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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为政之本。
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考核并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在原始社会，选贤任能成为推举首领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会曾长期存在。
“能者”，是指有某项发明或专长者；“贤者”是指用氏族的传习衡量，品德高尚者。
原始社会末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众，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夏商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由诞生到发展直至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诸如兴办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世卿世禄制等，主要是采取世卿世禄制。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征辟制”。
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
所谓征辟制，就是皇帝直接下诏“征召”人才为官和政府行政长官自行“辟除”（聘任）属员制度。
征辟者无需考核即被授予高官。
察举制度和征辟制度，虽然比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有进步，也选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治国的人才，但由于缺乏客观的人才选拔的标准，加上有荐举权的官吏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以至于出现了“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常以穷退见遗”[①]的现象。
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
这首古谚谣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了荐举制的弊端。
这种现象到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发展到了极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
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损益的基础上创设的，但在其实际操作过程中，选举大权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高官所垄断，而品第士人的标准也就逐渐舍弃才德，不论贤愚，专讲家世门第。
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实施的重心开始向考试方面转移，依靠门资选士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腐败局面。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2008年06月29日06:53:26 来源：学习时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就，今后发展的方向及攻坚部位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总结和研究。
一、单项突破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来，到2000年6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颁布前，这一段可以称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单项突破阶段。
所谓单项突破，主要是指在干部人事工作的某项制度、某个体制、某个领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较大的成就。
主要有：十二大前后，围绕提出和贯彻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党中央于1982年首次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吹响了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号角。
十三大前后，重点改革干部管理体制。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开干部分级分类管理。
纵向方面，本着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
1984年，中央决定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
这一改革，扩大了下级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和企业、事业单位干部人事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
横向方面，针对以往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状况，提出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体制。
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重点，推进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将所有干部划分为机关、事业、企业三大类。
干部分类管理格局初步形成。
十五大前后，提出了改革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
从十三大前后的一般干部分类，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重点对象和内容突出了。
据此，党中央于1995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党内法规。
以后，中组部总结各地的创新做法，下发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考核、交流等方面的意见、通知、暂行规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教育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教育迈入了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文化娱乐方式呈现多样化，文化娱乐设施逐步普及和完善。
（一）教育的发展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40万，录取率为6.8%；202x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685万，录取率75%。
中国高等教育跨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教育资源实现量与质的飞越。
与此同时，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高级中学教育以及大中专教育得到极大的发展。
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取得初步成效，为新时期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为了反映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际成效，笔者对城镇农村地区文化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
在近230人的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84.14%）的人认为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走进普通家庭；其中13.22%的人认为专业技能的学习已成为教育的主导；只有少数人（2.64%）认为教育状况没有大的改变，义务教育无法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的父辈学历主要（54.19%）为初中高中，仅有34.80%的人为大专以上学历；而受访者本人绝大多数为高中以上学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的变化不只在于国民学历的上升，更多的在于人才素质的提高，这一点从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就可以证明。
国家对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02x年全国教育财政投入累积2.2万亿元，首次突破gdp4%。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关注民生、发展教育的决心。
义务教育逐步实行免费教育，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扶、奖、助、免政策得到平衡发展，教师队伍素质得到提高。
然而，部分地区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教育公平问题有待解决，就业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善。
202x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决议。
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第007版史学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卜宪群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步入繁荣昌盛的新阶段。
中国古代史学科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这里所说的时代环境，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该时代的社会变化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二是指该时代的学术积累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前者反映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反映出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从古代史领域中点燃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许多问题也和中国古代历史相关。
在那场浩劫中，许多著名史学家受到迫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受到严重歪曲，学科建设在那十年中陷入停顿。
客观来看，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顿，导致研究力量严重不足。
其次，对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认识，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调、缺乏对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整体把握，以及对海外研究状况不了解等问题。
再次，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受到了所谓“危机”论的冲击。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依然存在且无可回避，解决起来步履维艰。
但随着国门的打开和社会的转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回顾3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保障。
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接受专业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