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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曾光光 摘 要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
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关键词 桐城派 顺应 晚清 社会思潮 与世俱进中图分类号K24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6-0127-05 This article tries to evaluate Tong-City Group appropriately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Late Qing Dynasty,about its attitude,position,significance.It contains three parts:firstly,about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Realistic Movement.Secondly,about 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Thirdly,about Tong-City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In my opinion,Tong-City Groupconformed with the ruling class,but on the other hand,its inherent changeable attitude toward soci2ety made it keep pace with tim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Due to its inner conservative factors,itwas replaced by the May4th Move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桐城派由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1],而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于落后、反动的代名词。
111伍红霞在探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总是绕不开“世家”概念，世家和士族、家族、门族等同义，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利益为基础，互相联系捆绑起来的家族。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应当是《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间那如丝线般缠绕的密切关系，也是引导四大家族兴衰起落的脉络线。
而对于文学世家来说，比起权族世家因权力集成，文学世家几乎是因祖辈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而得到帝王的宠爱，从此走上了家族壮大的道路，所以在整个家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上更趋向于儒道之法，也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不一样的家族风韵。
本文以桐城文学世家桐城姚氏为概述中心，深入探讨桐城文学及其世家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家族的转型和兴衰起落，进而深入了解我国文学世家的核心内涵。
一、什么是桐城文学文化桐城，指的是现今的安徽省桐城市，桐城地理位置优越，临山面江，拥有山丘、平原、丘陵，属于亚热带气候，气候宜人，自古就是农渔产品的重要出产地区，物资相对富足，养育了一方百姓。
同时，桐城又有“七省通衢”之称，处于七省交汇之处，来往行人商贾络绎不绝，从南至北，自东向西，均有涉猎，而桐城的文学文化就是在这样人文底蕴丰富的背景下形成的［1］。
桐城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初创时期桐城文学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但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流派，后因清兵入关，为了巩固地位，塑造皇权神授的形象，便尊崇儒家思想，逼迫明余文人学士就范。
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以方以智、钱澄等人为首开创了桐城派的先河，其宗旨是致力于古文振兴，提倡“义法”主张。
这里不得不重点讲述一下“义法”，“义法”的主张是遵从儒家思想，但比起“法”更主张“义”，有力抵抗八股文、文字狱等文学侵害，为一潭死水的古文领域注入新生力量。
彼时有言“桐城文章甲天下”，也可以看出桐城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桐城文学在传统文学历史上曾经有长达百年的辉煌，其宗旨核心便是“义法”。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
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
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
”“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
”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
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邓心强内容提要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
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
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
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民国 桐城派 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写特色 当代启迪〔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０３－０９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①、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
②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
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陈独秀三大主义是哪三大陈独秀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下面是有陈独秀三大主义，欢迎参阅。
陈独秀三大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这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
陈独秀三大主义中主张的是推翻夸张的、不实用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淡的、能够表达情感的国民文学;推翻腐败的、陈旧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实用的写实文学;推翻曲折晦涩的山林文学，建立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三大主义是陈独秀在1916年《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的。
全文的思想也就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对封建旧文学的否定和批判，它也从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了旧文学的阿谀奉承，陈独秀三大主义主张要以革新的文学作为我们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主要途径。
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来源和背景是陈独秀在1915年从日本留学回来返回上海，不久，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在经过二次革命以后，陈独秀觉得要救中国，必须先进行思想改革。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文学学长。
在陈独秀的推荐下，他的朋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于是他们几人一起主编《青年杂志》，之后改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被威胁时，毫不畏惧，最后将陈独秀等人逐出北大。
这一消息一出，于是马上就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想的战争。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故事蔡元培与陈独秀二人，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人物，他们两人之间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友情，无论是一同共事时期还是各奔前程阶段，这两位大家始终互相倾慕，无论社会的浪潮如何变幻莫测，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友情却几经沉浮始终未曾中断、持续至死。
两人之间的初次相识是因为在光绪末年均加入了暗杀团，在其中共事，一来二往的相聚交谈中渐渐熟识，彼此钦佩。
多年以后，两人竟成了上下级，以其掀起了五四、新文化的热潮。
桐城派百年研究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
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
）。
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
）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注：《新青年》2卷6号。
）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
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
”（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
）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
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
”“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
”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现代文学复习提纲第一章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1.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2.早在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3.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4.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
特别是1917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
5.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
6.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
7.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竞争的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
8.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他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白之争在当时已经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
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俗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9.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
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