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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构建和谐社会（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历史上，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这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所形成的堪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中共中央之所以以中央全会这样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很高会议规格，来全面、系统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了给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息，即：此一重大命题，是从现在起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四十五年内，我党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
此一重大命题，又是我党在今后更长得多的历史时期内，即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
因此，此一重大命题，实质上即是我党在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首要基本理论和纲领问题上的核心理念。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所以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其理由是：此一命题，基于经济发展要求而又提到从总体上把握诸方面社会关系连同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确实是一个提纲挈领、统帅全局的重大命题。
新时期以来，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全党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先后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明确界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从同经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狭义的“社会建设”方面界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郑永年：如何再次实现改革的突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二十周年、中共十八大来临之际，中国的改革再次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二十年前，基于“南方讲话”之上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
这一改革路线为今后中国二十来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不仅成功对付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而且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二十年过去了，进一步的改革面临重重阻力，社会不满声音不绝。
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改革的下一个门槛必须迈过去。
迈过去了就是光明的前途，如果迈不过去，那么中国可能陷入人们所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低度民主陷阱”也很可能到来。
下一步门槛是什么？就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
中国改革的现状如何？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
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具体地说，各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强调“维稳”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严重制约着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
“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
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
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
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同时改革的力度也不小，尤其在九十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
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
全面深化改革要分几步走？郑永年2014-03-24 09:33:06编者按：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处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言时，“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因为有四个问题在全面束缚着中国的改革：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以及改革本身与社会几代人之间的矛盾。
这四个问题，不仅仅束缚这改革，也是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那么，中国改革究竟该遵循着怎么样的大致过程才能逐渐破解以上问题呢？让我看回顾一下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中所提到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
大家对经济改革的过程比较清楚，这里无需详细论述。
在此我主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
要再细分的话，就会发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本身也是分不同阶段进行的。
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
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
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主要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各级政府的分权。
当时改革者也是希望把权力直接分到企业，但大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所把持。
90年代主要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分权主体是从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战略上。
其中，“放小”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也就是西方所理解的分权。
而近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央国有企业的大扩张，经济权力又再次向中央集中。
这一点，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第三，开放性。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
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
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就是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
这一过程最早始于中国70年代在国际关系上的改弦易辙。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
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
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
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
（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
）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
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
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
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
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
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
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
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
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
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
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
不改革就被改革作者：来源：《西部大开发》2013年第01期中国经济飞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再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口。
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国家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改革改什么关于如何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局面？这些话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热议的焦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012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就说过，“关于要不要改革，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
除了极少数认为中国模式（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与我通常所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最好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改革，即便是很多人认为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改革中获益较多，但是他们在现在这种局面下也会感到缺少安全感，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富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从改革的条件来看，现在的形势比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方面都好太多了。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存在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也很大，甚至比现在更大，当时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思想认识、组织体制和财力多个方面。
再看今天，改革条件比当初好多了。
关于怎么改，目前争论很大。
郑永年认为执政党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尽快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以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为例，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
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当时也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当时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能提，只能提“商品经济”。
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成功外，其它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直到邓小平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
通过这么多铺垫，直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结束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摇摆不定，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最终形成了经济改革的共识。
郑永年: 中国改革的“不”选择及其前景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即，这次会议刚好也是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大会，因而引来全世界的深切关注。
人们不仅关注新的领导集体的组成，更为关心新领导层会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怎样的改革。
不过，令很多人非常担忧的是，新领导层是否会对中国的改革道路做一个“不选择”的选择。
这种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尽管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坚持“中国道路”，但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方向和内容不甚明了，更没有确定感。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
这些年，中国兴起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
但这场最初被认为很有意义的讨论，很快就被高度政治化，转变成为中国左、右派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
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很好，比西方模式还好，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以改革；右派恰恰相反，不仅不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而且认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根除掉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中国高层似乎刻意回避这场争论，除了一些已经处于政治边缘的官员出来参与争论外，官方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官方选择的是“中国道路”的概念，寄希望用此概念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甚至建国以来60年的发展经验。
但是，无论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境况，还是海外各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来看，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即中国要通过怎样的改革走向怎样的未来。
很显然，无论建国以来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道路”都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
建国以后的道路和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主观选择分不开；改革开放的道路和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选择分不开。
尽管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历史的呈现形式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
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极为关键，选择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近年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人民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中国领导层做新的改革选择。
1、有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请谈谈对此观点的认识。
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似乎有一种误区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导致“西化”甚至国家政权颠覆。
有的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托词；有人经常错误地把前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中国不断制造‚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
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剧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由这种腐败落后的上层建筑构筑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苏共的倒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话，那也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当造成的，而不能本末倒臵，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
其次，始终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这方面的困惑和争议大大减少，而在政治领域似乎仍然受着姓“资”姓“社”的困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是不断有所突破。
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马上就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扯在一起，于是在有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禁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的干扰：其一是“向西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其二是“向后看”，即用完全否定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得出“今不如昔”结论的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状态的眷恋，甚至主张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其三是“向上看”，即完全无视我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描绘得完美无缺，实际上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改革。
郑永年：不改革,就被改革
王尔德
【期刊名称】《中国中小企业》
【年(卷),期】2012(000)004
【摘要】20年前,邓小平南巡重新定义改革,20年后,中国经济飞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rn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再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口.rn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国家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如何推动形成改革共识、中国如何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议题接受了采访.【总页数】3页(P40-42)
【作者】王尔德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改革必须"深耕"——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纵论改革 [J], 徐百柯
2.郑永年：中国可避免收入陷阱需找到改革突破口 [J], 经济参考报
3.为高考改革通向美好未来架设坚固的桥梁——郑若玲等著《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述评 [J], 田建荣
4.广东省中小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成就被评上“广东普通教育发展和改革十件大事”之一 [J], 何艰
5.郑永年:推进改革的关键在对内开放 [J],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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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
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
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
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政治问题。
如何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
实际上，“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
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革政策。
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
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
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一些人只知道“不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获得解决。
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
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
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
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
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方方面面的制约。
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很快就改变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来源日期：2011-3-29本站发布时间：2011-3-29 22:33:04阅读量：377次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
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
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
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
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
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
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
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
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
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
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
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
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
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
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
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
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
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
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
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
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
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
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
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
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
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
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
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
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
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
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
“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
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
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
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
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
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
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
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
“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
“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
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
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
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
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
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
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
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
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
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
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
结果是官僚坐大。
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
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
社会同样没有权力。
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
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
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
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
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
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
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
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
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
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
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
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
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扮演重要的作用。
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
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
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
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
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
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
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
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
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
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
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
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
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
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
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
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
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