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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三言”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创作而成的，它不仅折射出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而且还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冯梦龙特别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性。
他想通过小说劝诫和教育世人。
冯梦龙作为一个极有才学却仕途不顺的士人中的一员，他在小说中必然渗透着所处时代的士人在交往中的甜蜜与艰辛。
晚明时期的士人是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冯梦龙笔下士人虽不全是生活在明代，但其身上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时期。
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处在转型期的士子也不例外。
特别是传统的诚信观念，他们一方面被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所牵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晚明时期新思潮的冲击。
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士子展现了具有时代性又兼有个体性的特点。
本文将从士子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交往中的所体现的诚信观念：一是知恩图报，二是舍生取义，三是见利忘义。
探究士人的思想境界，体会他们的人格魅力，也让读者看见更加鲜活的明代图景。
近年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研究与开拓，“三言”的研究成果丰硕。
尤其是在冯梦龙情教思想和女性形象方面的研究作品甚多。
随着明代“士农工商”地位的不断变化，“三言”中商人形象的研究颇受当代诸多学者的关注，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人地位的提升，诸多学者对“三言”中商人地位提升的研究也有了新突破。
在婚恋问题以及西方理论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前人对“三言”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
相对这些研究成果，关于“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研究较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一、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与“三言”中士人的思想（一）王学左派提倡人性解放明中叶，社会极端矛盾。
“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 由于皇帝的昏庸，官吏的腐败，土地的兼并，农民的破产，大批流民拥入城市，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一种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为封建社会所未曾有过的资本主义因素悄然出现。
论“三言二拍”及选本《今古奇观》的理论价值代智敏【摘要】“三言二拍”及选本《今古奇观》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小说的序跋和识语中传达出了小说编选者的小说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真”与“奇”的阐释,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和小说的通俗化理论.《今古奇观》则通过对原作的重新编排和改动对“奇”、忠孝观、婚恋观以及三言二拍的商业性进行了深化和开拓.这些理论对后来白话短篇小说的规范体制、题材内容和教化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期刊名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32)004【总页数】5页(P77-81)【关键词】三言二拍;今古奇观;理论批评【作者】代智敏【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5103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472.7白话短篇小说是明中期兴起的小说文体，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即“三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即“二拍”，代表了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有：“吾国小说至明代而臻于极盛之域”，“若短篇小说，则自宋迄明似始终不为世人注意，其与文人发生密切关系，自冯、凌二氏始。
”[1]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中晚期出现，迅速繁荣发展壮大，高潮如昙花一现，不久即湮灭于世[2]，明末选本《今古奇观》和其他“三言二拍”类选本共计十四种成为清中期以后白话短篇小说编创的余波。
通过对“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序跋、识语的深入分析，可以探讨编选者的审美观、小说的功能观、小说编创观以及小说的理论批评价值。
“三言二拍”五部小说集有序跋、叙和识语共14篇，其中阐明了关于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问题，涉及到小说的对象观念、小说的文体观念以及小说的创作观念等小说理论问题。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从审美角度来讲，强调“真”与“奇”首先，对“真”与“赝”的探讨即对“虚构”理论的认识。
《警世通言·叙》有：“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
从“三言”看冯梦龙的婚恋观作者：黄春枝来源：《北极光》2016年第02期摘要：“三言”即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冯梦龙编纂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冯梦龙在进行编纂的同时，将内容与架构进行了修订，我们可以在阅读的同时体会出冯梦龙对于婚恋的观点。
本文以“三言”为着入点，从文章中分析了冯梦龙的婚恋观。
关键词：三言；冯梦龙；情史；婚恋观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在当时发展极为迅速，尤其是以冯梦龙所创“三言”为首，更是当时的优秀文学代表作。
冯梦龙成长于经济发展迅速的苏州，便在年轻时经常活跃于酒馆等娱乐之地，对于市民生活较熟悉。
与此同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时人们的经济水平也比较高，因为当时酒楼、妓院等行业发展十分迅速，更加促使了人们追求自由恋爱及婚姻的思想。
由于冯梦龙自小受儒家文化影响，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多为倡导将通俗小说的理念融人人们的思想中，因此在他所编纂的“三言”中，很好的将儒家思想与市民观念进行了结合，因此在文章中，笔者立足于“三言”对冯梦龙的婚恋观进行了分析。
一、当时环境下冯梦龙形成婚恋观的基础与特征人作为感性的动物，情欲是形成爱情的基本条件。
在人生存发展的过程中，情欲的存在不只是一种本能的生理现象，更是在爱情发生时促使人追求爱情的核心情感，对于文人来说也并不例外Ⅲ。
冯梦龙本身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迅速，冯梦龙经常流连于妓院等场所，由此便奠定了冯梦龙开放的恋爱观。
在“三言”中，冯梦龙编纂了众多动人的爱情、婚恋故事，在抒发对爱情感叹的同时也批判了虚伪的礼教，正如其在《山歌》中所搜集的情歌，可以体会内容中作者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批判。
其实冯梦龙认为情欲存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在当时明代这种受礼教约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存在的价值也不过是为男人生育的工具而已，因此，多数婚外情变成为当时人们满足性欲的主要形式。
对此冯梦龙在“三言”中也持赞许的态度，甚至是对于乱伦的行为了给予一定的包容。
电影文学92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订的“三言”中的婚恋名篇，它曾于１９８１年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潘虹饰演了杜十娘。
她高贵忧郁的气质把杜十娘的美丽、善良和凄婉的悲剧命运演绎得如真似幻，赢得了观众和影人的好评。
这样的婚恋名篇在“三言”和同为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的凌 初编辑的“二拍”中还有很多。
在目下翻拍重拍古典名著蔚然成风的氛围下，这些作品对启发编剧和导演运用电影这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去反映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地位和生存处境有一定意义，也可引发我们当代人的思考。
（一）尊重自我追求性爱的女性及渐变型婚恋观“三言”中有不少敢于冲破封建社会传统婚恋观的女性。
这类女性在婚恋中，多积极主动大胆追求对自己心仪的男子，她们会主动赠予信物或送一个秋波，并不在乎他们的家世门第，也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顾虑。
除了精神爱恋，她们还大胆、主动地追求性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贞节观念的束缚。
《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中的李氏、《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氏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她们或想方设法与情人幽会尽男女之欢、或与恋人私奔以期长相厮守、或以死抗争求得婚姻自主。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揭示明代女性婚恋观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故事框架建构在现代婚姻中常涉及的婚外恋上。
女主角王三巧和丈夫蒋兴哥恩爱有加，从没想过要背叛丈夫。
但丈夫去广东做生意几年不回，抛下年轻貌美的她独守空房，结果她没能抵挡住情欲的诱惑，和陈商有了男女私情。
在面对情欲礼法的两难抉择时，她斗争过、挣扎过，试图用礼法压制情欲，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情欲并坦然承受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从王三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明代女性在选择配偶或性伙伴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更多地尊从自我，少礼法拘束。
不独只女性，男子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男人向来在女人的贞节上很难超凡脱俗，而蒋兴哥在面临自家夫妻感情危机时却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宽容态度。
“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更多地是从自身找原因。
［摘要］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
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
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关键词］冯梦龙；矛盾思想；内涵；表征［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09)01-0072-05［收稿日期］2009-02-14［作者简介］霍省瑞（1981-），女，陕西绥德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霍省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2009年第1期总第65期No.1.2009Total No.65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晚明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对人生与社会曾有焦灼的思考，提出“我欲立情教［1］”的大胆主张，并欲“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显露出离经叛道的狂士锐气。
于是，研究者多取其“情教”思想加以阐释，且评价较高，甚至说它反封建、反圣学，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3］。
事实上，冯梦龙以情施教的同时，不离名教的道德说教，浓浓的人性情感与明白无误的劝诫意图始终难解难分。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
一、“情教”与“名教”的界定“情教”一词，冯梦龙首次提出。
何谓“情教”？在诸多研究冯梦龙思想的学术讨论中争议颇多。
方胜提出，“情教”就是冯梦龙的“教化”论［4］。
游友基更细致地解释“情教观”的内容，就是用文艺等各种手段宣传情，推行社会教育［5］。
傅承洲则认为“冯梦龙提出的‘情教’就是一种以情为教义的宗教”，并将其与释道并称［6］。
第20卷第1期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20No.1 2002年2月Journal of Yuncheng College Feb.2002冯梦龙情学思想探本李双华¹(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江苏南京210009)摘要:冯梦龙的情教说是晚明尊情思想发展的高级阶段。
冯梦龙提出/情0的本体论,将/情0推到了至上的地位。
但情与理斗争,并没有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
尊情思想没有发展成维护个人权益的理论。
/情0本体论的建立也不是要推翻旧道德,而是要为现存道德更换基础,以此去拯救世道人心。
冯梦龙的情教说和尊情思潮都未能实现向近代思想的转换。
这是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没能提供这种转换的条件。
关键词:冯梦龙;情教;自然人性;儒家伦理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008(2002)01-0053-04明代中后期崛起的尊情思潮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前后继起的文学大家高举着/情0的大旗,使得明代的文坛异彩纷呈。
在这些文学大家中,冯梦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关键人物。
作为一个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是明代尊情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
他提出的/情教说0不仅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理论基础,也是明代尊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他编纂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反对封建礼教的内容,/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0,对/情0的推崇登峰造极。
他自称/多情欢喜如来0,并立志为情作史。
因此,人们往往将冯梦龙视为反对封建礼教的旗手,将其列入进步文学家之列,这当然不错。
然而深入观察又会发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冯氏的情学思想时时伴随着封建礼教的内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忠孝节义的说教俯拾即是。
这使喜欢划营垒,区分左中右的人感到困惑和难堪,只得用/时代局限0这个万能膏药贴上了事。
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探寻情教思想的真实内涵。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是以男女性爱为起点的。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理论内涵分析何悦玲【摘要】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并评辑刊行,既与冯梦龙对宋明以来"情"、"理"关系的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也与其"无情化有,私情化公"的"情"之规正目的紧密相连.简而言之,<情史>二十四卷作品中,既有对"情"本体地位的演绎,也有对"情为理之维"认识论的阐释,复有对"情"之内在品性的呈现及以之对"情"的规正.这二十四卷作品的合力,即是对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创作目的的共同承当.【期刊名称】《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26)002【总页数】5页(P14-18)【关键词】冯梦龙;《情史》;情本体;情为理维【作者】何悦玲【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19《情史》是晚明作家冯梦龙评辑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集。
在这部作品评辑中，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精心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并付梓刊行，细思起来，既与冯梦龙对宋明以来“情”、“理”关系的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也与其“无情化有，私情化公”的“情”之规正目的紧密相连。
以下分述之。
通过对宇宙本体地位的论证来构建其理论，是宋明理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其间突出者有张载的“气”一元论、朱熹的“理”一元论、王阳明的“心”本体论学说。
如在张载“气”一元论观点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组成的，事物的发展变化、生死存亡，都是气聚气散发展变化的结果。
而“气”作为物质存在的范畴，其间的发展变化蕴涵着一定的规律和秩序，是即为“性”：“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
下编 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创作者的劳动，从题材选择到思想内涵，都与创作者息息相关。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时代，时代风气、思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其思想情感。同时文学作品的产生还不可能离开文学传统，越是优秀的作品，与时代与作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三言”也不例外。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在批评了由文学“外在的”研究去诠释和评价作品的缺陷后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 [7]反言之，文学作品里高于现实的构造，也一定反映了类似“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等等的客观实际，只有把它们和作品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避免偏颇。我们在“三言”中可见的这些状态，都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章 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 120篇。厚重的文学作品集结成册，流传后世，凝聚了作者的辛劳和智慧，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冯梦龙在“三言”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 ,不亦可乎?”也就是说，“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那么，冯梦龙又是用什么思想以一贯之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在编纂的另一部小说《情史类略》中阐述道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情教观”也就成为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
“情教观”是冯梦龙在编纂，创作文学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思想观念，他不仅肯定“情”的本源性——“天地若无情 ,不生一切物”，强调至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而且把它作为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线——“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归结为一点就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冯梦龙在塑造这些占据作品全集 1/3以上的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时,不仅深刻反映了广大妇女的生活和心态,而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情教观”的强调 ,可以说,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思想的艺术实践。
“情教观”对文本的影响，具体讲,在两性角色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其影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冯梦龙肯定“情”是万物的本源，人类世代繁衍，繁荣的保证。因此“情”也就理所当然的胜于“理”之上。“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 ,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 ,由情不灭故”[8] ,好比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情”当作是一种根源性的实际存在的事物，有情一切便可萌芽发展，无情便只好终止回落。“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然必曰草木可以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情史·孙化》）。表明冯梦龙对天地间情爱的本源、力量、表现及其永恒精神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而且他认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提出“情”“理”互为表里，在此“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化的思想被弱化，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情欲的地位。
“三言”中的女性，不羞自媒，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也无需门第高低，只要情之萌生，有了这个源头，便果敢向前，甚至虽死不悔。《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刚开始似乎乱伦般无理取闹的男女，特别是慧娘，初见假扮嫂嫂的孙郎就情为所动，“若我丈夫像得她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慧娘正爱着嫂嫂，只说教她相伴，恰中其意。”感情一旦萌生便难以遏抑，更不用说在相处中慧娘发现梦想中像“嫂嫂”的意中人竟然是男儿身，就更是“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然而，作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乔太守，先问明了慧娘的心意，然后把她判与孙郎，让二人终成美眷。在这里，家长的曲允成全，正是肯定情胜于理的决策。“即使家长不应允的婚姻（如周胜仙）竟得神灵庇佑而成事，这是作者对女性勇敢，坚决追求婚姻自主的肯定，也是对至情的肯定”。[9]
《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中贺秀娥以及她的恋爱婚姻过程和结局也是“情”胜于“理”的典型，虽然这篇小说的着眼点在于偶然，但正是冯梦龙思想的必然体现。大家闺秀贺秀娥，未曾出嫁且知书达理，按“理”说应该恪守妇道，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课文中贺秀娥偏偏一见到吴衙内后,就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就有了“情”的萌生，欲与之结好，并且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以实际的行动向吴衙内发动进攻，更甚者是在与他云雨后，贺秀娥想方设法将吴衙内藏到了自己的船上，直到被发现后，还一直为吴衙内开脱，并表明“非君不嫁”的决心。经过她不断地努力，终于与吴衙内成亲了，获得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人们在感叹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来之不易的同时，更为贺秀娥感到庆幸。也由此印证了冯梦龙“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的说法。
其二，“情”在婚姻自主问题上拥有“万物如散线 ,一情为线索。散线就索穿 ,天涯成眷属”[8]的巨大作用，是“情”把男女双方牵到一起并牢牢的拴到一起的。
古代妇女的婚姻仅仅是一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所以才会有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然而冯梦龙笔下“三言”中的很多女性却一改被动挨打的地位，自主地争取在爱情婚姻中的主角，不但能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更是为“情”表现出极强的斗争精神。这除了和冯梦龙的“情教观”有关，也和晚明社会现实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封建婚姻观逐渐改变时分不开的，这些会在以后的篇章中详述。
《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著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身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素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知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亲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知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结婚的父母改变了态度，然后又“取纸作状，径至河南府讼府之下”，把自己和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状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媒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基础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子弟乐和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强调的是“情”的巨大力量，宣扬的是当事人爱情应高于一切的恋爱观。“仅仅为了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出生命作孤注”。乐和的真情能使潮王感动，而在《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爱爱的真情却能使全能道士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爱爱与吴清一见钟情，因不得结合抑郁而死，死后变为鬼，继续追随吴清。当吴清的父母发现后，便请道士皇甫真人前来斩鬼驱邪。尽管道士足智多谋，但最终仍被变了鬼的爱爱识破并击败，那“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自去入山修道去了”。描写道士与鬼相斗的作品古已有之,然而像这类鬼魅战胜道士的作品实不多见。“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这个鬼魅击败道士的故事，暗示了真情对名教的胜利。
其三，冯梦龙认为，天地间“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不仅如此，它还有陶冶人性，转移世风的巨大功用：“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作用于个人身上，则体现为“有情则勇，无情则怯” [8]的巨大力量。
真情给予了女性勇气，才智赋予了她们技巧，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冯梦龙也大胆为妇女正名，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对轻视妇女的封建礼教及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嘲弄：“语有之‘男之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无才可以为德，则天下之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 [10]这一观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喻世明言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其性格特色远远超出一般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的贤惠，俨然是智斗邪恶的女勇士。这个故事反映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沈链以攻严而获罪，故难免被斩，这是当时一个重大惨案。明人江盈科的《十六家小说》中《沈小霞妾》记述了这个题材，但描写简单。冯梦龙在改写这个故事时，让地位卑微的闻氏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她因对沈小霞的挚情而甘冒生命危险陪同上路。小说着力渲染了在途中闻氏智斗解差的细节，充分赞颂了妇女的才智，肯定了妇女的胆识。真可谓“情不至，义不激，事不奇。 ”（《情史·昆仑奴》 )。冯梦龙最终还是把女子的才德落脚于“情”字上，归结出“真情”这一渊源，纽带和力量。
“真情”的问题，并非冯梦龙的首创，早于冯梦龙的李梦阳曾提出，“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是说人的感情之根，存在于外物，“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梅园先生诗序》)，而“真”乃“情”的第一要素。冯梦龙继承并超越了李梦阳学说，把真情自觉地纳入他的“情教观”的理论中，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来对待，并对情与真的辩证关系进行阐述。“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冯梦龙《太霞新奏序》），这可说是对他自己所有作品的总评价，也是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审美要求。在冯梦龙的“情教观”思想中也融会贯通了当时许多进步的社会思潮，比如王学的兴起认为“人欲”就是“天理”，李贽主张的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徐渭、袁宏道等一批勇士向“存天理”教条发起的猛烈冲击，都对他思想形成有重要启发。文学作品中只有表现了真情，才真正能达到长久的教诲众生的目的。从“情教观”出发，冯梦龙力主文学必须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物要成为有血有肉，具有真情的“情种”。冯梦龙认为,最能表现这种真性情的是通俗文学，所以，“谐于里耳”的“三言”，其字里行间的真情“感人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冯梦龙在“情教观”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女性主题的开拓，揭露纲常名教及封建制度抹煞人性，践踏妇女尊严的本质和罪行，为“三言”中的女性们伸张着时代的正义和自由，在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