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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体西用”摘要：近代以来，救世实用心态与传统认知机制发生了断裂。
由此导致并逐渐扩大的断层，为“中体西用”的产生与演变提供了空间。
鸦片战争后，“师夷”的提出使“经世致用”发生了本体与方法的分离，“中体西用”便萌芽于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危机促成“师夷”的开始，为给此一“重事功”的行为在传统认知模式中寻求“合法性”理论依据，“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中法战争证明洋务运动不见成效后，为学习更为有效的西方“大本大原”，“中体”被早期改良派缩水为抽象的“圣道”。
此后甲午战败带来深重危机，为了变法救亡，“圣道”又被维新派所修改。
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其实只是一个言人人殊的东西，其进步与落后取决于用之之人的认知机制与观念思维。
关键词：“中体西用”避害意识实用心态传统认知模式断裂“中体西用”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此已做了详尽的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似乎多数论著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体西用”理论框架或思想模式之上，而忽视了对其背后认知机制的考察。
故不揣浅陋，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中体西用”的分析来探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挽救国家危亡的心路历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一、“中体西用”的逻辑根源“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借助于文化观的体用理论，对中学与西学二种不同文化因素进行调适整合的一种文化模式”，①必然有其文化心理背景。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
以此为出发点，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就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普遍同一的总体，个别和具体事物并不是与这个世界整体分裂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本体与事物处于原始的同一关系之中……这种倾向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一整套与之相应的以整体调和为特征的思维方法。
”②这就是整体直觉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总体的概括性特征，也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最主要的认知手段是主观的内在领悟、体认而非外在的概念界定和逻辑分析。
学术论坛272 2015年14期简评“中体西用”罗明先胡水玉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摘要：至今关于“中体西用”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褒贬不一，但几乎都侧重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这一想不应该局限在洋务运动时期。
在近代社会，政府主导的3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践。
基于此，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件事件中解读了“中体西用”，力求客观、准确的，评价“中体西用”。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780(2015)14-0272-021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出现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则是沈毓桂在《救时策》一问中写到：“夫中学西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始于晚清洋务派为谋其自身发展，提出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为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发展理念，但他不应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学习先进文化的思想沿袭至今仍有其价值可言。
“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亦有类似之处。
“经世”在于世界不断变化，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变；“中体”实指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沉淀出来的文化为主体，“西用”则指学习先进技术，在今天来看，不止西方，北方，南方，东方皆可，学习的不止技术，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科学或理念，皆可“拿来”！“中体”不失我中华民族之根本，“西用”则物尽其才，锦上添花。
在万变的“经世”中以“中体”稳固其根基，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用先进科学技术助力自身发展，这便是“中体西用”在今天的意义所在！尽管我们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时，总把“中体西用”——在不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只模仿西方器物而不改变自身落后制度、观念的学习模式，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成为我对狭隘的“中体西用”的诟病，虽然当时的“中体西用”理论尚处幼年期，内容也不够丰富，但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唤醒了大部分当时已经麻醉中国人，鼓舞了已经睁眼看世界的开明的中国人。
“中体西用”作者：陈桂花来源：《科技风》2019年第21期摘要：“中体西用”文化范式是一种中西文化比较、选择与融合的思维范式，其中的“体”和“用”都有着自己的源流和内涵，在不同时期，经不同学人阐释，“体”“用”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总体来看，“体”和“用”地演进是依照器物、制度和理念的顺序递进的。
由于“体”“用”的适应性广，近代学人将其与中西文化相比附，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一种广为人们接受的新文化思想——“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这一思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并最终发展成一种共同的学术趋向，衍生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为近代不同阶段的学人所共同遵循。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派;现代演进“中体西用”这一文化范式，实质上是中西文化选择与比较问题，既是一种融合中西的思维范式，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行为趋向。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贯穿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全过程，早在印度佛学传入时便显端倪，到近代则更加突出。
本文试图跳出传统的评价式研究，对“体”与“用”的概念和层次进行重新界定、内涵进行哲学抽象，厘清其间内在的和有机的关联性，展现其动态的变化过程;并沿着器物、制度和理念的层次分析“体”“用”的演变规律，展现“体”“用”在人文层面和器物层面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将“中体西用”论上升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范式和哲学范畴。
这种研究视角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期在某些局部方向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体”“用”概念的内在关系从理学的总体范式和前文朱熹对“体用”关系的界定来看，近代意义上的“体用”关系已经隐显。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把中西文化分割成三个层次——器物、制度和理念，相对应的，“体用”也分割为三个层次。
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体”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他决定着“用”的存在形式和内容。
而“用”则是“体”的具体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依照一定的关系递进。
“中体西用”思想三大跨越式演进19世纪中叶，中国这个即将无奈地走向衰落的国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了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教育的基本方针，贯穿在其实践过程的每一环节。
该方针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有志之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
但是，对于“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无疑是一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更新的革新理论，既照顾了当时的形式变化，即必须学习西方，又照顾了当时长期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民的情感，使西方文化合法地走入中国，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方文化的结合。
也有的学者认为，“中体西用”毕竟是作为一种继续维持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观念，其领导人也是始终代表封建阶级的洋务派，天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它不但没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打下人才基础，反而使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日本，半封建本殖民地的厄运更加严重。
还有人认为，“中体西用”仅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称谓，过了那个时期，这个称谓就不在有意义。
是否“中体西用”思想真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株昙花？不是的。
从它的产生那天，就一直伴随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演进。
纵观历史，“中体西用”思想主要经过以下三大跨越式演进。
一、封建主义时期的“中体西用”——物质层面1.“中体西用”的产生及含义“中体西用”产生于封建主义的末期，其最初的表述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提出的“以中国论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而明确宣称这一口号的一般认为是1895年的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发表《匡时策》所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中华人迹，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同时，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以“新”“旧”学二分法进行较全面的描述。
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体西用”还起源于两个文化理念的走向。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提要：鸦片战争时，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也同时击碎了“天朝”人们虚骄的心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夷狄”和“夷狄文化”，中西文化碰撞遂成为近代中国嬗变的主题。
如何对待“西学”？又如何对待“中学”？“中体西用”思想即是近代中国人对上述问题的最初回答。
这一文化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大致经历了由“西艺”到“西政”到“西教”三个演变阶段。
本文通过“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演变三阶段的考察，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艺西政西教提纲引言一、“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艺”的传入二、“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政”的传入三、“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教”的传入结束语“体”和“用”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很能表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的范畴，它涵义丰富、运用广泛。
最早将体用两字并举，是先秦思想家荀子。
《荀子.富国篇》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1不过在先秦时期，体与用多是分开来讲的，两者并举仅是个别的情况。
到魏晋时期，“体用”已经是指一物的“体用”，如玄学家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2此处的体是指存在或实体，用是指作用或表现。
到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往往用“体用”来表述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他们把“体”看作是内在的深微的基础，是恒常存在的不变的东西；把“用”则看作是外在的明显的表现，是流动的可变的东西。
理学家程颐又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后又经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等人的进一步解释，“体用”便是指一个事物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3近代中国人所使用的“体用”，却常常用来表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导作用和从属作用、最高准则和应用方式、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并且使用的范围相当宽泛。
诸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
”（曾国藩语）“以守为体，以战为用。
”（王文韶语）“以清心寡欲为体，以破除情面为用。
浅析“中体西用”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当代价值作者：匡雅楠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5期摘要“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有志之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
本文通过对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历史考察,在对其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指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新型的“中体西用”,并对这一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构建提供积极的借鉴。
关键词中体西用思想观念体制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278-02一、“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一)“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是晚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为改变落后的状态,由代表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提出的改良纲领,其目的除了要维护衰败的统治秩序外,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鸦片战争之前,当时中国发达的文明和强盛的国力支撑了人们“中央之国”的思想,“中国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者一直以中国为“天下”,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来划分“中国”和“四夷”,认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但是中世纪末以后,西欧国家科技和经济日益发达,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却依然是唯我独尊、傲慢自大,拒绝与外界来往。
乾隆皇帝在拒绝同英国通商时给英王三世的回信中鲜明的体现了这一思想。
他写道:中国“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之物。
”鸦片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中国政治和社会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西方文化激烈地冲突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特点。
民族的耻辱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积极向西方学习,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希望通过文化创新和整合,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进而发挥中华文化的伟大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体西用”与文化传播[摘要]“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及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
它的提出和实践，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它是中西文化交流方式的一种尝试，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关键词]中体西用文化发展文化融合19世纪40年代，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新技术、新文化不断涌入国门。
思想活跃的学者和官员很快认识到西学的先进和清朝自身的落后，也认识到了必须要“师夷长技”。
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运而生。
笔者认为，“中体西用”是中西文化最初结合的一种方法，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模式。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对“中体西用”的阐述，我们可以从洋务思想家的著作中见到。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谈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强国之术。
”[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2]王韬、薛福成等也对此表达过看法，其内容均主张把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根本原则，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御侮、强国的具体方法。
“中体西用”思想虽然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却兴盛于90年代和20世纪初，所以，在戊戌变法时期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更明确。
“中体西用”从提出到兴盛其内容是很广泛的，何为中体，何为西用，并没有做具体规定。
尽管张之洞提出：“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又说“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3]然而，“中体西用”论仍然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所以，洋务派可以讲，维新派可以说，甚至守旧人士也可以谈。
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其旧以从人也。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4]他的意思就是要用创新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用开放的眼光吸纳外国的先进文明成就。
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_历史学论文【精品论文】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_历史学论文 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政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
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历史，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
而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
现在要讨论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
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
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shànbiàn）丁伟志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与悲愤。
如何从亡国灭种的险恶前景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一切有识之士所共虑的迫切课题。
一场以救亡保国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兴起，并异常迅速地形成高潮。
与这场政治运动相适应，一场为维新变法寻求学理根据和指导思想的新型文化运动，也以狂飙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间，以“不败自败”的中法战争为导线，在洋务派内部对于洋务运动失误的检讨批评已经渐成气候，如今更加一发而不可遏止。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时代的新课题要求人们从文化的高度重新做出抉择。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体西用”文化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具有了洋务运动时期所没有的新性质和新内容。
“中体西用”文化观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二阶段。
“中体西用”怎样变成了反对维新的文化纲领甲午前后维新思潮萌动时，变法改制的旗帜还不鲜明，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门限不严，洋务派的大员们也常常对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与行动表示同情或授以援手。
尤其是在地方上建企业办学堂做出了成绩的张之洞，于甲午前后更以青出于蓝的势头，俨然崛起为洋务派的新领袖。
加之他在政治见解上始终保持着激昂的抗御外侮的基本态度，所以当甲午之后洋务派失势之际，张之洞却声誉日隆起来。
康梁等发起维新变法之初，无不对张之洞寄予厚望。
在这样一种政治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新分野的时候，“中体西用”也就依然充当着一切不完全反对西学的各色人等的共同口号(这个口号，也正是戊戌前后才趋向规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表述模式。
如《万国公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及“中体西用”。
1885年该报第75卷发表的沈康彭《救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次年该报第84卷发表的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也写道：“请于大贤者，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
昔汉家之治，王霸杂糅，今运会而遭，酌征中外，名虽变而实不易。
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
”)。
诚如梁启超所说，这个口号一时还颇为风行：甲午丧师，举国震动。
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新变法”。
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
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梁启超的这种描绘，大致符合事实。
不过举国把“中体西用”当做至言，这只能算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在共同尊崇“中体西用”的表面现象下已经产生出实质性的尖锐分歧。
梁启超的上述描述，是过于肤浅了。
洋务后期，一批通过亲身经历或各种媒介手段而较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状况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步在洋务派中培育出来。
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人士，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和隶属关系上仍然是洋务派营垒中人，但在思想见解上已经开始明白办洋务的路数之不可恃，开始议论如何才能突破摹习西方器物技艺框架、谋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新方案。
在文化观上，他们口口声声维护着“中体”，实际上却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才能学习那个一向以为绝无可取之处的“西体”上去。
到了甲午丧师之后，批评洋务舍本逐末的议论，更是蜂拥而起，洋务派内部也阵脚大乱。
例如，光绪二十二年秋（1896），曾是曾国藩、李鸿章重要幕僚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就大加批驳“不悖正道，兼启新法，收礼失求诸野之近效，峻用夷变夏之大防”的论调。
其实这种论调，如果放在洋务前期，也还算得上是一种颇为开明的“中体西用”式的主张，可是到了90年代情形大变，洋务派中像吴汝纶这样的较有知识的人也视之为大谬不然了。
吴汝纶写道：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诸野？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
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
孟子所谓“用夷”，“夷”谓荆楚。
楚，周之臣子而僭天子，宜桓文之攘之也。
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
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
(《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第143—145页。
) 吴汝纶虽然还是把西学限在天算格致范围内，但是这种认识的出现，无疑是对按照“中体西用”“中本西末”为模式讲求西学的“边见”（偏见）的批判，只不过他没有公开提出参照“西体”实行变法的主张，没有公开主张改变“中体西用”的观念而已。
洋务派中出现这样一些议论，说明了在戊戌变法的前夕，中国文化论坛上，有别于唯以办洋务为事的“向西方学习”的新高潮已经兴起，“中体西用”的模式已经无法框住这种新的文化主张、新的思想内容。
不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为着提出变法的学理和根据，而“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
)时，还是小心翼翼地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
从光绪到康有为，他们在决心推行变法措施、发表变法议论的时候，常常是先把“中体西用”当做天经地义的口号打出来，充当护身符。
光绪在下决心“变法自强”的著名的《明定国是诏》中，号召王公士庶“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时，就在前面先写上一句限制性的导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5页。
)。
当然，光绪说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提倡实力讲求西学，这是很清楚的。
下决心要把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就足以表明当时他的基本倾向，何况他还有将“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的激进主张；至于所定需兼习之中学与西学，他也没有做任何“主辅”“本末”之类的规定(《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第9页。
)。
康有为在代宋伯鲁所拟关于改革科举制的奏折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迅即改试策论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东华续录》卷一四五，第6—7页。
)梁启超也说：“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9页。
)不难看出，康梁的这种“中体西用”论，只不过是在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中学西学的并重，主张两者相需不能偏废，也就是说，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表态式的言词罢了。
其实，康有为所力倡并为光绪基本采纳的以彼得改制、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变法方案，决心改变祖制之意图，这时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相应地，托古改制的康梁“新学”对于“中体西用”论式的突破已经无从掩饰，再做什么拥护“中体西用”之类的声明，也难以使人相信了。
与洋务派激进分子不同，维新派的思想家毫不含糊地挑明，他们和洋务派之间，不仅在政治见解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着尖锐分歧。
在他们看来，洋务派正是由于文化观念上的错误——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出政治见解上的错误。
维新派抨击洋务派学西方只是学其枝节，而未学其根本，所以“只知变事，不知变法”，于救国事业无补。
康有为说他们“稍言变法，而成效莫睹，徒增丧师割地之辱者，不知全变之道。
或逐末而舍本，或伏东而倒西，故愈治愈棼，万变而万不当也。
”(《日本政变考》卷九。
)严复说得更尖锐，把办洋务叫做是“盗西法之虚名，而沿中土之实弊”(《救亡决论》，《侯官严氏丛刊》卷四。
)。
他还说洋务派所见所闻，不过是西学“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论世变之亟》，《侯官严氏丛刊》卷五。
)。
梁启超则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其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
”(《上张南皮尚书书》，《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65页。
)谭嗣同更对洋务派的西学观，作了辛辣的嘲笑，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何尝有洋务哉？……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而，电线已而，火车已而，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而。
于其政度法令之美备，曾未梦见。
……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
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卷三。
)维新派人士发表这类言论，政治目的是明快而直露的，无非是在说，靠着补漏缝缺的办法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危机，只有立即实施“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大变全变之治本办法，改制变法，才是唯一出路。
维新派既然批评了洋务派是只学西学的枝叶，那就不能不把一个重大的关于文化观念的新争端推上前台。
事实上，当着维新思潮兴起之际，长期以来“举国奉为至言”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立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
虽然维新派还利用着“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是通过他们对洋务派的批评，实际上也就在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去思考和觅求答案：既然指出西学有枝节、皮毛，那么就必须明确说明究竟什么是西学的主干、本体？既然认为西方导致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在器物技艺之“末”，而在政法学理之“本”，那么中国为着也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富强之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西学之“本”？既然汲取西学之“本”的重要性大于摹习西学之“末”，那么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学，它能不能成为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的“体”或“本”？这些在洋务运动后期已经开始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时以更加逼人的势态，摆到人们面前。
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以革新者的勇气和自信，奋力破除成见，就这些文化观念问题，做出了当时社会状态下惊世骇俗的回答。
尽管为时代条件所限，他们着力新建的文化观中包含着众多的杂质、惊人的混乱、纷纭的歧见，以及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不断产生着摇摆与分化，但是应当说，作为维新思潮主体的康梁“新学”，就其实质而不就其声明来看，它已经不是“中体西用”论的拥戴者，相反地，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中体西用”论的掘墓人。
康有为固然为着变法改制而时时不忘托古、尊圣、崇经，但是他在中西会通的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力主“折取”“泰西政教”之长，用来变中国之成法，这是始终一贯而从不含糊的。
所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所提倡的“会通中西”的文化观，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泛泛论述中西文化可以互补，更不是在标榜“中体西用”。
这时康有为等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经进展到确认“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
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开辟地球，横绝宇内”，根本原因是在于“新法之书，一名一器，莫不有学”(《日本书目序》，上海大同书局版，第2页。
)。
因而他们提倡“会通中西”的实际用意，无非是在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建邦的西学，推进中国的变法改制，以求达到“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现于我中国大陆”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