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导语"三言二拍"，即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所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三言二拍"成书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处在转折点的明代中后期，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之作。
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宋元话本旧篇与明代拟话本新作并列其中，作品描写的对象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变为市井小民、妇女商贩，反映了宋元至明中后期市民阶级的生活常态和心理动向，描摹出一幅丰富的市井生活画卷。
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涉及当时社会女性的故事很多，这些女性角色丰富多彩、性格各异、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各有差别，她们或温婉大方，或敢爱敢恨，或世俗贪婪，有令人或敬佩或同情的正面形象，也有令人或愤慨或叹息的反面形象。
但是，这些女性人物的共同点，就是生动而鲜活，展现出当代人所不知道的古代女性生活图景。
这些女性人物，无论是大家闺秀的日常生活，市井小妇的社会交往，还是农村妇女的家长里短，无论是传奇侠女的精彩人生，普通平民的婚姻感情，还是青楼女子的无奈叹息，都是古代女性世俗生活的体现。
"三言二拍"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话题和故事，丰富多彩、曲折动人，不仅行文构思巧妙，细节刻画也细致入微。
透过"三言二拍"，可以对明代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一个较为全面而真切的了解，也能够重现明代女性的社会生活以及她们思想观念的觉醒。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女性的社会生活1. 女性闺阁生活"闺阁生活"是古代女性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时女子，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女子，因受封建礼教的严格规范，所以越是世家大族、高门大户的女子，她们所要遵循的礼法和闺训就越严格。
在"三言二拍"中，上至皇室女眷，下至奴仆村妇，都或多或少要遵循条框的规矩，这就使得闺中生活变得相对丰富。
ywjsxxk@“三言二拍”，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它们全方面地展示了明朝中叶之后的社会风貌。
受到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影响，广大的市民阶层开始产生更加强烈的精神需求。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由于内部的腐朽，对社会思想的控制放松，市民阶层具有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女性身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表现。
一、上层女性形象“三言二拍”塑造了大量的上层女性，也就是所谓的大家闺秀。
这些女性大多出身官宦世家，受封建文化的影响较大，然而出于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她们又会产生渴望恋爱自主、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与其从小受到的封建教育必然会产生冲突。
［1］例如《吴衙内邻舟赴约》就讲述了官宦之女贺秀娥主动追求爱情的故事。
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贺秀娥作为女性，在与吴衙内的爱情交往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主动向吴衙内表明心意，而且冒着被父母发现并责罚的风险，将吴衙内藏在自己的船只之内。
为了掩护吴衙内，贺秀娥不惜装病，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之事。
吴衙内被贺秀娥的父母发现后，贺秀娥仍然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最终获得了父母的同意，与吴衙内顺利成婚。
与传统的大家闺秀相比，贺秀娥身上有更加强烈的追求婚姻自主的意识，其大胆主动的个性也得到了作者的肯定，收获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当贺秀娥与吴衙内的事情被其父母发现之后，贺秀娥的父母之间也发生了冲突。
贺秀娥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反叛行为非常气愤，甚至提出要杀死女儿，但遭到了贺秀娥母亲的强烈反对。
贺母对于女儿和吴衙内的私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可，并最终促成了二人的成婚。
由此可见，在明末时期即使是上层官僚家庭之中，传统的婚姻观念和道德观念也有所松动，新式婚姻观被更多的上层官僚家庭所接受。
［2］《李将军错认舅》塑造了刘翠翠和金生这一对夫妻，他们之间有较大的门第差异。
刘翠翠身为乡绅之女，却能够在父亲的支持下进入村塾读书，并与同学金生私定终身。
下编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创作者的劳动，从题材选择到思想内涵，都与创作者息息相关。
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时代，时代风气、思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其思想情感。
同时文学作品的产生还不可能离开文学传统，越是优秀的作品，与时代与作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三言”也不例外。
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在批评了由文学“外在的”研究去诠释和评价作品的缺陷后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
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
”[7]反言之，文学作品里高于现实的构造，也一定反映了类似“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等等的客观实际，只有把它们和作品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避免偏颇。
我们在“三言”中可见的这些状态，都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章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120篇。
厚重的文学作品集结成册，流传后世，凝聚了作者的辛劳和智慧，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冯梦龙在“三言”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也就是说，“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
那么，冯梦龙又是用什么思想以一贯之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在编纂的另一部小说《情史类略》中阐述道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
“情教观”也就成为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
“情教观”是冯梦龙在编纂，创作文学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不仅肯定“情”的本源性——“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强调至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而且把它作为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线——“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归结为一点就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
下编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创作者的劳动，从题材选择到思想内涵，都与创作者息息相关。
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时代,时代风气、思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其思想情感。
同时文学作品的产生还不可能离开文学传统，越是优秀的作品,与时代与作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三言”也不例外。
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在批评了由文学“外在的"研究去诠释和评价作品的缺陷后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
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
”［7］反言之，文学作品里高于现实的构造，也一定反映了类似“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等等的客观实际，只有把它们和作品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避免偏颇。
我们在“三言”中可见的这些状态，都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章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120篇。
厚重的文学作品集结成册，流传后世，凝聚了作者的辛劳和智慧，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冯梦龙在“三言"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也就是说，“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
那么，冯梦龙又是用什么思想以一贯之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在编纂的另一部小说《情史类略》中阐述道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
“情教观”也就成为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情教观"是冯梦龙在编纂，创作文学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不仅肯定“情"的本源性——“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强调至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而且把它作为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线——“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归结为一点就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
试论“三言”中的妓女形象内容题要：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塑造了许多亮丽的妓女形象，玉堂春、赵春儿、莘瑶琴、杜十娘等，她们品质高尚，出淤泥而不染，坚持爱情自由的理想，反抗封建势力的压制。
“三言”中的妓女形象是对唐传奇妓女题材的发展，在杜十娘、莘瑶琴等人身上，能看到霍小玉、李娃的影子。
冯梦龙用饱满同情的笔墨去塑造妓女形象与他的创作理念、审美观念分不开，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妓女形象、反抗、人格、唐传奇、情、冯梦龙试论“三言”中的妓女形象女性形象大量进入小说领域是从唐传奇开始的，后经宋元话本、元杂剧，女性形象异彩纷呈，更趋多样化。
其中，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妓女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在这些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
唐传奇中的霍小玉、李娃，杂剧中的杜蕊娘、宋引章、赵盼儿都是很著名的风尘女子形象。
至明，由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都表现出不同于前的特点，此类小说作品一时蔚为大观。
其中《金瓶梅》和“三言”最为引人注目，《金瓶梅》中的妓女形象已多有人论说，而“三言”者则鲜有人系统论及。
兹详论之。
一、“三言”中妓女形象性格分析《金瓶梅》中的妓女只是在庸俗而委琐的求生欲望中，为生存而劳碌奔波着，她们没有对理想的追求和爱情的渴望，没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打算，没有一定的生活目标，“三言”中的妓女形象则多不如此。
她们虽然误落风尘之中，身居下贱，但并没有失去最基本的人性，大多数形象具有美好的爱情追求，善良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
如在《玉堂春落难逢夫》中，作者塑造了情有独钟、矢志不移的风尘女子——玉堂春的形象。
王三官慕色去结识玉堂春，而玉堂春首次接客便遇王三官，且见他“眉目清秀面白唇红，身段风流，衣裳清楚”，虽非一见钟情，倒也是心中暗喜。
令人感动的是，玉堂春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充当虔婆挣钱的工具，她珍视与三官的感情，更不失善良之心，她见三官使钱挥霍，又知道虔婆厉害，便苦心相劝：“人无千日好，花有几日红。
论“三言"中两个女性形赵荣凤象的矛盾性及原因(贵州科技工程职业学院，贵州贵阳550008)摘要：明代是一个充满着进步与守旧，启蒙与愚顽，思想解放与理学禁锢，人性觉醒与禁欲猖狂的对立与冲突的社会。
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三言”中的部分女性形象在伦理道德的背后，在情爱的追求过程中。
往往只能陷入两难的迷茫，陷入一种无可逃遁的悲哀。
本文旨在对其形成原因进行社会背景及作者意图的论述。
关键词：“三言”女性形象矛盾性被人誉为“全能”通俗文学家的冯梦龙“因贾人之请”(《古今小说序》)，纂辑创作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1624年刊行)、《警世通言》(1624年刊行)、《醒世恒言》(1627年刊行)，即小说史家所称的“三育”，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三言”的题材极其广泛，几乎涉及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反映了生活的各个侧面，这些作品汇成一股强大的文学巨流，冲击着正统封建文艺的统治地位。
“三言”以“情教说”为基础．充分反映了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投射了作家深沉的理性思考和对人欲问题的深切关注。
我们看到大量女性形象在婚恋自由、情爱自主、欲望张扬等方面有着空前解放的行为表现。
然而我们又同时看到．她们虽用一片真情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行动的归宿往往止于礼教，作者总是陷在既倡真情又要“止乎礼仪”的矛盾之中，这似乎给我们透出另一种信息，即女性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基础仍是社会传统的伦理规范。
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首先确定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是对女性的人身定位。
女性在“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卷四《梁夫人》按记)的婚姻原则之下，必须遵循既有的礼仪而不可“越轨”。
冯梦龙从他的人欲观和教化目的出发，提出了“男女相悦成婚”的新观点。
肯定了“真情”的重要。
但同时又肯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方式的合理性．从而造成“三言”中女性既对自主婚姻大胆追求，又处处表现出矛盾与内疚的心态，由此看到作者对女性情爱追求中的欲望表现虽多有肯定．但最终总是以传统的伦理规范来评判其欲望展现的合理性与破坏性。
理论月刊2000年第3期17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他编纂的“三言”代表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
这些作品通俗形象,贴近市民思想,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强调小说规范世道人心的教化功能的进步的文学观。
《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该文收录在《古今小说》的第十卷,《古今小说》在刊印时改题为《喻世明言》,作为“三言”的第一言行世。
这个题名很明白:所谓“喻世”,意在表明冯氏的编纂目的是劝喻世人;所谓“明言”,“言”指故事,而“明”则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取其可以导愚也”。
总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愚昧民众,以有补于世事。
那么,《滕大尹鬼断家私》又是怎样化愚补世,从而提高人们认识水平的呢?这还得从故事本身说起。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明朝永乐年间,退休太守倪守谦颇有家资,与妻陈氏生有一子,名叫善继,善继长大成婚后不久,陈氏病亡。
倪守谦鳏居多年,至79岁高龄时续弦梅氏,梅氏当时只17岁,次年竟与倪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善述。
善继夫妇视梅氏与善述为敌,倪公看出这点,恐怕小妻幼子日后遭到善继夫妇的伤害,于是费尽心机、巧作安排,以预防不测。
表面上,他把家产全分给长子,只给了一个他的行乐图画轴于梅氏;背地里却告诉梅氏,待将来地方上有贤明官吏主政时,可以持画诉理,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于是,双方各自无话,未出现伤害事故。
倪公死后,梅氏与善述生活日益艰难,恰在此时,滕大尹来该地上任,他足智多谋、断案合理,民众呼为清官。
梅氏见状,携画到县控诉,滕大尹接到此画后即回宅连夜研究,偶一不慎,茶水浸湿画轴,不料竟发现轴内密藏的倪公遗嘱,遗嘱写明将全部田产、大宅分给长子,唯一间旧有小屋分给幼子。
然而小屋内却密藏巨额财富:左壁内埋有白银五千两,右壁内埋有白银五千两及黄金一千两。
遗嘱还说,若是日后有官员断明此案,可取其中白银三百两为酬金,其余金银财归梅氏母子。
滕大尹看完遗嘱,顿生贪心,于是定出诡计,次日先传原告被告审问一番,然后将断案现场移至倪家小屋,在现场他先故意装神弄鬼,好像在与倪太守的鬼魂晤谈,再面向当事人将倪公遗嘱稍加改变后说了出来,并强调为尊重倪太守遗愿,他才只好收下这一千两黄金的“劳务费”。
从三言中的女性意识看冯梦龙的妇女观绪论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有这样一番见解：自从父氏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形态以来，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与男性创造的上帝神话一样无所不在——它通过社会化与教化的途径，直接侵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甚至生理，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生存的提示、暗示、甚至压抑，造成并最终沉淀为社会每一分子似乎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
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成为特殊性。
[1]阐述了身为女性的命运，并非从来如此，而是根据男性所制造的蓝图加以描绘而形成，她认为父权宗法制度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让她们完全丧失了言语和思想的自由表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女性也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在母系社会，女性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随着父权制的产生，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男尊女卑成为两性之间的主旋律；步入封建社会之后，压迫进一步加强，最终产生了程朱理学式的道德教条，给这一时期的女性们戴上了沉重的锁链。
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作品中本身的人物的声音外，背后还隐藏着作者的声音、观点。
三言“篇篇有据，无一篇凭空创作，也无一篇不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
”[2]虽非冯梦龙直接创作，但是冯梦龙“在题材的选择，篇目的增删以及字句的斟酌上都体现出运思和匠心”，[3]符合冯梦龙的审美眼光，由此编著而成的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本身发出的声音，能够体现出他的性别观念。
依此我们可以认为，“三言”能够体现冯梦龙对女性角色的认知。
《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曾这样写道：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
若还智量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4]在关键时刻女性能够给予男性一定的助力，可见，冯梦龙认为女性的能力并不输男性。
但在《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又有这样一段描述：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
主四方之事的，顶冠束带，谓之丈夫；出将入相，无所不为，须要通古博今，达权知变。
主一室之事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
一日之计，止无过饔飨井臼；终身之计，止无过生男育女。
[5]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在冯梦龙的性别观念中，男女两性间的社会地位并非是平等的，男性可以一舒心中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女性却只能依附于男性的而存在，安于一室之内，她的所有才能唯有在男性的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内才能得以发挥。
有关“三言”女性意识的研究的论述，如陈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全书分为五章，将性别理论贯穿于“三言”的研究中，以文献比勘的方法，通过“三言”中“规范性性别话语”和“非规范性性别话语”的博弈，分析“三言”中作者的性别意识和观念。
杨云芝的《“三言”中的性别意识》通过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分角度阐述了“三言”性别观念中的矛盾。
闫焱的《从“三言”看明代小说中进步的女性意识》从婚姻自主，贞操观念的淡薄，独立性的方面，反映了“三言”在女性塑造方面的先进性。
张荣的《<三言>中的进步女性意识》从社会制度、传统观念、婚姻的自主性、女性的自立自强等角度分析“三言”的进步观念。
王花的《从“三言”故事中的夫妻离合看明末社会的婚恋伦理观》从夫妻离合的角度分析男女双方对爱情的态度，从而得出“三言”中进步婚恋观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和的结论。
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言”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出广阔复杂社会下的世情百态，尽管诸多研究“三言”的文学评论，认为“三言”体现了冯梦龙对女性的歌颂和尊重，体现了女性积极追求爱情婚姻的自主性，敢于冲击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然而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她们虽然积极谋取自己的人生，但行为却往往止步于礼教之大防，不可否认，“三言”是由男性书写的文本，他所创作的女性依然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产物,是在礼教的基础上作出的有限的变通而已。
本论文试图通过文本及作品背景的分析说明“三言”中对女性角色认识的局限性，分析作者妇女观形成的原因。
1 “三言”中的女性意识“三言”中，塑造了大量充满个性魅力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敢于冲破传统贞节观、大胆追求幸福婚姻的女子，才情智能不输于男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争取独立的人格，反映出冯梦龙具有一定的平等女性观。
然而，这些优秀女性形象的塑造依然笼罩在父权统治的规范下，正如西蒙·波伏瓦所言，“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6]冯梦龙一面控诉着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一面却又将造成这一切的男性宣判无罪。
正是作者的这种自觉维护，使得女性在努力想冲出封建礼教的重重包围的同时，又被男性强行置于他们所规定的主流伦理道德规范中，永远无法真正实现自我。
1.1 女性追求自主情感的困囿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形式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父母包办，女性没有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这导致男女双方的婚姻生活互相没有了解，毫无感情可言，仅靠礼教维持婚姻所带来的义务，少有美满的婚配。
幸福的婚姻建立在男女双方平等的基础上，“从一而终”却使得女性失去了独立人格，完全顺从于男性，除了与原配厮守到老之外难有其他选择，而男性占领着婚姻的主导地位，在择偶方面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妻妾成群。
这种现象在“三言”中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女性们大胆私定终生，积极追求所爱，从而否定了父权制度下的性别规范。
然而否定毕竟是有限的，自主情感的追求，往往会受到女性与男性共同的阻力，连女性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在反叛的道路上义无反顾，有时不得不回归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醒世恒言》第九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讲到周胜仙与范二郎茶坊相遇，二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为了打听范二郎是否婚配，便自陈“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回家后茶饭不思，在被王婆道破心思后，直陈自己有了心上人，“那子弟唤作范二郎。
”当她死而复生后，她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朱真带她去见范二郎，并在最后向范二郎陈情“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
”虽为范二郎所伤致死，却并不记恨，反而救其脱于囹圄之间，由此可见周胜仙是个为情痴狂之人，她敢于主动表白，积极追求自己的所爱，最后为情而亡，这在当时非常的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女性并不能见容于社会，她藉由自己的感觉定下的婚事，受到了父亲的反对，文中也并未写出周胜仙气亡后，范二郎有何悲痛之意，反而当她死而复生去找范二郎的时候，他却为了自身的安全，将周胜仙失手打死，身陷囹圄之际，范二郎心生怨怼，认为是周胜仙致使他陷于此地，待释放之后，范二郎更是“欢天喜地回家”，看不到对周胜仙的真情。
相对于女主角用情至深而至香消玉殒的凄惨下场，男主人公的无情反倒能够消解困厄，娶妻生子，可见这个时代里对男女两性在婚姻爱情上的不公平对待。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临安卫指挥长女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因在花园打秋千，偶遇美少年周廷章，两人一见钟情，其后便书信来往不绝，以诗相和传情。
周廷章到王府求婚遭拒后，二人背着父母，立下婚约，私结良缘。
不久，周廷章因父病急回家，其父做主为他议婚，因贪魏女美色无双，妆奁丰厚，便又娶魏妻。
王娇鸾与廷章别后，相思成疾，她派人打探廷章消息，方得知廷章已背弃前盟，遂写了三十二首绝命诗及《长恨歌》，状告周廷章的负义再娶，封在了送往吴江县的官文内，自缢而死。
后周廷章于公堂之上被乱棍打死。
王娇鸾初见周廷章，便动了情，心中想“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聪明一世。
”二人交往中，她也能努力谋求自己的幸福，要求周廷章前来提亲，求婚遭拒后，她能够战胜自我的克制与周廷章成为夫妻，可以看出，王娇鸾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女性，她敢于捍卫自己追求的爱情理想。
另一方面，王娇鸾在感情方面虽有意动，行为上却不够积极主动，甚至极为被动。
她虽对周廷章一见倾心，却并未做出任何表示，反倒是周廷章主动逾墙写情诗。
当两人感情受到父母的阻碍后，王娇鸾劝周廷章“休得跳东墙学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驾折桂之心。
眼底无媒，书中有女。
”“此生但做干兄妹，直待来生了寸心”，竟然不敢主动追求所爱，宁愿割舍自己的爱意，将二人的感情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生。
在故事的最后，虽然周廷章在王娇鸾的设计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王娇鸾却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这不仅是对情的绝望，更是对于失贞的羞愧，即使面对薄情郎，女性除了从一而终别无他法。
冯梦龙赞同女性热情追求爱情的行为，但是这种赞同是有限制的——“情”必须服从“理”，辅助“理”，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必须发乎情，而止于礼，而不可以过多的逾距。
一旦涉及到主流意识的根本上，作者就无法以反叛者的面目继续，成为了一个封建礼教的说教者。
因此，“三言”中女性举步维艰的逾矩行为，反叛传统的性别意识，只能在礼教的规范下处处碰壁，轻者失去所爱，重者丧失性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警告世人切莫行差踏错，触犯自己的角色规范；另有一些叛逆者则在礼教的压力下屈服，通过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或者是男性的功成名就被重新纳入正常的礼教传统之中，得到了夫妻恩爱,封官进爵,子孙繁盛的看似美满的结局,而企图让人相信,“礼”是宽容的，只要扮演好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才会拥有幸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认同并且封建礼教的标准的，而非像众多著述所描述的一个纯粹的反叛封建社会的斗士。
1.2 女性自身价值的体现为了将更好的控制女性的思想意识，使女性安于一室之内，成为顺从的妻子，男性们为女性制定了从言至行，由身到心的一大套理论及规范来束缚女性，使女性心甘情愿成为“他者”，成为附属，成为男性私有的财产，而少有自己的思想。
而“三言”中却有不少篇幅赞叹女性的过人才华，津津乐道女性智慧给男性的事业带来的极大帮助，关键时刻能巧计助男性脱困的能力，可以说，这是对“妇人见短”的有力反驳。
1.2.1 对女智的有限肯定传统观念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向他人炫耀，必须守拙，必须谦卑，才能称其为有德行。
这种无理的要求将女性圈于狭小的空间，而必然导致她们见识的狭窄，因此，在这样艰难的生长环境下，有才能的女性的出现就更为难能可贵。
《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是冯梦龙赞美女性的著名篇幅，在入话中赞美了不少文采出众的女性，从汉代的曹大家、蔡琰，到晋时的谢道韫，到唐时的上官婕妤，到宋时的李清照、朱淑真，都说明了女性在文学上所展露出的光芒，连众多男儿都无法企及。
正文中数次提到苏小妹的文采超然，过目成诵，能替老父续诗，闲暇也敢于同文采斐然的兄长诗歌相和，丝毫不显逊色，更能解苏轼都不能解的诗歌，难怪苏轼在文中感叹：“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于我！”想必这也正是作者由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