有100多个分论坛,来自上百个国家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
笔者受邀在其中的一个分会场暨第四届欧中经济论坛上做主旨发言。
这样的发言场合,一般都是大家自愿选择来听,来的人会很杂,不只有来自欧洲的学者,还有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商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士,此时,选择讲述的主题就应明确、宏大且有针对性。
2015年5月4日,作者王文在布达佩斯参加“中东欧-中国合作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在慎重构思后,笔者以“中国机遇3.0时代的到来”为主题,开宗明义就反驳过去35年来欧美媒体报道中国大多围绕“崩溃论”和“威胁论”两个主题是相当荒谬的。
中国改革开放带给世界的机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前,中国与世界是相恋关系;此后,中国与世界“结婚”了,谁也离不谁;2013年以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了第三轮机遇,让世界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
■ 张梦晨 武音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北京 1008721 引言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升国家的软实力,尤其是增强国家的话语权。
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中国是智库大国,却不是智库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武音璇(ORCID :0000-0002-2859-448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硕士,E-mail :****************。
摘要:[目的/意义]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亟需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新时代应具有“有愿景、有声望、国际化、善传播”的特点,为提升中国软实力、打造国际影响力发挥作用。
[方法/过程]本文结合智库发展实践经验、以往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梳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和现状,并分析在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下发挥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路径。
[结果/结论]最后,本文从国际合作、国际传播、智库运营等3方面就后疫情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智库建设 国际影响力分类号:C932.4 C24 D81DOI: 10.19318/ki.issn.2096-1634.2021.02.03第6卷 第2期 2021年4月特色新型智库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
2020年10月底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3]。
如何通过智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变得更加重要。
发挥公共外交职能、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或缺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充分发挥公共外交职能,加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结和提炼,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扩大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中国官方对全球形势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斷。
本文从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五个时间维度出发,讲述"大变局”的五大关键特征,分析大变局下中国可持续崛起的复杂程度。
永远当“学习大国”,永远保持“干中学”的精神,对国际变局新动向保持追踪,对国内治理新问题不断深化改革,才是应对大变局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大变局全壬求形势中国崛起【中图分类号】D5()【丈献标识码】A[DOI]l().16619/ki.rmltxsqy.2()19.()7.()()4“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官方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后,央广“中国之声”用了《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社会关注。
'匹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再次论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
a对“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也在深入。
®在笔者看来,“大变局”并不只是仅限于全球化、大国博弈等国际关系领域,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更广泛领域;不只是一百年的范畴,而是涉及过去五百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数个时间节点。
"复杂中国”与手艺人的生存宗伟2013-04-08“复杂中国”并不是《环球时报》构建出的那个神秘世界。
胡锡进以一种忠犬式的家国情怀将“复杂中国”编织成了一个大筐,将凡是不合情理狂谬乖张的事情统统打包往里装,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个需要人们无底线服从和忍耐的“简单中国”。
我们不能鄙视他的智力,他选择的是深谙政治投机法则的“姚文元式的生存”。
在王志纲工作室,一个充满了东方智慧的战略策划机构,我们除了要感谢这个平台赋予工作的机会和收益,更要感谢的是她为我们展现一个真实的复杂中国,要感谢她带给我们足以影响一生的思维改变。
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影响你一生的平台,如果你对前途的憧憬总是被加班的烦恼和对金钱的追求所遮蔽,按照工作室的话来说,你还没有开窍。
“复杂中国”之一:清晰认知社会推进的合力机制。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早已没有秦晖所言的文革后的那种令“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驱动力。
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具体经济项目的开拓,都可以视为一种对现实经济格局的变革,变革触动的必然是不同群体利益。
例如政府面临的新城建设和土地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差别,国有企业利用资源的垄断地位盈利和民营企业通过市场能力盈利的利益差别,中央政府通过高度集权,财税集中,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实现主导意志、承担民生的现实。
当某个战略策划不能够充分考虑这种复杂中国的现实,不能够充分的将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利益进行某种调配和折中,形成一种合力机制,就很难实现对现实的良性推动。
“复杂中国”之二:清醒地看到政商关系的两重性。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基因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充分、不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早已根植于历朝历代。
上起商鞅变法,王安石新政,下至胡雪岩的红顶商业帝国,盛宣怀的招商局,无不昭示出中国的商业精神和西方世界大为迥异。
在当下的独特政体的放大作用下,官商关系呈现出十分典型两重性。
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依仗空前加强,大多数政府已经逐渐认知到行政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力所不逮,只有尊重规律,借助市场自身的力量才能实现良性的经济繁荣,无论是从财税获得还是企业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为政府创造形象业绩的角度,政府都有趋向于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好书精选
以下是为你推荐的5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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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长时段的视角对中国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认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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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书精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致力于推动对中国的深入研究,为海内外学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平台。
本文将介绍一些在该丛书中备受推崇的好书。
1.《中国近现代史》:这本书由著名历史学家罗维基教授编写,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全面、权威的研究之一。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书详尽地介绍了每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过去两个世纪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2.《中国文化纵横谈》:该书由著名文化学家余英时先生编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
从语言、文学、宗教、哲学到绘画、音乐、戏剧等,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入浅出地展示给读者。
对于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指南。
3.《中国政治经济学》:该书由中国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撰写,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作者以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并探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和趋势。
这本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读者来说是必读之作。
4.《中国社会变迁》:该书由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编写,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
作者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讨论了农村和城市社会、家庭和婚姻、教育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变化。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观点和理论框架。
5.《中国历史地理学》:该书由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林建华教授编写,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作者以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为背景,研究了中国历史地理的演变和变动。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特征和人文景观的探索,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互相影响。
以上仅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几本好书精选。
这些书籍凭借权威性的研究,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
7参考文献:[1] 栾瑞英, 初景利. 4种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介与比较[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22): 27-35.[2] A R M S T R O N G M , B A R O N I A. P e r f o r m a n c eManagement[M]. London: The Gromwell press, 1998: 15, 41.[3] 王文. 伐谋: 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8-150.[4] 中央政府网.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EB/OL]. [2018-12-21]. http://www./xinwen/2016-03/21/content_5056113.htm.Think Tank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Hu Haibin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s in-depth,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ink tank operation has become a consensus. Performance appraisal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ink tank operation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ink tank talent strategy and think tank innov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xecution of think tank assessment.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ason for conducting think tank performance appraisal, clarifies its principles and bases, and calls for the di -alectical unity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incentive system. [Result/conclusion]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incentive systems will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think tanks, increase their management level, and stimulate think tank innovation, therefore helping them produce more an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ducts an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licy-making processes.Keywords: think tank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ink tank operation incentive system think tank innovation收稿日期:2019-01-22 修回日期:2019-01-29 本文责任编辑:唐果媛胡海滨. 智库绩效考核:制度设计与执行[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4(1):1-7.《智库理论与实践》加入OSID(Open Science Identity)开放科学计划《智库理论与实践》从2019年第1期起正式加入OSID (Open Science Identity )开放科学计划。
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作者:武琪来源:《财经界》2017年第02期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逐渐呈现产业化趋势有人说,“中国智库已进入‘春天’”但王文说,真正的中国智库热还没有到来中国智库“智”少“库”多这是为何?中国智库还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本期“名著访谈”栏目,为您推荐王文新作:《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古今延承:来自中国智库发展史的启示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
此前,有学者对中国智库的历史渊源进行初步阐述,我希望更为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传统智库制度演变,分析现代智库发展进程,将传统智库与现代智库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
古代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
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在,例如战国时秦国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在:“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中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
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
”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
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国家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八世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
此乃地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披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数次高度评价智囊:“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中央集团制度的不断加强,“作为决策者‘外脑’的智囊集团以不可阻遏的势头,日益发展和兴盛起来”,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
《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人以群分,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
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
例如,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
刘邦遂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史记·高祖本纪》)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
最知名的莫过于各个时代的纵横家,比如,战国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秦汉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闿、杨度。
据《孟子·滕文公》的记载,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任务组件智囊集团外,许多负担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把试图组建幕僚群体。
清人黄潜有言:“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
即论历代开府用人,其意义何莫非如是。
”(《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官员的重要来源。
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府。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
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
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
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财经界》:我们看到,您的书名为《伐谋》,“伐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最终定为《伐谋》?王文:坦率地讲,这本书原来我打算将它命名为《智库秘籍》,当时出版社也很支持,但是我特别感谢一个朋友。
他对我说,“这其实还是一个严肃读物,还是不要太追求发行和销量”。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如同我在这本《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第二章写道,人大重阳在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咨政,每年我们都会得到大量高层决策者的批示与反馈;二是启民,我们平均每天在公开媒体发表3-5篇评论,每年出版20本著作;三是伐谋,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开展人文外交,为形塑全球对中国的积极认识作出智库贡献;四是孕才,推荐年轻人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可用之才。
不过,相比咨政、启民、孕才,中国智库的“伐谋”能力是相对最弱的,却又是人大重阳相对领先于多数中国同行的。
这正是此书得名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
美国智库的这种战略传播能力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为美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冷战中胜出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美国软力量长期领衔于全球提供智慧源泉。
这种“伐谋”能力非常值得中国智库学习。
《财经界》: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被认为进入了“春天”。
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究竟如何?为何您认为当前有“智”少“库”多的现象?王文:自2013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的三年来,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各省领导均就“智库建设”陆续提出落实要求,中央各部委、省区及各大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在原有基础上整合或新创建的智库数以百计,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也参与到智库建设的大潮中。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增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智库总量。
从“量”上看,的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已被公认为“逐渐进入了春天”。
但是,“春天”偶尔也有倒春寒。
智库行业不像GDP或军力,不能只关注总量。
国际之间的单个智库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员多少,而是比研究团队的生产效率、思想产品的质量高低、日常运营的执行能力和优秀学者的长期培养。
这三四年来,我们很强调智库的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要向政府负责。
从过去三年多的情况看,多数新创建的智库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讨论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践行者、研究者多,对机构设置的重视(如设立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程度也远大于对研究力量的扶持。
从长远看,这虽是一种奠定智库基础的必要过程,但一些著名智库机构往往会出现“挂名理事”、“委员”过多的现象。
其结果是,智库机构负责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类迎来送往的高层行政沟通上,真正执笔干活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一位著名智库负责人曾感叹道:“现在的名家都忙着开会,讨论怎么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却是少数。
”所谓“开会”,就是出席各类研讨会、论坛和峰会。
有位40岁出头的著名学者向笔者透露,忙的时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场活动。
更糟糕的是,当下的各类会议很多都是因为参会者的“跑场”,使得会议流于形式,质量大打折扣。
参会者做PPT的寥寥无几,递交论文的更是少之又少。
多数演讲者泛泛而谈,观点与例证相互转述,从这个会场流入那个会场,很难见到像传统学者那样注重实地调研、数理统计、文字总结的扎实学风。
久而久之,智库圈里变得有混浊不清,甚至鱼龙混杂。
在会场通常能看到许多“院长”、“主任”、“首席专家”等新人物现身,有的甚至还是“没发表过正式论文,没有研究偏好,没有学术专长”的“新三无人员”。
还有来自许多猎头公司、新注册企业、海外某机构的人士也常在各类会议上勤换名片,积攒人脉,混个脸熟。
原本属于“高大上”的智库业变得门槛过低。
越来越多“非主流”、“非传统”研究人员的假如本应对原有智库界产生有益的补充,并加快传统智库机制的改革。
然而,“新智库人”水平的参差不齐,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智库的改革保守花。
无论是官方智库的改革,还是高校智库的整合,都没有呈现开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没有大范围吸纳社会上真正的“高人”,也未能出现在财务、人事、行政、国际交流上的实质性制度变革。
《财经界》:中国智库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王文: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问题意识不足、传播意识不足、运营能力不足。
问题意识不足。
过多重复性建设,对新问题以及特点问题的关注不够。
原因在于研究路径不恰当。
传统的学术研究,是遵循“文献综述-文献梳理-问题形成”的方式来进行,但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问题的发现是建立于前人的研究,而非基于显示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