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仰的根源辨析
信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思想多元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关于中国人有无信仰的争论。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命”为起源，以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为信仰主体，以道德信仰作为核心内容，以“天人合一”为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信仰体系。当代中国信仰重构应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统领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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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因而也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的冲击，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之而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信仰作为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建设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信仰的重构还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求精神力量。
一、关于中国人信仰有无的争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物质财富的增加也随之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在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思想领域，一场关于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的争论由此展开。
1、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
美国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撰文并预言：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文章认为：中国人在心理上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排斥宗教信仰并将其视为迷信；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泛神论，拜鬼敬神的现象非常普遍。当在精神领域中无法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信仰时，便丧失了敬畏之心，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被无限夸大，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各自行为。当人们心中没有罪恶感时，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便暴露出来。也正因为没有信仰，所以“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1]信仰的缺失使中国人将对金钱与权力的追求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自私自利和缺乏同情心，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的。
以上事实反应了国际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人信仰观的普遍看法。虽然这是基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由于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实质，因而未免过于夸大和片面、有失公允。
2、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仰
中国学者中对于中国是否有信仰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从狭义的角度看，信仰是指对“此岸”的超越和对“彼岸”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信仰因不随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最终成为永恒。只有将“精神与物质严格区分开来”[2]的信仰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信仰。当信仰被界定为彼岸的、超验的和纯精神的信仰时，信仰就成为宗教信仰。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民间信仰主要表现为功利性和实用性，与超验的、纯精神的信仰相悖，所以不能算做信仰。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也不能成为信仰，因为它着眼于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是此岸的，同样与狭义的信仰内涵相悖。更有学者直接断言：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其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因而无法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需要，信仰更是无从谈起。
对信仰狭义的理解不能涵盖信仰的全部内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信仰的理解应立足于广义的角度。即，信仰是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对于某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观念的遵守和奉行，且人的思想的独立性是天然具有的而不是被赋予的，因而学者的观点仍是值得探讨的。
3、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信仰危机的状态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正不可避免的步入了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政治上，社会主义在经历苏东剧变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繁荣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导信仰因受到质疑而不断被弱化；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每个人在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跌破了道德的底线，并侵入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特征逐渐模糊；思想上，未来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到底是中国古代贤人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还是马克思所宣称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社会，亦或是西方学者所标榜的将自由与民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人们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当代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该信仰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信仰以及怎样实践自己的信仰成为摆在国人面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说西方的论断不足为信，中国学者的某些观点也未必正确，但社会现实已表明，信仰的危机正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使每个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虽然中国人从不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中国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之中。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信仰观
心理学家荣格说：“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需要盐，但每个人都出于一种本能的要求摄取着盐分……大部分的人从记忆难及的蛮荒时代起就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需要，需要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延续。”[3]如果信仰是人所必须的，那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支撑其发展的精神追求，而这必定有信仰的存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信仰力图将现实存在与内在超越紧密相连，人在现实中便能实践自己的信仰而完成精神的自我超越。这种信仰观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总体应涵盖以下内
容：
1、以“天命”为起源的信仰观
为信仰提供终极价值取向首先要从“天”、“天命”的提出开始。中国古代天命论思想由来已久。“天者，万物之祖也。”中国人很早就将“天”作为心中至高无上的神来崇拜。商朝统治者提出“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周朝进一步修正了“天命论”的思想，提出“以德配天”。“天”被周人赋予了绝对的权利，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因而具有了宗教的意义。西周政治瓦解后，这种宗教的“天”日渐衰落，自然之“天”开始崛起，但天的超越性始终是被认可的。儒家秉承了这一思想，将道德的根源归于对“天”的顺从。于是“天”成为一切价值的内在依据和衡量一切价值是否真正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绝对标准。对形而上的超越性的追求是一切信仰存在的前提。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概念并不等于中国文化中没有对形而上的超越性的追求。对“天”的遵从与向往最终在行动中表现出对“天”的敬畏，是中国人的信仰赖以产生并得以升华的根本来源。
2、以社会中的“人”作为信仰的主体
信仰首先是人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观同样强调对人的关注。与西方信仰观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将对“人”的关注放置于一定的社会或群体之中。人作为肉体的存在与自然界的众生是平等的，但人何以能驾驭自然界，高于其他的生物，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论语》中有云：“人，走不若马，力不若牛，而为之用，何也？盖能群也。”这充分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依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离开这一环境个人的力量是苍白的，其作用的发挥终究是有限的。而同时也强调，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最终应放置于一定的社会中，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为前提。古代文人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理想，同样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最终是为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个人的生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时，那种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为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便成为一种悲壮的自觉。中国传统文化信仰观中的这一显著特点一直影响并激励着后来的中国人，我们常说：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一观点的集中表现和最好诠释。
3、以道德信仰为核心内容的信仰观
传统文化中历来注重人的道德修养，道德内在的具有实现人的自我超越意蕴，进而表现出信仰的特征。只有道德能使人超越本能、欲望而真正成为主宰，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一方面，天道、天理具有超越性，但它却是可以经由现实的道德实践而达到的“彼岸”。传统文化在天道与性命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使主体在实现其道德行为时产生崇高使命感，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因而此岸世界为人们建造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道德要通过个人修养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来实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可见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要前提。而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都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中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