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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浅议“中体西用”摘要：近代以来，救世实用心态与传统认知机制发生了断裂。
由此导致并逐渐扩大的断层，为“中体西用”的产生与演变提供了空间。
鸦片战争后，“师夷”的提出使“经世致用”发生了本体与方法的分离，“中体西用”便萌芽于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危机促成“师夷”的开始，为给此一“重事功”的行为在传统认知模式中寻求“合法性”理论依据，“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中法战争证明洋务运动不见成效后，为学习更为有效的西方“大本大原”，“中体”被早期改良派缩水为抽象的“圣道”。
此后甲午战败带来深重危机，为了变法救亡，“圣道”又被维新派所修改。
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其实只是一个言人人殊的东西，其进步与落后取决于用之之人的认知机制与观念思维。
关键词：“中体西用”避害意识实用心态传统认知模式断裂“中体西用”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此已做了详尽的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似乎多数论著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体西用”理论框架或思想模式之上，而忽视了对其背后认知机制的考察。
故不揣浅陋，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中体西用”的分析来探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挽救国家危亡的心路历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一、“中体西用”的逻辑根源“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借助于文化观的体用理论，对中学与西学二种不同文化因素进行调适整合的一种文化模式”，①必然有其文化心理背景。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
以此为出发点，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就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普遍同一的总体，个别和具体事物并不是与这个世界整体分裂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本体与事物处于原始的同一关系之中……这种倾向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一整套与之相应的以整体调和为特征的思维方法。
”②这就是整体直觉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总体的概括性特征，也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最主要的认知手段是主观的内在领悟、体认而非外在的概念界定和逻辑分析。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中体西用”是一个复杂且历史悠久的观念，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一思想强调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吸收和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体西用”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并尝试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地位。
因此，“中体西用”观念应运而生，它既体现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又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利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体西用”观念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
首先，这一观念仍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而忽视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价值。
其次，“中体西用”观念在实践中往往被扭曲和误解，导致了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动荡。
例如，一些人将“中体西用”理解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只是用来补充中国文化的不足”，这种片面的理解不仅无法真正吸收和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还可能引发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
此外，“中体西用”观念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一方面，它没有解决如何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解决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避免出现文化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使得“中体西用”观念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但是，“中体西用”观念并非完全无益。
它至少提醒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制度时，应该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同时，它也启示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和制度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自尊，避免出现文化自卑和文化保守主义。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中体西用名词解释中国近代史“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理念。
在近代中国，面临着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局面。
传统的封建体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
这时候，“中体西用”的思想应运而生。
所谓“中体”，就是以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儒家思想等为根本，这是当时很多士大夫和统治者心中不可动摇的根基。
他们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等是历经千年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是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核心要素，绝不能被轻易抛弃。
而“西用”则是指采用西方的技术、器物等。
例如，西方的枪炮制造技术、近代的工业生产方式等。
当时的中国看到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在世界横行，中国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的惨败，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厉害之处。
像洋务运动，就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一次大规模实践。
洋务派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系列近代企业，还建立了新式海军，如北洋水师。
这些都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器物来增强中国的实力，以抵御列强的侵略。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中体西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那个视西方为蛮夷之地的时代，能够承认西方的器物和技术有可取之处，并且积极去学习，这是一种思想的进步。
它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发展。
洋务运动期间培养了一批近代的技术人才，翻译了许多西方的书籍，这些都促进了西方文化和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然而，“中体西用”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它将西方文化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没有认识到西方强大背后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因素。
中国的封建体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封建专制、官僚腐败等。
仅仅依靠西方的技术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就像是给一个破败的房子进行表面的修补，而内部的腐朽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变。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体西用”思想的破产。
名词解释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是一种对诗歌创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论。
中体西用论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表现形式。
中体西用论的核心理念是“中体西用”，即通过学习西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借鉴其创作方法和结构模式，来提高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
这一理论观点最早由清代学者梁启超提出，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应该坚持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同时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自由和透明度。
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提倡以自然写实为基础，追求对内心情感的深刻表达，尊重自由创新的思维方式，注重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这一理论观点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新诗运动等提供了思想基础。
浅析当代“中体西用”下的建筑构建形式
当代“中体西用”是指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建筑思想和技术，将
其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
这种建筑构建形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又具备了现代化的功能和风格。
在当代“中体西用”下的建筑构建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样化的表达方式。
一方面，建筑师会运用传统的中国建筑元素，如琉璃瓦、雕花梁柱、水纹栏杆等，使建筑更加具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这些元素不仅能够提供建筑的装饰效果，还能够传达出建筑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
建筑师会结合西方的建筑设计理念，如功能性、舒适性和可持续性等，使建
筑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通过运用现代技术和材料，建筑师能够创造出更加开放、灵
活和创新的空间。
在当代“中体西用”下的建筑构建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对环境和可持续性的
关注。
建筑师会注重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建筑形式，如利用自然光线的设计、
采用可再生材料和节能技术等。
通过运用这些策略，建筑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减少能源
的消耗，降低建筑对环境的影响。
在当代“中体西用”下的建筑构建形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建筑师对功能性和人性化
的追求。
建筑师会尽可能地满足人们对于建筑功能和舒适性的需求。
通过灵活的布局、合
理的空间划分、舒适的室内环境等，建筑能够为居住者和使用者提供更好的生活体验。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抽象价值的启示【摘要】“中体西用”思想是指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本文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历史渊源、实践意义、对当代发展的启示以及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
结论部分分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现实意义、未来发展和推动作用。
通过研究“中体西用”思想，可以更好地借鉴各种文化的精华，实现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深入理解和贯彻“中体西用”思想，将有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繁荣。
【关键词】引言：中体西用思想、抽象价值正文：内涵、历史渊源、实践意义、当代发展、启示、国际交流、重要性结论：现实意义、未来发展、推动作用1. 引言1.1 介绍中体西用思想及其抽象价值"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理念，强调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找到平衡和融合。
其核心思想在于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同时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实现文化的融通和创新。
这种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还具有深刻的抽象价值。
"中体西用"思想的抽象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它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尊重历史、珍视传统的重要性，并强调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宝库。
通过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中体西用"思想不仅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更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体西用"思想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中体西用"思想所蕴含的抽象价值丰富多彩，不仅有助于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活力，更为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的世界文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 正文2.1 “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中体西用”思想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与互补。
中体西用引言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中文的广泛使用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书面文档和口头交流。
它已经进入了更多的领域，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和设计等领域。
本文将讨论中体西用的概念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
什么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顾名思义，就是将中文以西方语言的形式来使用。
它主要涉及到中文字符、中文语法结构和中文表达方式的转换，以使得中文在西方文化和环境中能够更加流利和自然地被理解和使用。
中体西用的重要性中体西用的重要性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沟通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中体西用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文文本的含义，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另外，中体西用还有助于推动中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通过将中文转化为西方语言的形式，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可以更容易地被全球各地的人所接受和理解。
这对于中国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体西用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1.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领域，中体西用有助于解决语言壁垒的问题，促进跨国企业和组织的合作。
通过将中文文本翻译为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中文网站和应用程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用户，并扩大其受众群体。
2. 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中，中体西用可以消除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通过将中文表达方式转化为西方语言的形式，可以更加准确地传达中文的意思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这对于促进跨国企业、学术机构以及个人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3. 设计和创意领域在设计和创意领域，中体西用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与中文用户进行沟通和理解。
通过将中文转化为西方语言的形式，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和文化背景，并将这些因素融入到设计中去。
这有助于提高设计作品的用户体验和传达效果。
总结中体西用是一种将中文以西方语言的形式进行运用的方法。
它的重要性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推动中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跨文化交流以及设计和创意领域，中体西用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浅析“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和局限(2012-03-17 22:34:20)转载▼标签：中体西用杂谈分类：书海饕餮摘要：“中体西用”是处理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一次转变，它的提出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作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必然烙有这一时代的胎印，“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反动性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其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研究中影响深远。
关键字：“中体西用”、时代价值、局限一、中西文化交往范式的转变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一直都是华夷有别，以我为尊，强烈的民族优越性在中西文化交往上表现为一种朝贡体系，赐封。
这种政治上的交往折射到文化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
自西方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中西文化的地位逐渐改变，西方文化顺应了历史潮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了。
于是中国文化就由强姿态文化向低姿态文化转变，这样造成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上由主动转向被动。
朝贡的中外交往模式促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越感，造成一种对中华民族以外的文化的无意识状态，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程度加深，必然促成中西文化交往范式中的“轻夷”转而“习夷”，尽管民族脆弱的心理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二、“中体西用”具有历史必然性“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它是晚清王朝在处理内忧外患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晚清王朝的自我修善。
（一）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1、力的二维合成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逐步深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逐渐加剧。
民族矛盾和危机所体现出来的是晚清王朝在政治上的劣势和无能，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清王朝处于封建没落阶段，这一封建性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这一即将推入历史舞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晚清王朝的悲剧命运，它显然抵不上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社会。
清王朝将这种政治上的无能带来的国耻转嫁到家仇，沉重的政治债务分摊到百姓身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社会的负担，这必然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进而激发和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不断涌现。
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作为一种内部压力，推动者清王朝“巩固后方”，民族矛盾所带了的民族危机作为外部压力，迫使清王朝“稳定前线”。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样力的二维决定了清王朝的“救亡图存”药方必然是针对内忧外患的“一石二鸟”。
另外，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外在的拉力，因为“西用”的优越性正是在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而社会矛盾仅是内部的推力。
在内外力或推拉力这样二维力的合成下，“中体西用”的产生蕴含着必然性。
“中体西用”正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正是基于既能够“安内”平定农民起义即“剿发捻”，又能够“攘外”即是“勤远略”的考量。
2、适应民族文化心理的要求长期的文化积习，造成中国的保守性太强。
文化积习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中道不变的思想、尚考据之学，“师承”而“拘泥于昔而不为变通”⑴的保守特色、明末和清朝的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和文字狱。
保守的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积习过深，长期积淀的含毒保守文化钳制思想进步，造成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和惧变的民族心理。
王韬指出“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财货而彼此交征利。
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二不用。
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⑵所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⑶，进而“祖宗之法亦不可变”在中国人的思维和理念中有广阔的市场。
为了适应这种民族心理，有识之士在根据时事环境提出的“中体西用”这一口号，它连接上文化心理这一丰厚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应的适应性和生长性。
这一口号不仅适应清朝中央势力的赞赏，同样也会赢得地方势力的赞同，而且也会拉拢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
在冯天瑜先生看来，“中体西用”论者为了消解既承认西方政教的优长，又固守孔孟精义之间的矛盾，便抛出了“西学中源”的法宝，“这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它通过十分勉强、曲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思潮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教的肯定评价和政治方面进行变革的朴素要求；其二，它用貌似公正、开放的态度，在适合民族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之下，将仿效西方、变革社会的方案局限在不从根本上突破千年传统文化本体这样一种温和的、不彻底的基本构想模式内。
‘中体西用’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同时‘中体西用’论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⑷（二）思想渊源的必然选择“中体西用”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中西文化强烈冲击下的思想产物，具有丰富的思想渊源，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睁眼看世界，他们抛弃狭隘的拘泥于华夷之别的陈旧观念，清醒而理智地审视西学，积极探求西方军事技术科学，寻求救亡图存的崭新策略，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1861年，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认为这样“鉴诸国”之后才能够“得其要领而奴之”⑸，算作“中体西用”的滥觞，同时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
薛福成在其1885年正式刊行的《筹洋刍议》的《变法篇》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⑹王韬在其《韬园文录外编》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西学》篇里谈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⑺这些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的有所触及，沈寿康于1896年 4 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题为《救时策》的文章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
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他被看作是提出“中体西用”的第一人，同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这一思想讲得更加直接明白“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木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而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⑻1898年5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中体西用”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概括而言，所谓“中体西用”的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为体并辅以西方科学技术之用来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在经过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梳理之后不难发现，“中体西用”是契合中华文化心理和思想的权宜之计，是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体西用”的二重性“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是适应社会环境的，也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进步性和反动性的双重价值属性。
（一）“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1、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合法席位，促成“西学东渐”的深化，促成新式教育发展“中体西用”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企图化解中西文化的冲突，实现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模式。
这种文化结合模式对中西文化首先做了肯定的分析，指出中西文化互有短长，指出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道体，即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制度，而短处在于器用，即是技术、器数之学、格致之学等。
中短之处正式西方之长。
实质上是一种取长补短，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
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中，内与外互不干涉，互不妨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虽然冲击了国人传统的保守观念，但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赞成，并赢得顽固派的同情，无疑是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过程中取得了西学的合法席位，有利于西学的传播，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繁荣。
“中体西用”是“西学东渐”孕育的产物，其内涵随着母体深化而不断丰富，在其发展过程中，“中体西用”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条件，加快了“西学东渐”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中体西用”成为“西学东渐”的标志，并随着发展程度递增在一定程度上取而代之。
西学的深化也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批判，传统的重道轻器思想受到冲击，在课程设计等方面都有所变动。
在洋务派新办的学堂中，除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外，增加了算学、格致、外国史地、农学、矿学、政治学、商学、兵学等西方传入的教学内容，使中国教育的内容日趋多元化，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选择，促进了他们思想的开放。
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学在教育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加，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教育的多元化趋势。
2、兴建了一大批重工业，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兴建了一大批的重工业，主要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左中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筹办的天津机器局，这些重工业是以“自强”为目的的，在看到“自强”离不开“求富”时，洋务派又兴建了一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局等，同时也有有方举赞和孙英德合伙创办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华侨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等民营工厂出现。
而且在面粉业、造纸、印刷业、火柴业、纺织业、轧花业等领域也都有民族机器工厂的出现。
这些工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化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和技术基础，促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3、奠定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思维范式自从世界进入一体化，文明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等形式的沟通是文化发展中的常态。
这其中无疑是包含着强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强势能文化是指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势姿态，低势能恰好相反。
如何处理好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明交往程度的加深而逐步被提上日程的，特别是作为低势能文化的国家在应对强势能文化冲击上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文化的而发展来说，其主要形态表现之一就是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体西用”的提出就是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选择的一种处理中西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是企图融合中西文化的初次尝试，洋务派对它进行了理论的系统化概括和阐释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近百年来，在解决中西文化交往模式的问题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内涵，主要模式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或“中国文化本位”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等。
当然有些是对这一思想的完全批判，我们不妨把这种批判纳入到这一思想的变种当中去。
这些思想是有特定时期为之体现的，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上，这些思想的母体都是“中体西用”。
这一母体从思维范式上奠定了处理中西文化交往的模式。
4、开创了“体用”的哲学新思考《周易》中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思想经过早期改革派的阐释，再加上洋务派的解析逐渐有了“体用”的哲学思考。
王韬在《弢园尺牍》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同时又说“形而上着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