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资料——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钮先钟[中国][出自《历史与战略：中西军事史新论》] 1997引言历史背景战争经过修昔底德与历史修昔底德的思想精密分析历史教训现实主义结论引言《孙子》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领域中所居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
在西方古代哲人的著作中，虽也可发现有若干战略观念之存在，但都是一鳞半爪，不能算是有系统的思想。
最为现代西方人所推重的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它常被人视为西方的第一本战略著作，严格说来，那也只是一部战争史，尽管其中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战略观念，但究竟不是一部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
所以，这本书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还是不能与《孙子》相提并论。
也许最能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恰当比较的是春秋时代的《左传》，因为这两部书同为古代的战争史名著。
修昔底德的著作到今天仍受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所重视，而蒋百里先生则曾指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争史。
”所以，二者的确可以相提并论，不过其间还是有若干差异之存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作者为修昔底德(前460－前406年)，其时代和身世大致都可考。
《左传》是先有书的存在而由后世替它定名。
首先为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以后班固作《汉书》时，又改称《春秋左氏传》，从此后世遂简称为《左传》。
司马迁和班固都确认其作者为盲人左丘明，《论语》中曾提到他，足以证明确有其人，并大致与孔子同时，不过其生卒之年已不可考。
概括言之，左丘明似乎比修昔底德大约要早数十年。
《左传》是一部相当完整的编年史，其所包括的时代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年)，全部长度为255年，对当时各主要国家的兴衰都有简明记叙。
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战略思想的军事史，对于后世战略家可以提供许多极有价值的教训。
全书共分283篇，记载大小战役共计550次，其中有一部分为我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左氏对战争的写法可谓要言不烦，极为精简。
若无此书，则后人对那个时代的战争将无从了解。
对比言之，修昔底德所写的仅限于一个战争，即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全部过程长达27年，即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是从公元前435年写起，也就是战争爆发之前4年。
他本人逝世于公元前406年，而战争到公元前404年始结束，所以，他的书也可以说没有写完。
其最后的部分是由克塞诺丰(Xenophon)所续成。
总之，他的书只以一个战争为主题，而不像《左传》包括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代。
因此，他的记叙和分析也远较详细精密，专就作为战略研究的资料而言，其价值似乎较高。
国人对于西方战争史的研究多以近代为主，至于古代则比较生疏。
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内容和思想又常为西方学者所引用。
因此，对于号称“西方第一战争史”的名著若未能获致相当的认识，则在研究西方战略思想时必然会遭遇若干困难。
本文就是基于此种动机，其目的是对修昔底德的时代背景、著作内容、思想特点，提供简明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历史背景首先必须简略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背景。
希腊人为印欧(Indo－European)人种之一部分，何时迁入希腊半岛已不可考，大致应为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之间，其移民的范围由爱琴海到地中海，而进入近东周边地区。
他们建立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总数在1000个以上。
在公元前600－前500年之间的时代，以雅典(Athen)为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所谓“民主”(Democracy)制度，但同时还有其他的国家则未采取此种制度，其中以斯巴达(Spartia)最为强大。
在此同一时期，近东文明也早有长期的发展，公元前500年时希腊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即为波斯。
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前483年)已经建立地中海世界中的最伟大帝国，并开始向希腊半岛进攻。
这样也就导致西方军事史中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会战(Battle of Marathon)中，雅典人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居然击败了波斯的远征军，赢得西方对东方的第一次胜利。
10年之后(前480年)波斯人再度来犯，其声势之大远胜于前次。
但在雅典海军奋战之下，希腊的联合舰队遂又能在萨拉米斯会战(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强敌，不仅赢得西方海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
经过两次胜利之后，雅典在希腊诸国之中，也就自然跃居于领袖的地位。
于是为威慑波斯再向希腊发动侵略，雅典遂提倡组织一个同盟。
这个同盟以提洛岛(Delos)为基地，所以遂称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它组成于公元前478年，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同盟，也可以说是现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先驱。
这个同盟的会员国最初以那些感受波斯威胁的城市国家为主，包括在小亚细亚西岸(今之土耳其)以及爱琴海半岛上的国家在内。
为保护这些国家并将波斯人逐出希腊北部，雅典遂必须继续不断地扩张其海陆军兵力。
同时也修建所谓“城墙”(Long Walls)以保护其本身的安全。
城墙分为北、中、南三道，将雅典城与其港口区连成一体，等到城墙完工时(前456年)，雅典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个陆上的岛国，由此更可显示海权对雅典的战略重要性。
(城墙可参看附图)雅典城墙防御系统略图在对波斯获得一系列的胜利之后，这个同盟组织日益扩大，其会员国总数增到200多个。
但诚如常见的情形，每当外来威胁减退时，同盟内部就会出现问题，主要原因是有若干会员国对于雅典的支配逐渐感到不满和畏惧。
大致说来，受到民主党派控制的国家仍效忠于雅典，但受贵族统治的国家则开始倾向于斯巴达。
由于有分裂的意图，遂引起雅典的政治或军事干涉，于是提洛同盟终于变成一个雅典帝国，而不再是一个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同盟。
那些国家在名义上虽享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已成雅典的附庸，不仅被迫要向雅典纳贡，而且外交政策和重要的国内政策也都是由雅典来决定。
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日益恶化，遂终于在公元前457年爆发武装冲突。
雅典支配着希腊中部，并拥有优势海权。
斯巴达则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一强大陆权。
所以大致说来，双方旗鼓相当，到公元前454年直接冲突停止，并在公元前451年达成休战。
于是雅典遂又将全部注意力用在整顿同盟组织的工作上，并利用同盟的资源以对科林斯(Corinth)和埃伊纳(Aegina)扩张其权力，而这与同盟对抗波斯的原有目标毫无关系。
希腊与波斯终于在公元前449年签订和约，于是雅典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遂邀请所有的希腊城邦国家到雅典来参加一次改善国际关系的会议。
结果，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国家拒绝参加，而其他国家对于雅典的诚意也多表怀疑。
此时在斯巴达支持之下，维奥蒂亚(Boeotia)地区发生反雅典行动，于是双方直接冲突遂又一触即发。
但很侥幸，双方还是在公元前445年签订了一项假定为期30年的和约。
其条件为雅典容许一部分勉强的会员国脱离提洛同盟，而斯巴达则承认雅典对其余的会员保有控制权。
换言之，双方互相承认其势力范围，并同意彼此之间大致保持权力平衡。
此后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乘机巩固其势力范围。
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以公元前435年为其起点。
他开始详细描述战争前夕的情况，并分析某些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特定原因。
在此又有三点必须先作少许说明：(1)严格说来，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算是第二次，因为在公元前457年所发生的战争才是第一次。
但那次战争时间很短，所产生的效果也不显著，遂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史学家所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都是指第二次而言。
(2)第二次战争实际上又是分为两段，前段长达10年，后段则为8年，中间9年为和平阶段，所以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两次战争，但修昔底德却认为那是一个完整的战争，因为在因果关系上是彼此相连，无法分开的。
虽然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战争范围并非仅限于这一地区。
此外，当时希腊的国际体系也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两极化。
虽然两大同盟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领，但其他国家之中也还是有某些国家握有强大权力足以左右局势，换言之，当时希腊国际体系的结构相当复杂不能用单纯的系统观念来加以解释。
战争经过从公元前435年开始，双方即已剑拔弩张，战祸有一触即发之势。
公元前432年反雅典国家在斯巴达集会商讨宣战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前往雅典进行最后谈判，但不幸未能达成协议，于是全面战争遂于次年(前431年)展开。
史称雅典在战争初期采取的战略为“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因为那是由他一手设计故以此得名。
根据富勒将军的分析，那是一种“消耗战略”(Strategy of Exhaustion)：在陆上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发动攻势。
前者的基础为将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区连为一体的要塞系统(长城)，它根本不可能被突破。
后者的基础为舰队，若能加以巧妙运用，可以说是无敌。
虽然阿提卡(Attica)的居民必须退到长城之间地区避难，并坐视其家园受到敌军的蹂躏，但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却能摧毁敌方的经济和贸易。
伯里克利希望用此种战略即能确保其帝国的安全并使敌方最后被迫求和。
李德哈特则认为“伯里克利战略”是一种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其目的为使敌人不能获得决战的机会，并终因无力支持长期消耗而自动放弃其意图。
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说明其战略构想的演说曾予以详细记述，并指出当战争开始时，雅典在经济和海权上正处于巅峰状态，所以对于胜利深具信心。
然则为何终归失败呢？诚如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所云：“在战争中有太多的事是不可预测的。
”伯里克利虽自以为算无遗策，但他并未想到瘟疫的来临。
瘟疫对雅典的人力和士气构成严重的打击，而其无可补救的损失则为伯里克利本人也在公元前429年因疫病逝世。
他的死遂使其所拟定的战略无法贯彻，并终于导致雅典败亡。
诚如修昔底德所形容，“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中，权力实际上是握在其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的手中”。
伯里克利连续执政15年，保有无上权威，无人敢反对其决定，他一方面能“尊重人民的自由，但同时又能对他们加以制衡”。
自他死后，雅典内部的政争遂层出不穷，于是对于战争指导也就自然摇摆不定。
从公元前426年起，雅典遂完全放弃伯里克利战略，改用由克里昂(Cleon)拟定的直接攻势战略。
富勒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李德哈特认为，这样虽能获得若于卓越战术成功，但在战略上不仅要付出较大成本，而且得不偿失。
双方僵持不下，互有胜负，但到公元前424年初冬时节，斯巴达名将布拉西达斯(Brasidas)攻克安菲波利斯城(Amphipolis)，使雅典人辛苦赢得的一切战略利益都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