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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小组成员：刘畅 213020204114王月213020204063邹琳213020204112赵宁洋213020204118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有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由政治体制滋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从未消退甚至，这种声音越来越多。
可见，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一）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其问题归纳如下：第一，权利过分集中。
在政党权利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协商难免流于形式。
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政府在与市场企业利益关系中过多运用权力，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
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问题。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指出“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对一把手权利的制约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第三，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
我国是官员最多的国家之一，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长，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
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并增加了行政成本。
（二）现行政治体制弊端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1、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方式转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仅仅是从外部间接影响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而是作为构成经济基础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所有者，从内部对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举措如，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调整，及时一种经济现象有是一种政治现象。
浅析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摘要】本文旨在浅析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首先介绍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的由来和内涵，探讨了其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应用和局限性。
随后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权力集中、效率低下等方面。
接着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和关键。
最后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思考，如加强权力制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等建议。
通过本文的讨论，希望能够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问题的关注，并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参考和思路。
【关键词】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存在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思考1. 引言1.1 引言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是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提出了政治和行政在功能上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观点。
本文旨在浅析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探讨其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应用和意义。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的由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19世纪末提出的“政府管理”的概念。
他认为政治与行政应该分开，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政策，而管理实施政策的事务则应该由行政部门负责。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强调政治和行政的独立性，政治应该负责决策和指导，行政应该负责执行和管理。
这种分工可以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行政腐败，保证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
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政治手段常常被滥用于行政管理中，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政治环境不够稳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必须明确政治与行政的职能边界，加强行政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确保政府的公正和效率。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需要借鉴和运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政治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规范化。
近代中国的改革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改革更是至关重要。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探讨近代中国的改革。
一、政治改革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康梁变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于1898年发起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和西化政策来强化国家，加强国防，推进现代化。
然而，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阻挠，戊戌变法未能成功，但它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时刻。
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结束。
这次革命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并创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全新篇章。
二、经济改革近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和腐败。
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和改革措施。
1895年，丧失对台湾的控制后，中国政府明确了追赶西方工业化的目标。
李鸿章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鼓励学习并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这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
改革开放政策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元素，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吸引了外资和技术。
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大国之一。
三、社会改革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十分重要。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次重要力量。
新文化运动于20世纪初兴起，推崇科学、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呼唤个体解放和国家强盛。
这场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运动和教育改革等。
这些改革消除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之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将依法治国作为根本原则，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建立健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体制机制，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推进民主决策。
民主决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健全人大代表制度，完善人民政协制度，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四、加强和改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加强和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和管理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府职能从过去的直接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效能和公信力，推动政府工作职能更加科学、规范、高效。
六、推进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动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有序。
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摘要：本文试就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认识，及怎样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供商榷。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实践、借鉴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重要原则。
在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我国政体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警戒。
只有把这些重要思想贯穿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才能使我们在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斗争中具有主心骨，才能保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推进。
(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经验。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透明度与反腐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透明度与反腐败: 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政治改革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中国政府意识到透明度和反腐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本文将探讨透明度与反腐败在中国政治改革中的重要动力。
第一部分：透明度的重要性透明度是政府运作的关键方面之一，对于推动政治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透明度能够确保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使政府更加负责任和可信赖。
以下是透明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作用的一些方面。
1. 民主合法性透明度可以增加政府的民主合法性，使政府的决策过程更加公开和透明。
这有助于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参与感。
2. 反腐败透明度是反腐败的有力武器。
通过公开政府的决策、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有助于揭示腐败行为，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前发展。
透明度还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3. 社会稳定透明度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当政府的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时，人民可以了解到政府的工作重点和改革进程，从而减少对政府不满的可能性，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第二部分：反腐败的重要性反腐败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方面。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现象，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以下是反腐败在中国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1. 提高政府效能反腐败可以减少腐败导致的资金浪费和资源流失，提高政府的效能。
通过打击腐败，政府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公共事务，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2. 保护人民权益反腐败是保护人民权益的重要手段。
腐败现象往往导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人民权益的被侵犯。
通过反腐败，政府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增强国际形象反腐败对于国家的国际形象也具有重要影响。
一个没有腐败的政府会为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三部分：透明度与反腐败的互动关系透明度与反腐败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随着中国不断加快现代化步伐，政治改革也成为了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适应新形势的必要手段。
政治改革不仅关乎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更影响着人民的福祉和未来。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
一、政治改革的必要性1.适应时代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然而，旧有的政治体制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改革需要和时跟进时代变化，积极适应国际环境和社会发展。
2.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政治改革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国家治理水平不仅要求政府机构、权力机构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更要求决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
3.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政治改革可以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正、公平、公开的法制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去除政府和社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因素。
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1.扩大参政范围扩大参政范围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现代民主制度要秉持“公民平等、参与平等”的原则，推进多种形式的全民参与和强化政治民主的制度安排，促进全体人民积极参政、直接参与、有效参与。
2.完善法制体系完善法制体系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抓手。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要使政治机构、公民民主权益都在法制范围内管理，保证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为现代民主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新型政治文明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改革的深化内容。
现代民主必须遵循新型政治文明建设的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心灵和谐、勇于创新等，调动全社会力量，凝聚人民力量，使民主制度更加有效地推进。
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现状1.媒体公开化媒体公开化是中国政治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生动范例。
通过媒体公开化，政府可以更广泛地了解公众意见，民主意识不断提升，政府也能及时了解到自身问题的外部反应和后果。
2.民主协商制度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
高考政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知识点导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治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多次改革和调整。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和时代需求，推动人民政治参与，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水平。
本文将为大家导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点。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和最高领导力量。
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和政治体制的重要原则之一。
党的领导在国家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制度安排确保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持续发展。
2.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制度我国的政治体制设立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两个重要职位。
国家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国务院总理则负责组织和管理国务院的工作。
这一体制建立了国家政权的首脑和政府的首要领导，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秩序。
3.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设立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地方政权的最高组织。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负责地方政权的工作。
它由选举产生，广泛代表了各阶层、各民族和各界别的利益，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4.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政治体制中注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推动党内协商、党外协商和党与无党派人士协商的相互联系。
这一制度保证了各个政治力量的合理参与，促进了政策讨论和决策的多方面考虑，形成了广泛共识，推动了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
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解决民族团结和发展的问题，我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一制度通过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单位，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繁荣。
6.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注重加强基层民主，倡导社区自治。
通过开展居民委员会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等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民主管理权力的实施。
这一体制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和社会稳定的提升。
总结：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和时代需求，推动人民政治参与，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水平。
联系实际谈谈，政治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当代中国面临许多挑战和机遇，而政治改革被视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之一。
政治改革意味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改善。
本文将探讨政治改革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首先，政治改革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关键。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平等等。
政治改革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和透明的政治体系，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公平。
只有通过政治改革，中国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政治改革对加强国家治理能力至关重要。
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可以为国家提供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高效和准确。
政治改革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政治环境，增加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和参与，促进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通过政治改革，中国可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挑战和问题。
此外，政治改革对于增强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感也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改革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法治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通过政治改革，中国可以加强法治意识，推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幸福感。
政治改革将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前进的动力。
总之，政治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通过政治改革，中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感。
然而，政治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和利益，避免法律上的复杂问题。
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明智选择，中国才能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并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提要：本文提出了分析政治制度变革的“规则与秩序”的思考方法。
对众所注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文对民主至上的方案如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农村基层直选为突破口等等，在价值上和知识上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替代性的宪政联邦主义的政改思路并做了相应的论证。
本文希望的是引发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认识模式的转换。
一、内在的探究方法
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政治改革中，政治学家能够做什么？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是突兀的，我想首先要交待一下我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理论视角是什么。
我的方法简单说是“规则与秩序”的研究方法。
这个方法的背后当然包含着许多人们的努力。
从正统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那里，我们学习到了在一定规则下人类社会秩序之形
成的洞见。
这种学术努力的源头在亚当·斯密那里，而在更久远的时代也早有其思想的萌芽。
而规则，这个词本身就有规范的含义，辨别是非，是古往今来所有人们的日常语言实践。
西方早有自然法学说，当代康德传统下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对正义规
则进行了异常细致的辨析和提炼。
中国也有着孔孟传统下的源远流长的道德言说。
当然极为重要还有法学家们的理论和实践《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
，北京：三联书店）。
对这两种思考方法的结合，我承认在当代哈耶克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者，正在兴起的宪法经济学我相信也走在同一条路上，而美国宪法的创立及美国建国之父们特别是詹姆斯·麦迪
逊是将此种结合运用于实践的杰出典范。
我刚才所说的规则与秩序的理论，严格说都是一种内在的探究方法。
对于人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象，并不采取一种客观的观察者的立场来研究，就象通常自然科学家所作的那样，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社会和人类的制度。
这正是我并不认同的研究方
法。
尽管在“科学无所不能”这一信条的鼓励下，它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是同人类的基本日常语言实践相矛盾的。
只要我们的语言仍然存在，并且人类得以凭借语言来互相交流，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和建构来说就只能是
辅助性的工具而不能是基本的范式。
在地下考古当中，各种先进的科学检测的办法尽管重要，却并不足以使我们理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想知道的并不是一个死去的生物体已经死去多长时间了，我们关心的是他是谁以及有关他的故事，就好象我们现在问一个陌生人他是谁一样。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唯有人类才能结成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他本是个什么样的客观实体。
我相信这些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对眼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已经起到了误导和混淆的作用：要么是想去发现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运行规律，即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注定了的客观规律，并要求人们依此规律全力追求一个新的社会，并力图把新社会的美好蓝图
带进现实。
但是只要我们稍有常识就会发现，这些努力还是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新的规则，而在这些新规则下的人类行为及其结果是
非常可怕的，是那些始作俑者也不愿意看到的。
到了今天，这一思想的又一变种正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它们就是文化决定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
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正义，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因此西方的法律概念是不可能运用到中国的。
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要将西方的某一条法律运用到中国来的问题，而是面对中国的问题，是要做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还是要做一个内部的探究者进行思考
的问题。
一个外部观察者的思考方式总是或者能够发现某个地方的人民的特殊之处，并对这些特殊之处做出解释；或者总能发现历史的理性或普遍规律。
由此导致的实践都是忽视甚至毁灭人类的基本价值，并在知识上错误地理解人类社会的秩序的性质，从而最终陷入荒谬。
而一个内部探究者无论他掌握了什么高深的理论，却会认为每一个中国普通民众和他一样都是有理性的人，是同样的
能逻辑思考和有正义感的人，是在对话中寻求理解和共识的人们的一员。
正义是具有语言交流能力的人类的主体间的理解，秩序是在规则下人们主观追求各自目的的结果。
因此认为发现某两个地方存在不同的规则这
一事实就可以将人们对正义探求的努力，以及建构规则的努力抹杀掉是绝对错误的。
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者，他们的思想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最典型的建构理
性主义。
从上面对规则与秩序的简单解说可以看出，我的说法并不代表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看法，即以经济人的模式解释一切。
我们知道理论的特征在于抽象，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当然明了，而且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建立了抽象的模型，这种抽象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处理万万千千的经验事实，而不陷入对经验事实的表面因果性理解当中。
事实上，在宪法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一些学者们以可能绝不低于经济学家的抽
象程度在建构和思考着他们的概念。
对于这一点，读一下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就可以
很明白。
因此，在政治学者当中，存在着这样的对宪政规则的理解方式，即宪政是我们理解经验事实的概念结构而不是经验事实
本身。
正是依赖于这样一种概念结构，政治学者们才能够不过分依赖于经验事实的提示，不在万千的经验事实大海当中迷失方向，从而在表面似乎相似的事物当中辨识什么
是宪政什么不是宪政。
简单地说，对秩序的探究，是经济学家的事业，更进一步的则是以“自发的秩序”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人类
社会现象所做的解释。
对秩序的探究不能等同于对规则的探究，即使在纯粹解释的意义上，把财产权利仅视为个体之间的博弈均衡也是不完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无限扩展，会形成沿空间展开的堪与沿时间展开的历史主义决定论
相比的一种决定论，都最终会导致伦理和规则的虚无主义。
但是，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神学加上经济学，而不仅是其中的一个，没有经济学的帮助，道德哲学家或神学家不能工作出可在现实中生存的制度来。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哲学或立
法科学。
我大致形成了一个总的理论思考框架──“自发的秩序”和对规则的建构，这就是通过将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自发的秩序”作为理论工具来限定人类能够建构的
领域并进行规则的建构，而人性超越的一面使得规则的改变成为可能；通过超越和规则下人类俗世目的的良好实现的一致来说明
由此得出的规则的优越性。
就近来很有影响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来说，毋庸置疑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小凯教授，这篇文章在利用经济理论分析转型国家的改
革举措所产生的经济绩效和经济结果方面
深具洞见。
但是，对于专业是政治哲学或宪法理论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一些令人不满意之处，这些不满可能出现在文章的一些细节之处，更可能出现在一些对于宪政的理解方面。
例如这样一些问题，俄罗斯实现的是否是一种宪政转轨？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否进行了宪政改革？法国革命的后果是什么，是否进行了100多年的宪政转型？能否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提
并论？如果经济学家意识到将北欧社会的
政治经济体制引进中国将是场灾难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否认北欧国家实
行的是宪政。
一如经济学家在他们的领域所做的一样，政治学者在做出他们判断时依据的也是抽象而非常识，因此这两个领域所为人类提供的真知识往往都具有反常识的性质。
当然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他们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理解也可能是常识性的，会迷惑于统计数字如GNP等等。
更严重的是，他们因此有时将道德规则直接应用于政治
领域。
根据“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哈维尔和哈贝玛斯赞成科索沃战争。
但是，“人权高于主权”，正如“上帝高于国王”，其正确性在于“人权”和“上帝”都不具有
实质的经验性的含义，都代表了人们的理想、超越、难以明言的对普遍正义的追求。
“人权高于主权”是我们论辩中正确的逻辑形式、是道德判断语言正确的语法，却不能为现实中国家的行动作直接的辩护，因为我们现实能观察到永远是几个主权间的斗争，而不是人权和主权间的斗争。
有许许多多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