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创作者的劳动，从题材选择到思想内涵，都与
创作者息息相关。而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时代，时代风气、思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其思想情感。同时文学作品的产生还不可能离开文学传统，越是优秀的作品，与时代与作
者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三言”也不例外。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所
著的《文学理论》，在批评了由文学“外在的”研究去诠释和评价作品的缺陷后
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
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
的兴趣是否正确。” [7]反言之，文学作品里高于现实的构造，也一定反映了类似“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等等的客观实际，只有把它们
和作品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避免偏颇。我们在“三言”中可见的这些状态，都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章冯梦龙“情教观”的影响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120篇。厚重的文学
作品集结成册，流传后世，凝聚了作者的辛劳和智慧，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冯
梦龙在“三言”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也就是说，“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
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那么，冯梦龙又是用什么思想以一贯
之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在编纂的另一部小说《情史类略》中阐述道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情教观”也就成为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
“情教观”是冯梦龙在编纂，创作文学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思想观念，他
不仅肯定“情”的本源性——“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强调至情——“四大
皆幻设，惟情不虚假”，而且把它作为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线——“万物如
散线,一情为线索”，归结为一点就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冯梦龙在塑造这些
占据作品全集1/3以上的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时,不仅深刻反映了广大妇女的生
活和心态,而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情教观”的强调,可以说,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思想的艺术实践。
“情教观”对文本的影响，具体讲,在两性角色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塑造的
过程中，其影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冯梦龙肯定“情”是万物的本源，人类世代繁衍，繁荣的保证。因此
“情”也就理所当然的胜于“理”之上。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
故”[8] ,好比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情”当作是一种根源性的实际存在的事物，有情一切便可萌芽发展，无情便只好终止回落。“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然必曰草木可以不必芽,是
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情史·孙化》）。表明冯梦龙对天地间情爱的本源、力量、表现及其永恒精神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而
且他认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提出“情”“理”互为表里，在此“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化的思想被弱化，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情欲的地位。
“三言”中的女性，不羞自媒，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也无需门第高低，
只要情之萌生，有了这个源头，便果敢向前，甚至虽死不悔。《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刚开始似乎乱伦般无理取闹的男女，特别是慧娘，初见假
扮嫂嫂的孙郎就情为所动，“若我丈夫像得她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只怕
不能勾哩！”“慧娘正爱着嫂嫂，只说教她相伴，恰中其意。”感情一旦萌生便难
以遏抑，更不用说在相处中慧娘发现梦想中像“嫂嫂”的意中人竟然是男儿身，
就更是“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然而，作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乔太守，先
问明了慧娘的心意，然后把她判与孙郎，让二人终成美眷。在这里，家长的曲允
成全，正是肯定情胜于理的决策。“即使家长不应允的婚姻（如周胜仙）竟得神
灵庇佑而成事，这是作者对女性勇敢，坚决追求婚姻自主的肯定，也是对至情的
肯定”。[9]
《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中贺秀娥以及她的恋爱婚姻过程和
结局也是“情”胜于“理”的典型，虽然这篇小说的着眼点在于偶然，但正是冯
梦龙思想的必然体现。大家闺秀贺秀娥，未曾出嫁且知书达理，按“理”说应该
恪守妇道，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课文中贺秀娥偏偏一见到吴衙内后,
就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就有了“情”的萌生，欲与之结好，并且一直以积极主动
的心态，以实际的行动向吴衙内发动进攻，更甚者是在与他云雨后，贺秀娥想方
设法将吴衙内藏到了自己的船上，直到被发现后，还一直为吴衙内开脱，并表明“非君不嫁”的决心。经过她不断地努力，终于与吴衙内成亲了，获得了幸福美
满的婚姻。人们在感叹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来之不易的同时，更为贺秀娥感到庆幸。也由此印证了冯梦龙“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的说法。
其二，“情”在婚姻自主问题上拥有“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散线就索穿,
天涯成眷属”[8]的巨大作用，是“情”把男女双方牵到一起并牢牢的拴到一起的。
古代妇女的婚姻仅仅是一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
以礼法”（《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所以才会有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然而冯梦龙笔下“三言”中的很多女性却一改被动
挨打的地位，自主地争取在爱情婚姻中的主角，不但能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更是为“情”表现出极强的斗争精神。这除了和冯梦龙的“情教观”有关，也和
晚明社会现实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封建婚姻观逐
渐改变时分不开的，这些会在以后的篇章中详述。
《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