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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鹏绪
作者机构： 青岛大学中文系
出版物刊名： 山东社会科学
页码： 45-48页
主题词： 桐城派研究;研究述评;中国近代文学;吴汝纶;曾国藩;散文艺术;古文学派;实事求是;
新文学运动;文学史
摘要： <正> 桐城古文派从兴起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它的发展,跨越了古代、近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研究者在勾画出它完整历史轨迹的同时,也考察了它进入近代大变革时代以后的兴衰变化。
这里介绍的,就是关于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情况。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就被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起被打倒。
在一场大的运动的高潮中,对某些旧事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对该事物进行较为客观、公允评价的事是常有的。
但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是还会有人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能够较早地提出对桐城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据他的学生魏际昌回。
作者： 王达敏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39-39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6期
主题词： 桐城派;基本命题;群体构成;主持人;古赋;流派;古文;文学
摘要：[主持人语]这里所录三篇论文各有新见。
欧明俊教授的《＂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反思了桐城派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题。
王思豪博士的《论桐城派古文选本中的古赋思想》,在清代赋坛古赋、律赋之辨视野下,对桐城派的古赋观作了探讨。
石珂的《桐城末学的群体构成与唐宋古文接受》,。
《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徐雁平【摘要】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
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
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期刊名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8页(P23-30)【关键词】《贺葆真日记》;晚期桐城派;贺涛【作者】徐雁平【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日记作为一种特有的古代文献类型，在清代无疑最为繁富，以200册的《历代日记丛钞》为例，其所收录的500余种日记中，宋元明日记不足30种，大部分为清代日记。
在清代文学研究中，日记能提供更为鲜活的文学活动信息，呈现接近原生状态的文学图景;而这一特质，正是别集、总集等文献所欠缺的。
日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作为备忘，近似流水账，寥寥数字，不易引发阅读兴味;二是有意保存所见所闻，当作一种著述，故记录者投入心力较多，且能坚持，呈现的是一种有热情的文字。
贺葆真的日记，当列入后一类。
他用心力撰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至少能找到五条“内证”。
考察贺氏生平，贺葆真留存于世的文字，也只有这部颇有文献和文学价值的日记。
贺葆真，字性存，生于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二日，卒于1949年，①贺葆真生年，据贺培新编《武强贺氏家谱》，为光绪四年，见《武强贺氏家谱》，第118页，《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本。
然据《贺葆真日记》卷一“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葆真年十八”，则贺葆真生年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
一为家谱记载，一为日记自记，出入较大，暂不能断定何说更为确切。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是清代文坛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就文学主张而言，桐城派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文统，提出“义法”说、“神气”说、“义理考据辞章”说、“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以及“阳刚阴柔”说，由此形成了系统的文章学理论。
就创作实践而言，桐城派古文家既保持相对一致的流派特色，又具有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他们的散文创作无论说理、叙事、言情、写景，均以文从字顺、清通驯整、精严雅洁为特色，成为一代文章正宗，是中国古典艺术散文的阶段性代表。
研究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契合。
本文试图在概述桐城派散文英译成果的基础上，发现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提出今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期有助于提高桐城派散文英译质量与海外传播效果。
一、桐城派散文英译研究概述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派，近百年来对其评价却几多反复。
综观桐城派散文英译历程可以发现，学界对桐城派的总体评价影响了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呼号，桐城派轰然倒地。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有所反拨、有所肯定。
随着胡适、姜书阁等学者逐步纠正五四时期对桐城派的全盘否定态度，学界开始实事求是地评价桐城派的创作成就，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也由此开始。
1937年，西方小品文研究专家毛如升翻译了桐城名家戴名世的史传散文《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发表于该年《天下》月刊第4卷第5期。
除此以外，他还陆续译介了戴名世的《纪老农夫说》、《说梦》、《古樟记》、《邻女说》、《穷鬼传》、《游浮山记》、《一壶先生传》、《讨夏二子撇》、《意园记》等人物传记、山水游记、讽喻杂文和生活小品共9篇，最早向西方读者展示了桐城派先驱的散文成就，凸显出中西文学交流的双向性。
20世纪40至60年代，政治左右学坛，桐城派再次被冠以“反动”之冕而打入冷宫、少人问津。
由于学界对桐城派的批判与否定之风居于主导地位，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也因此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停顿。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邓心强内容提要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
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
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
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民国 桐城派 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写特色 当代启迪〔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０３－０９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①、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
②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
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明清时期桐城清河张氏文学世家的研究倪会琴家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世人认为家谱与国史、方志并称为国家三大史学支柱。
姓氏、家族是每个人天然的标签。
这些家族繁衍生息在老桐城这片热土，相互联姻，开枝散叶，逐渐形成了桐城文化勃兴、人才竞涌的现象，造就了桐城地方文化的辉煌。
桐城各家族的家谱文献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是桐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使桐城成为中华大地当之无愧的区域谱牒文献中心。
人们普遍认为，一部桐城文化史，就是一部桐城家族发展史。
桐城人杰地灵，明末清初之际，桐城的世家大族已是星罗棋布，名门望族大宅鳞次栉比，根据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民间一般将那些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声望显赫的望族大家称之为世家大族，故有张、姚、马、孙、左、方之说。
张氏居其首，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丁兴旺。
桐城世家显族中的“张”，指的就是张英家族，以其郡望称为“清河张氏”。
明初由江西鄱阳迁居安徽桐城北乡土铜山。
清河张氏人丁枝繁叶茂的时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且主要是从六世祖张淳的孙子辈开始的。
张淳的八个孙子被后人称之为老八房，据史料记载这八个房头的后代子孙辈构成了清河张氏的主体。
老八房之下共有三十四个子男，八十个孙男。
明清盛世，社会比较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繁衍也进入快速增长期。
适逢盛世的张家和其他名门望族一样，人口迅速增长，家族日益庞大。
宰相张氏可谓当时数一数二的官宦世家。
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代出贤才的张氏家族令人瞩目：张英是康熙朝的礼部尚书，儿子张廷玉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孙子张若霭又任职于军机处。
张英，字敦覆，出身耕读世家，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幼年时却遭遇社会动荡、家族变故。
伯父张秉文在明崇祯年间任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一年冬，清兵直下京畿济南告急。
张秉文职守孤城，沥血奉母书有云：“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老母八旬，诸弟善事之矣！男誓以身报朝廷。
”其母复书曰：“吾儿当国家重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固其职也！吾有子为忠臣，吾何憾！”张秉文血溅征衣，战死疆场。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
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
）。
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
）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注：《新青年》2卷6号。
）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
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
”（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
）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
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
”“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
”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
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
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
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后来在他的散文小品中，周作人一再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被不少学人认同。
朱自清在其名作《经典常谈》中言及桐城派与八股文的关系，指出：“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刘大櫆姚鼐“都是用功八股文的”，以此造成桐城派文有序而“有物之言”太少。
此论在当时学界颇具代表性。
了详尽而合乎实际的描述。
钱基博对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进行了认真研读，撰写了近10万字的心得，将其附录于所著《中国文学史》后，对各家师承、创作风格、艺术特色进行了精当的点评。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详细论述了多位桐城派后期作家作品产生的来龙去脉和生活基础，从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探讨“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其中网罗各家遗闻遗事颇多，体现了钱基博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
此外，钱氏关于桐城派的专论还有《复陈赣一先生论桐城文书》、《〈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等。
章贵‘简’贵‘疏’，反对‘繁密’；刘大櫆详论‘去陈言’之法；林纾主张学古人当知古人之病；诸如此类，都有可取之处。
”（注：舒芜：《〈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点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种否定桐城派政治倾向而肯定其文学主张的立场，虽不无偏颇，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与“中体西用”论》，周中明：《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钱念孙：《桐城派的逆向研究》，均见《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
）。
综观这20多年来的桐城派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
复林纾诗文选译》，梧桐整理的
派名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和文章实例，析其异同，明其流变。
为彰显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何著开篇回顾了清代以前中国散文在“在载道与崇文的两难选择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以“晚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为终章，大胆断言：“无论在体裁、内容的规定上，还是在表现手法、语言文字上，桐城散文都扮演了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中介者的角色。
”这就把胡适、姜书阁言而未明的观点完全揭示出来并推进了一大步。
杨怀志、江小角主编的《桐城派名家评传》，选择22位名家作为论述对象，对其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论主张、创作实践和历史贡献，一一予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衡。
提要钩玄，史论融贯，被誉称“为桐城派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创造性的成果。
”周中明白1992年起承担国家教委“八五”规划
项目“清代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的研究任务，发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关于桐城派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等论文。
1999年出版32万字的力作《桐城派研究》。
作者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戴名世至姚永概诸家的家世生平、性格特点、思想、师承、文论建树、创作成就，对桐城派产生的地域环境、政治背景、学术风气，以及桐城派与清朝文化政策适应性和矛盾性的两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发前人所未言。
更为可贵的是，周著在详细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现行观点或吸收、或辨析、或质疑、或创新，既自成体系，又具集大成特色。
国藩为桐城派“中兴圣主”之说，以曾氏为界将桐城派划为两段，即自方苞至梅曾亮之徒为第一期，自曾国藩至吴闾生之徒为第二期。
马厚文的《桐城文派源流考》（注：《艺谭》1981年第1期。
）和何天杰的专著均持此说。
王凯符提出三段说，即第一个时期是桐城派的始创时期，时间大体在康熙乾隆年间，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为代表人物。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以姚鼐为中心，多方培养和罗致人才，扩大影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
第三个时期为鸦片战争
的代表人物。
姚莹所处的时代，进步思潮的主流是睁眼看世界，就这个意义上讲，姚莹仍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进步思想代表之一。
嘉庆年间，桐城学风开始转型，涌现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以姚莹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
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有长篇论文《姚莹交游述略》，介绍了嘉庆、道光年间与姚莹交往的十几位名士，涉及刘开、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处较多。
作者通过对这个以姚莹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考察，认为姚莹及其友辈，是嘉道间“调和汉宋”、通经致用，敦崇经世之学这一新学风的倡导者、开拓者，在他们身上，反映了学术变化的动向和时代发展的趋向。
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义法方面，他与桐城派毫无芥蒂，但在语言、载道方面却又大相径庭。
他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是出于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的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
曾宪辉的《林纾文论浅说》（注：《福建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对林纾的文论体系进行了精细分析，认为从林纾的尊尚对象、讲意境和守义法、以阳刚阴
论》（《新亚学报》第16卷，1993年版）和《桐城派在清代兴盛的原因》（《台北华学月刊》1980年第104、105期），周启赓《桐城派文论》（陈国球主编《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邝健行《方苞与戴名世》（《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90年第20卷）、《桐
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新亚学报》第3卷，1980年版），叶龙《桐城古文略论》（《大陆杂志》1966年第32卷，第12期）和《林纾的古文及其与桐城派的区别》（《香港新亚生活》第9卷，第8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