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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论名词解释
中体西用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可以进行相互融合和交流,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如下: 中体: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
中体西用论认为,这些思想可以为西方的价值观提供指导,但不能完全取代西方的价值观。
西用:指西方的价值观,包括基督教、哲学、科学等。
西用论者认为,这些价值观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但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文化。
中体西用论主张通过相互融合和交流,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
它认为,只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相结合,才能实现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它有助于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除了哲学上的中体西用论,在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中体西用的实践。
例如,在文化领域,中国的古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和启发。
在教育领域,中体西用论认为,应该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
在经济领域,中体西用论认为,应该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管理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
中体西用论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观点,有助于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尊重传统文化,吸收西方的优点,避免盲目崇拜和排斥,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来龙去脉社会学院091 施露 09161121 摘要：“中体西用”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简称。
“中体西用”论则是在近代社会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以坚船利炮侵略中国，震惊了中国的士大夫。
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提出来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师夷长技”为何物？用魏源的话来说，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大致与后来所说的“西用”同属于一个范围。
可见，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说正是“中体西用”的前身。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被迫采用了“自强之术”，而兴办“洋务”，如何处理和调整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
于是，“中体西用”论作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种文化选择便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人们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语，视为对“中体西用”论的最初表达。
其中虽然没有出现“体”、“用”等字眼，但已经包含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意义。
继冯桂芬之后，按着这个思路写文章、发表议论者不乏其人，使“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人们大都是以“中道西器”、“中体西末”、“中主西辅”来表述。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最早使用“中体西用”一词是沈毓佳。
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论的思想框架，到沈毓佳的完整提出，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历史。
1895年以后，“中体西用”成为流行的说法，成为各阶层的人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则。
地主阶级洋务派毫无疑问是“中体西用”论的鼓吹者。
张之洞为此专门写了《劝学篇》一书，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一方面借鉴西法，举办矿务、铁路、商务、学堂等近代事业，同时又强调“宗经”、“明纲”、“正权”、“教忠，强化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
哲学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文/ 丁立群中西古今之争源于“地理”与“历史”两种理解 立场之争：即理解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民族文化的殖民 侵略是运用“历史”范畴抑或是“地理”范畴。
发达国 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力图用西方文化征服和取代落后国 家的文化，要求把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转换为历史 范畴（传统与现代），以论证其合理性；而落后国家则 与此相反，从文化自保的立场出发，要求把历史范畴转 换为地理范畴，以消解其合理性。
如此形成一种对抗性 逻辑。
称之为“中西古今”只是把这一问题“国别”化 了，而其普遍意义并没有消解。
在当前语境下，解决这 一问题不能沿袭传统思路，而应思考范式本身的问题。
不 作这种前提性批判工作，我们对文化传统的拆解、分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诸多种种，都是没有根基的。
中西古今之争的文化谱系一百多年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和 文化激进主义尖锐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转换形态。
1.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一般出于对现代化的 一种警惕和戒备，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保守本民 族的文化传统，反对传统的现代化。
其典型表现即文化传 统的“原教旨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三种形态，即文化优 势论、中体西用论、文化相对论。
它们的产生虽没有严格 的时间次序，但却有理论逻辑上的先后次序。
其一，文化优势论。
这种理论认为本民族文化与其 他文化相比，无论在本体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最优秀的文 化。
文化优势论必然导致由文化自大而产生的封闭主义。
它会阻滞和消解一种文化形态的创生动力，阻滞和消解一 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首先 是以文化优势论表现出来的。
其二，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在文化谱系上属于文 化保守主义，是文化优势论的一种退步形态。
中体西用论 主张以三纲五常和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为不变 之本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生产技艺为巩固传统文化和 封建伦常的手段。
中体西用论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 技艺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仍然认为中国文化本体优于西方文化。
名词解释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是一种对诗歌创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论。
中体西用论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表现形式。
中体西用论的核心理念是“中体西用”，即通过学习西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借鉴其创作方法和结构模式，来提高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
这一理论观点最早由清代学者梁启超提出，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应该坚持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同时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自由和透明度。
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提倡以自然写实为基础，追求对内心情感的深刻表达，尊重自由创新的思维方式，注重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这一理论观点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新诗运动等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辨析——关于“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评论及启示【摘要】中国近现代文化争论的主题，一直是古今中西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当今有所谓“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
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热”之后，实践证明，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由于其“中西对立”和“体用分离”的内在矛盾，都不可能做到中西思想的有机结合，都不能正确解决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也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本文通过了解“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各自产生的背景，分析各自的特征，进一步加以评论辨析，探讨适应当代中国实际的古今中西文化观。
【关键词】中学西学体用背景特征评论启示前言“中体西用”是上世纪来、本世纪初最流行的口号，这种观念一百多年流行不衰，不过当时也有人对其中维护中学、贬抑西学的保守实质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继而道了80年代，开始出现“西体中用”，这是在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中，黎彭率先提出的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新理论，李泽厚继而论之更详。
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实质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出现这样的争论，不仅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极为注意探讨的问题，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在开始走入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中国社会就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面对这些问题，在中国曾出现的“中体西用”，还有继而后来的“西体中用”，都不能解决。
通过回顾这两个理论，探讨其背景、特征内容，进行全面辨析，也许能给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实践带来一些启示。
一、“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论产生的背景（一）“中体西用”论产生的背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从此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也开始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
如何既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使西方文化为我所用，成为摆在中国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问题。
“中体西用”说与近代文化建构-最新文档“中体西用”说与近代文化建构“中体西用”说作为近代文化的一种建构方式，从实际运作层面来看，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中国特色，强调民族文化为主体，是其历史合理性；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西方，重视与认可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具有现实合理性。
系统梳理曾经在近代发生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依然争论不断的“中体西用”的历史演变，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建构，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一、“中体西用”说在晚清的历史演变“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比较成熟的一对概念，它与固有的“本末”、“道器”含义基本相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前者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从哲学层面看，“体”指宇宙的本质或本体，“用”指宇宙中的各种现象；从文化层面看，“体”指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用”指物质文化；从现实社会层面看，“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
从现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的人是沈寿康。
1895年4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完整提出“中体西用”说。
他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次年8月，工部尚书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摺》中，将“中体西用”作为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提了出来。
他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2］（P426）这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官方色彩，反映了官方之意图。
稍后，谈者颇多，人物繁杂，既有文人学士，也有封疆大吏，甚至后期维新派也乐而道之，津津有味。
1897年9月17 日《湘学报》讲：“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
”1898年5月，盛宣怀在《奏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摺》中，明确提出这所新式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是：“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
论中体西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摆脱这种困局，维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此时的洋务派应运而生。
一场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接踵而至。
其中洋务派人士提出的“中体西用”观念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顾名思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即根本的意思。
“用”，即具体的措施。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思想反应了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官员积极营救清政府的想法。
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想法在思维方式上是正确的，此后各级官员运用西学的策略也是为摆脱当时困局所必须做的。
中体西用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虽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中体西用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的积极影响。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曾国藩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从70年代开始，李鸿章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左宗棠在此间办兰州制造局、办兰州织呢局、创办福州船政局；张之洞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体西用期间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在政治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中西文化中体西用论的解释一、引言体西用论是一种研究和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论，主要关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适应、接纳和运用西方文化元素，以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从定义、历史背景、理论核心、应用案例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详细解释。
二、定义体西用论（Transculturation）是由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于194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该概念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并非简单地互相影响或借鉴，而是通过相互吸收和运用彼此的元素，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三、历史背景体西用论的提出与拉丁美洲地区殖民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在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地区遭受了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强烈文化冲击。
然而，拉丁美洲人民并非完全接受或被动接受西方文化，他们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和对本土文化的坚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将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称为体西用论。
四、理论核心体西用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交流和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和运用彼此的元素，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体西用论强调了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平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也要拥抱其他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元素。
体西用论还强调了跨文化交流不是单向度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也并非绝对。
在体西用论中，不同文化之间既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特色，又可以积极吸收现代科技、艺术等方面的成果。
这种综合性和多元性使得体西用论成为一种较为全面而灵活的文化交流理论。
五、应用案例体西用论的理论框架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音乐、文学、饮食等。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案例：1.音乐：拉丁爵士乐（Latin Jazz）是体西用论在音乐领域的典型应用。
它将拉丁美洲的传统音乐元素与美国爵士乐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而富有活力的音乐风格。
“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提要：鸦片战争时，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也同时击碎了“天朝”人们虚骄的心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夷狄”和“夷狄文化”，中西文化碰撞遂成为近代中国嬗变的主题。
如何对待“西学”？又如何对待“中学”？“中体西用”思想即是近代中国人对上述问题的最初回答。
这一文化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大致经历了由“西艺”到“西政”到“西教”三个演变阶段。
本文通过“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演变三阶段的考察，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艺西政西教提纲引言一、“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艺”的传入二、“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政”的传入三、“中体西用”思想的第一阶段——“西教”的传入结束语“体”和“用”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很能表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的范畴，它涵义丰富、运用广泛。
最早将体用两字并举，是先秦思想家荀子。
《荀子.富国篇》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1不过在先秦时期，体与用多是分开来讲的，两者并举仅是个别的情况。
到魏晋时期，“体用”已经是指一物的“体用”，如玄学家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2此处的体是指存在或实体，用是指作用或表现。
到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往往用“体用”来表述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他们把“体”看作是内在的深微的基础，是恒常存在的不变的东西；把“用”则看作是外在的明显的表现，是流动的可变的东西。
理学家程颐又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后又经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等人的进一步解释，“体用”便是指一个事物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3近代中国人所使用的“体用”，却常常用来表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导作用和从属作用、最高准则和应用方式、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并且使用的范围相当宽泛。
诸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
”（曾国藩语）“以守为体，以战为用。
”（王文韶语）“以清心寡欲为体，以破除情面为用。
近世文化争论（2）：中体西用论相对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是近世有识之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更为核心的理论，兴起虽晚，影响却久，时至今日，余波犹存。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体西用”论已属烂题，研究成果之丰，解读范围之广，论述观点之杂，可谓无出其右。
小至只言片语，大到长篇累牍，但凡言及晚近，必谈“中体西用”。
因此，稍有智识之人，多少都能就此说道一二。
当然，文化比较与文化选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故而，“中体西用”论所反应不同阶段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内在层次和有机关联性、此论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价值都还需要对大众阅读者予以普及，以期能对今日中华文化复兴有所裨益。
如果说“西学中源”说还是带有经验性的观点，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涉及到了思辨性的哲学观念，因为“体用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体”和“用”的概念与欧洲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佛学中的“法性”与“法相”相类似，与之更为接近的中国文化词汇中又延伸出“本末”、“道器”等观念。
所以，史料中伴着“中体西用”出现的常常还有“中本西末”、“中道西器”这样同义的论调。
尽管国人一直在讲“体用”，但对其内涵却缺少准确的定义。
中国的文化特性大体如此：概念模糊，靠心领悟。
因此，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时，“体”和“用”的内涵外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描述中呈现出不断变换、百家争鸣的景象。
追本溯源，先来谈谈“中体西用”的最初形态。
有趣的是，“中体西用”四字明确见著于笔端文字并不在西学东渐之初，而是到了18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节点：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文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而与“中体西用”相应核心理念的提出则相对早了30多年，学界的普遍共识是1861年，林则徐的高徒冯桂芬在其《校颁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
其实现在来看，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多少已经包含了中体西用的理念。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强调西技所指“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中收录乾隆时期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一句话：“（西学）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
”同时，魏源还引用了康熙朝时杨光先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论》。
这透露出魏源文化观念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学习西学，另一方面却将“老师”称作为“夷”，将所学内容限定为“技”。
显然，鸦片战争仅仅打开了林、魏等人的眼睛，却还没有让他们敞开心扉。
师承林、魏，冯桂芬的思想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西学范围的扩展与认同，儒家所谓“诚心正意”在他身上多有体现。
冯氏的“本辅”说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待西学的态度迥异，这不仅表现出他真心实意提倡“采西学”，而且其所论也突破了简单的“西技”范畴。
他在《收贫民议》中明确更主张效法荷兰设立收养和教育贫民的机构，效法瑞典设立强制性义务教育学校，其眼光已转向西方各国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单项政策和措施上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冯桂芬首创以“中体西用”的论述方式来提倡西学，开学习西学之一代新风气，“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框架已经在此成型，之后的洋务运动正是在此思维范式指导之下进行的。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西方技术的巨大优势，主张办洋务，学西学。
然而保守人士反复声言，只要整纲纪、崇圣道、励气节、振民心，中国定可强盛起来，无须乎他求，更不应效仿西人，舍本逐末，讲求技艺数术。
面对这样的非难，革新人士不得不极力表白自己坚信礼教立国的中学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论证西学对于富国强兵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而这正是“中体西用”的内涵所在。
李鸿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发表过词汇各有不同，但实质与“中体西用”并无二致的观点。
如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王韬直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
”郑观应则话之更明：“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而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洋务巨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更具代表性。
早在兴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在奏折中就谈到：“中国文武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庶几取外人知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无患。
”到了光绪二年（1876），他在写给友人信中又说道：“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
……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
”李鸿章在文化问题上的开放与包容心态，以及锐意吸收和引进西学的远见跃然而出。
虽然他在表达“中体西用”观点时对“西用”并没有固定的解释，但他颇有逻辑地表达了这种逐层递进的“西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从“利器”到“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再到“专设一科”改革科举制度，李鸿章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深入递进学西学的途径。
李鸿章等人连篇累牍地议论中学西学关系，其用心显然不在于说明中西文化地位的高低主次，不在于说明西学需要中学主宰统摄，而是在竭力证明中学必须用西学来辅助保卫，立意之明，真是洞若观火。
但是，无论开明人士如何论争引入西学的必要性，必须指出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都秉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不能违背封建伦理道德，这是传统士人所坚持的；二不能破坏延续了两年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这是当权势力所固守的。
进入到19世纪90年代，“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已经广为流行。
如上文所述，沈毓桂、孙家鼐、张之洞等人已明确采用“中体西用”这一词汇来畅谈中学与西学间的关系。
其中尤以张之洞的议论最具影响力，他明确指出：“学堂之法约有可要：一曰新旧兼学。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具体处理中西学关系上，他也给出路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难怪梁启超曾说：“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可见张之洞倡见影响之广泛，以致戊戌变法时所发布的《诏定国是》也谈到：“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县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然而随着变法高潮的到来，旧的统治秩序受到致命震撼之际，维新与洋务立呈分道扬镳之势。
张之洞所代表的洋务阵营在新形势下并未与时俱进，而是渐趋保守，公然变成反对维新变法的卫道者。
这一方面揭示出洋务派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与维新派存在着本质差异，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体用观念”在中国传统士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地位。
因而，在“体用”的框架之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适应变法要求，就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提出了“群体变用”的新口号，所谓“以群为体，以变为用。
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天下可已”，主张保留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但在政治层面，则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实行彻底的变革，而在文化层面，虽对西学给予肯定，但并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试图将之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对接。
这一点显然带有鲜明的“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
只是这个“中体”的范围缩小到中国文化核心的精神层面，而“西用”则扩展到西方的民主政体层面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体西用”论在思想文化领域仍有较大影响，清政府在1901年的“新政”和1905年的“预备立宪”中都把其作为指导思想。
而在新型的知识分子当中，许多人开始在理论上有了反思，在言论上作了批判。
严复曾指出“中体西用”论在逻辑内容上的错谬：“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担之重；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只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严复的话不无道理，近代中国所引进的“西技”、“西政”，往往徒具形式而缺乏内容。
民主政治制度应以自由、平等为基础；近代经济制度应体现普遍的商品契约关系；国际通行的法律体系应含有权利、公正的意蕴，这些核心的体制内容虽在戊戌时期略有传播，但却没有在中国真正扎根下来。
作为近代中国对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一种思考，一个政治思想的理论命题，“中体西用”论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它的印记，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总是有意无意地回应着这一思考。
民国建立以后，关于近代文化的建构，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文化精英，他们依然沿袭“中体西用”模式来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学界泰斗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还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钱穆同样看到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核心议题是融合会通“民族精神”与“物质科学”，认为近代学术的变化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
到了40年代，冯友兰仍极力论证“中体西用”的合理性：“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
则此话是可说底。
”以致到了90年代，李泽厚还坚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
显然，在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手段中，“体用”的模式具有诸多的优越性，所以作为一种时代性的学术文化趋向和社会思想成果，长期以来一直为学人所肯定、接受与传承。
从开眼看世界的林、魏，到洋务运动的李、张，再到维新变法的康、梁，以至中西文化交融后新儒学的诸多国学大师，都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下畅谈自己的思想见解、政治主张。
无论对西学具体内容在认识上有多大差别，也无论对中学复杂的源流和丰富的内涵论述有多么不同，他们都将各自理解的中西学内容置入到“体用”的框架之下，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这是近世以来学术文化变迁的共相，也是“中体西用”观念直至今日尚有文化市场的原因所在。
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民族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有益资源，而绝非建立现代化的阻碍。
中国的文化有数千年的底蕴，无论何种外来思想，要想在这块土壤上长久驻足并产生影响，必须坚持本民族地位的前提，并经过吸收和改造的过程才能融入其中。
单纯地肯定或否定中、西文化，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文化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并以此来处理本位和外来文化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