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 二拍”看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爱情观和婚姻观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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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对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描写“三言”“二拍”中对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描写明朝中晚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
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居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程朱”理学也出现了某些松动,“陆王”心学一派则流光溢彩,在王艮、李贽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思潮。
与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相适应,城市中也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儒家文化有所不同的市民文化。
而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话本,更是一种典型的市井文学,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
“三言”、“二拍”是晚明话本和拟话本结集和创作的代表“。
三言”“二拍”在描写对象的下移、婚恋观和义利观的变迁、政治关怀和忧患意识等几个方面集中表现了晚明时期的市民意识。
一、对于“友谊”和“忠义”的崇拜“三言”“二拍”中体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对友谊和忠义的崇拜。
社会的欺压和意外的灾祸,使市民阶层十分害怕独立无援的处境,他们渴望通过互助的力量,避免或抵制这些外来的打击。
因此,在许多作品中,友谊和忠义,特别是手工业者们,商人们之间的友谊和忠义,被作为高尚的美德加以歌颂,被作为圣洁的情操加以赞扬。
这里,封建社会特有的“一家一户”、“同宗同姓”的宗法患想显得淡薄了,而代之以人与人关系方面真诚相见的理想境界和超宗族的亲密关系。
这是市民阶层心目中的社会蓝图。
《喻世明言》中的《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文》;《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以及《警世通言》中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篇,都是以颂扬友谊、忠诚相处为题材的。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虽并非市民,也有帝王或贤士一类的人物,但却同样表现了市民阶层理想中的友谊境界,他们向往这种境界,是想通过相互帮助和相互扶持精神的宣传,促使市民阶层的联合和团结,从而免受其它社会势力的欺凌。
”“三言”“二拍”中述一些作品,如《桂员外途穷忏悔》、《李汧公穷邸遇怪侠》等,都是讽剌和贬斥了恩将仇报的负心人的,这些作最从反面强调了友谊和忠义的必要。
电影文学92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订的“三言”中的婚恋名篇,它曾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潘虹饰演了杜十娘。
她高贵忧郁的气质把杜十娘的美丽、善良和凄婉的悲剧命运演绎得如真似幻,赢得了观众和影人的好评。
这样的婚恋名篇在“三言”和同为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的凌 初编辑的“二拍”中还有很多。
在目下翻拍重拍古典名著蔚然成风的氛围下,这些作品对启发编剧和导演运用电影这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去反映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地位和生存处境有一定意义,也可引发我们当代人的思考。
(一)尊重自我追求性爱的女性及渐变型婚恋观“三言”中有不少敢于冲破封建社会传统婚恋观的女性。
这类女性在婚恋中,多积极主动大胆追求对自己心仪的男子,她们会主动赠予信物或送一个秋波,并不在乎他们的家世门第,也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顾虑。
除了精神爱恋,她们还大胆、主动地追求性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贞节观念的束缚。
《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中的李氏、《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氏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她们或想方设法与情人幽会尽男女之欢、或与恋人私奔以期长相厮守、或以死抗争求得婚姻自主。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揭示明代女性婚恋观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故事框架建构在现代婚姻中常涉及的婚外恋上。
女主角王三巧和丈夫蒋兴哥恩爱有加,从没想过要背叛丈夫。
但丈夫去广东做生意几年不回,抛下年轻貌美的她独守空房,结果她没能抵挡住情欲的诱惑,和陈商有了男女私情。
在面对情欲礼法的两难抉择时,她斗争过、挣扎过,试图用礼法压制情欲,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情欲并坦然承受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从王三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明代女性在选择配偶或性伙伴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更多地尊从自我,少礼法拘束。
不独只女性,男子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男人向来在女人的贞节上很难超凡脱俗,而蒋兴哥在面临自家夫妻感情危机时却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宽容态度。
“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更多地是从自身找原因。
60从《三言二拍》中看中国新思想的产生张 礼 西华师范大学摘要: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五部著作,它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在作品中,青年男女摒弃世俗观念,大胆而又主动地追求自由自主的爱情;商人地位提高,不再是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也不再是为富不仁的不义之徒。
这种新型爱情观和重商新思想,揭示了明代中叶以后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及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发展。
关键词:三言二拍;爱情观;女权主义;商人地位“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是那些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更明显地再现了社会发展的脚印,是一定社会阶段的缩影。
”[1]明代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为“三言”“二拍”)正是通过其中大量的拟话本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我国明代中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封建的爱情婚姻观受到冲击,新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商人地位提高,新的社会等级也正在形成中。
这种变化不再像以前王朝变革式的推翻重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新兴思想的萌芽。
这种变化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将会从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由过渡的转变。
一、自主的爱情婚姻观“三言”、二拍中的姻缘题材类小说反映了明代末年社会思潮的变化,它的主人公既有青楼妓女,又有养在深闺的大家闺秀,甚至还有远离红尘的尼姑与和尚,这几乎涉及了整个社会的各色人物。
爱情婚姻中他们不再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禁锢,大胆追求自由、自主、平等的爱情,体现了市民们新的婚姻观,表现了市民阶层渴望冲破旧的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具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情投意合、男女平等的民主进步倾向。
古代男女相悦,便可为婚?从《三言二拍》看前沿的明末女性婚恋观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谈起明清时期的男女嫁娶,人们常常会想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一女不嫁二夫”、“三从四德”等封建教条。
这些严苛的道德伦常观念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她们置于男性视野下,丧失作为人的自由,沦为可悲的附庸。
但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那时期的妇女逐步摆脱了这种封建的束缚,开始努力追求自己的婚嫁幸福。
这种思想的发展从《三言二拍》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和肯定。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此书,感受那时不同阶层女性的婚恋观念变化。
为婚恋自由而生的《三言二拍》明代程朱理学盛行,一切以伦理纲常为准。
正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作为“人”的个人价值得不到承认,个体的自由和思想也随之禁锢。
男子作为当时的社会主流群体尚且压抑。
更不要说在男尊女卑教育下的女性群体了。
然而,明朝中后期,随着手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凭借劳动赚取酬劳。
重视自身价值和需求的思想开始萌芽。
而后,《三言二拍》应运而生,并提出了全新的婚恋观点:“男女相悦可以成婚。
”它通过展现不同阶层女性的婚恋故事,传递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人性自由的思潮。
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现实的婚恋状况,也表现出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现象开始增多。
时间一长,社会上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新风气也逐渐弥散开来。
可令人疑惑的是,一本短篇小说果真能带动整个社会思潮的改变吗?“出格”的“大家闺秀”事实上,在过往小说中,女性往往是花瓶和点缀。
“贤惠”、“温柔”、“体贴”是对她们最大的要求。
尤其是大家闺秀,“嫁个好人家”是她们一生的归宿和命运的终结。
而一般小说中,大家闺秀的婚恋只有两条路:一是甘心为家族所牺牲,以婚恋换得家族利益,失去自己的选择权;二则为了追求自己内心对幸福的向往而遭受非人的折磨。
这样悲惨的结局也是为警示妇女: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追求幸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拍体现的爱情婚姻观前一段时间在图书馆里借了“三言二拍”,看完《初刻拍案惊奇》,对里面描写男女之间爱情故事的小说印象颇深。
下面我就浅谈一下我对凌濛初先生在《初刻拍案惊奇》所体现出来的婚姻与爱情观的看法。
凌濛初编纂“二拍”时处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百姓逐渐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市民阶级扩大,对日常消遣的文学的需求越来越高,话本随之渐渐成熟。
“二拍”直接反映文人生活和思想情趣的作品要比“三言”明后期作品少得多,而以市井细民社会生活为主的种种世情、世态、世相占据了主导地位。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定程度上对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回归,但实际上两者却在审美旨趣上存在较大差异。
宋元小说家话本表现市井细民是平视,“二拍”则是俯视,属于使命之外的文人视角。
这些题材中渗透着作者对市井细民思想道德和行为的社会、道德批判以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
而落笔最多的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婚姻,这是市民间最常见的主题,也是最能反映人间百态的主题。
在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正统说教,在思想意识领域渐失其尊优地位。
日常生活中,人们嗜谈情性,以纵情逸乐为风流。
波及士流,明代中后期的情爱文学也呈现出纵情纵欲的趋向。
后人议论“三言二拍”,总说“二拍”的格调不及“三言”,就是因为它写“情”常常与“欲”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竟是从“欲”的要求去写“情”。
《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卷“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姚滴珠因不满公婆责骂,私自回娘家,在摆渡是被人所拐,在王婆的撮合下与吴大郞暗通款曲。
一过就是两年。
其中不乏姚滴珠与吴大郎的情欲描写。
凌濛初先生想借这个故事表达他在爱情与婚姻中的平等观,“三言二拍”都有大量的场景化描述,对人物的心理情感、思想动机细致入微的描述则显示出叙事者十分关注人物的性格、心理情感。
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叙事者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性格逻辑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作为情节推进的内在线索,许多情节时间都是围绕人物性格心理的表现而设置的。
近十年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王敏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蒙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
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多导次的研究。
王立言、人民的《“三言”“二拍”研究综述(1949 —1989) 》(《中国文学研究》1993 年1 期) 提供了建国后四十年的研究情况。
90 年代以来,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文章有60 余篇,它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研究成果略作概述,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一、关于《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一) 婚恋问题:《三言》《二拍》中,此类题材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这一问题也是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90 年代以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新境界的开辟。
刘敬圻《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北方论丛》1994 年2 期) 考察了那些表现传统礼地观念已发生裂变的作品,并把其中的婚恋现象分为“传统模式”和“非传统模式”,指出:它们“一方面是对现存婚恋关系的合理调整和热心疗救,一方面是对某种新婚恋模式(以人的自身价值为唯一纽带的婚恋模式) 的痴心构想与积极探求。
”王平《双重超越:聊斋与三言二拍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 年2 期) 一文指出:《三言》《二拍》中婚恋爱情小说的主人公,“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自主是对封建礼教的背叛,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而作品中露骨的色情描写,又损伤了其美学价值。
刘、王二先生之文,各有千秋,前者立足于个体价值来考察婚恋模式,比后者只注重民主精神以反封建的思想更深刻,因为个体价值是民主精神的核心原因。
然而王文正确评价了色情描写,显示出内容的广泛。
(二) 女性形象问题:近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研究中的新视角,重要的文章有:黄焕新《从“三言”“二拍”看作者的妇女观》(《天中学刊) 1995 年增刊) 和王引薄《试论“三言”中的妇女主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2期) 。
明朝中后期女性婚恋伦理观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例韩亚楠【期刊名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36)006【摘要】"男尊女卑"是中国千百年不变的封建伦常,女人在儒家的人伦秩序中被放置在"从属"地位。
为了确保男性权力的绝对统治地位,儒家大儒为女性制定一系列道德规范"。
三从四德"是其最核心的伦理规范。
这些伦理规范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女性绑架在了男性视野下,成为可悲的附庸品。
"三言""二拍"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贞操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明朝中后期的妇女逐渐摆脱了"一女不可嫁二夫"、妇女必须"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贞操观念比以往淡薄,贞操不再是唯一严苛评判女性道德的准则。
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三言""二拍"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楼歌伎的婚恋观念进行分析,对明朝中后期妇女婚恋观加以阐释,从而得出当时妇女追求婚恋自由的合理性。
【总页数】3页(P44-46)【作者】韩亚楠【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辽宁沈阳11003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相关文献】1."三言""二拍"中女性婚恋的他者关怀及自我呈现2.情欲的调控与伦理的张扬——“三言二拍”报应类婚恋故事探析3.《聊斋志异》对“三言”“二拍”市民婚恋伦理的承继与超越4.从杜十娘看"三言""二拍"中女性新的婚恋观及其成因5.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三言”“二拍”名篇心解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三言二拍中看资本主义萌芽期爱情观和妇女观的变革摘要:歌颂真挚爱情,肯定自然情欲,争取妇女人权,赞美妇女才智,在“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种崭新的、进步的爱情观和妇女观。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爱情观;妇女观;变革l7世纪中叶,在东方的中国,在思潮迭起的晚明时代,也出现了几部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短篇小说集,这就是由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由凌漾初编著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后人把它们合称为“三言二拍”。
据粗略统计,“三言二拍”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属于爱情题材的。
,爱情题材的作品在作品中都占据相当的比例。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总是能够通过一定的人物、环境和情节,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那么,以描写爱情故事而著称的文学作品,也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爱情观念、以及与爱情观念密切相关的妇女观念。
一三言二拍”中也有着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投河自尽,以青春和生命维护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想;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一片真情,终于使花魁娘子莘瑶琴认识到在爱情婚姻上,可贵的绝不是金钱、门第、等级,而是彼此知心知意、相互尊重;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刘宜春对爱情坚贞不渝,终于凭借一顶破毡笠和丈夫宋金团圆。
在这些故事里,作者热情地歌颂那些有情之人、谴责那些无情之人,由衷地表达了对于真挚爱情的赞美之情。
不仅如此,“三言二拍”中还同样有着一些描写自然情欲的篇章。
比如在“三言”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孙玉郎代姐姐到刘家行婚礼“冲喜”,晚上与刘家的女儿慧娘同眠,两人本各有婚约,却私下结情。
刘家告孙玉郎诱骗其女儿,乔太守却判二人结为合法婚姻。
判词中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又说:“相悦为婚,礼以义起。
”意思是说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前提,而“礼”应该顺应人情的实际需要,这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情欲的一种明确的肯定态度。
这种肯定的态度,在“二拍”中就更为明显了。
后人议论“三言二拍”,总说“二拍”的格调不及“三言”,就是因为它写“情”常常与“欲”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竟是从“欲”的要求去写“情”。
在<夺风情村妇捐躯>、<乔兑换胡子宣淫>、<任君用恣乐深闺>等篇章中,都有对于情欲的大胆描写。
在<任君用恣乐深闺>中甚至还这样评说情欲:“岂知男女之大欲彼此一般”,即使“铜墙铁壁,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是禁得了她们的身,禁不得她们的心。
”在这段话里,不仅肯定了男性对于情欲的需要,也肯定了女性对于情欲的需要。
这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认识:情欲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是无禁止的。
这和封建社会对于爱情的诋毁、回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在“三言二拍”中,同样也有反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给妇女带来不幸痛苦的篇章,其中最动人的恐怕要算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京都名妓杜十娘,七年风尘,欲落籍从良。
她遇上了富家公子李甲,以他“忠厚志诚”决心委身于他。
杜十娘设计赎身,同李甲一同登上了归乡的船只。
然而途中,李甲想到带杜十娘回家没法在家人面前交代,再加上盐商孙富在一旁的不断挑唆,遂以千金把杜十娘卖给了孙富。
杜十娘得知此事,她的心碎了。
她站在船头,怒斥李甲、孙富,并把自己用血泪挣来的一件件价值万金的宝物掷进江中,然后自己也纵身跳人江中,含恨死去。
杜十娘的悲剧,绝不单是因为李甲的软弱和孙富的狡猾这些个人的因素,而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才是问题的根本!封建礼教是绝不允许有身份的人去娶“娼妓贱妾”的!杜十娘以她的生命,对这种吃人的礼教做了最强烈的控诉!杜十娘虽然死了,但她为争取幸福爱情、自由婚姻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她的许多同伴还在继续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些人还取得了胜利。
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里,青年张浩和少女莺莺相好,互订盟约。
后来张浩的父亲硬要张浩娶一个姓孙的女子,张浩不敢反抗,只得答应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莺莺既投有忍气吞声,也没有上吊自杀,而是在父亲面前直率说明自己和张浩相爱,并表示自己要想办法解决此事。
她的办法是什么呢?她诉诸官府,要求“礼顺人情”,最后,莺莺终于和张浩结为夫妇。
在这个故事里,莺莺一反过去妇女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被动的、顺从的地位,而是积极主动地争取自己的幸福。
她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自主爱情婚姻的新篇章。
妇女争取做人的权利的斗争,不仅仅表现在对于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还表现在对男女婚姻不平等的斗争上。
在“三言二拍”中的《张溜儿熟布迷魂局》一篇中,身为张溜儿妻子的陆惠娘,因不满于张溜儿的欺骗行径,决然离婚和情人汤灿若结为新的姻缘。
对已婚女子的这种描写,是对“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传统婚姻制度一种极为大胆的挑战。
在《满少卿饥附饱飚》中还有这样一段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
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名、玷了节、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悻负心,做一场说话。
就是生前房屋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但不为十分大害。
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发放肆。
”在这段话中,作者尖锐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在贞节、婚姻问题上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寄同情于广大妇女,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婚姻观。
在“三言二拍”中,像聪明机智的妇女形象也不缺乏。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俊卿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是沈小霞的妾室。
在丈夫受陷害即将起解时,她勇敢地主动请求随同前往。
起解途中,她敏锐地发现两个差人不怀好意,于是巧妙设计帮助丈夫脱身,而后又用智谋战胜两个差人。
闻淑女聪明、机智、勇敢、泼辣,实则超出了封建社会中一般妇女柔弱、贤惠的形象,而俨然是一位女勇士,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俊卿虽是女子,但诗书武艺样样都不比男子差。
她女扮男装走进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出众才华。
论诗书,她博通经史、满腹文章,科举考试“一考就进了学,做了秀才”;论武艺,她百步穿杨、神勇无比,一箭射出就能让贼寇应弦落马。
父亲被诬陷以后,她沉着应对,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矛盾,终于为父洗清了冤情。
闻俊卿的精明练达、过人胆识在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变革的时代背景:社会的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城市工商业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冲击封建束缚、反对封建礼教的新思潮,人们渴望得到精神的解放。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爱情观、妇女观方面表现出了相同的变革特征。
l4世纪西方“个性解放”与“禁欲主义”的冲突,反映到l7世纪的中国,就是“情”与“理”的冲突。
其时,中国正处于晚明时期。
一方面,统治者以程朱理学立国,程朱理学把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演绎到了极至,认为封建的专制体制、等级制度、三纲五常是天地间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封建的统治者正是藉此对广大的民众进行精神上的压制和奴役。
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又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潮流,并形成了一股重视感情和强调人欲的社会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李贽、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等。
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认为“童心”即真心;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汤显祖则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表现了“情”与“理”的尖锐矛盾。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也提出了著名的“情教观”,他认为坚贞的男女之情是普遍人性、普遍人情的基础,具有陶冶人性、人情的巨大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言二拍”中出现歌颂爱情、肯定自然情欲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妇女观变革的成因。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下的。
封建的伦理道德以极其不人道的规范,对妇女的人格、智能、人身归属等进行了暴虐性的侮辱欺凌。
“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是对妇女人格的贬低和蔑视;“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对妇女才情的排斥和否定。
由对妇女人格和智能的界定,又派生出妇女的从属性,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等。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地位和权利可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智慧得到了重新的认识。
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积极地宣扬以人为中心的新的道德原则和生活理想,以“人权”、“人性”、“人智”去反对封建社会的“神权”、“神性”、“神智”,肯定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提倡尊重人、爱护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赞美人的聪明才智——而女人,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成员,无疑也在被肯定和被赞美的范围之内。
跟文艺复兴运动相类似,中国晚明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对封建伦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封建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男女关系等都受到了质疑和批判。
而在这之中,男女关系所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
在新的思潮当中,妇女的人格开始得到尊重,妇女的才能开始得到公认,妇女的权利开始得到确立。
从儒家思想中冲杀出来的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这的确是对妇女才智的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三言二拍”中出现争取妇女权利、赞美妇女才智的观念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道德伦理的范畴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范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因而其衡量标准尺度也非凝固不变。
决定道德伦理观念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实践要求;而反过来,道德伦理观念的变动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动情形。
“三言二拍”中无论是对真挚爱情的歌颂,自然情欲的肯定,还是对妇女人权的争取,对妇女才智的赞美,它们都是对落后狭隘的封建意识的嘲弄和冲击,都鲜明地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阶层对于爱情观、妇女观的新的认识,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爱情观、妇女观的变革。
正如恩格斯在<致亨-施塔尔肯堡>一文中所言:“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文学也总是随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发展的,而其中,文学精神、文学观念的变化最为突出。
在<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观和妇女观的变革,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