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看中体西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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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1)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和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中国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政治,统治阶级也迫切地想制造一个能够维持现存秩序的更加有效的思想武器。
在朝廷内部尽管存在一些顽固的闭门主义分子,但经过同治时代(1862-1874)洋务派势力逐渐壮大了.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 9)代表了洋务派.他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承认西方武力的优越性,接受与此有关的机器和技术以此来要寻找中国自强之路.这样在维持中华自尊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以此来寻找中国自强之路的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也是像魏源、林则徐和龚自珍等一批先知们对西方认识的实践.2)洋务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局限性:中国社会内部从整体上开始形成了一股促使政治上的反省和改革的新风气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最先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直接引起了思想界风气的变化。
一直担心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爆发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传统士大夫们主张儒学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从而掀起了一股新风气,并且他们也认为实行洋务从而可以改良社会和解决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
但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内部的资本蓄积机会的情况之下, 洋务运动自身却无法脱离多局限性. 在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洋务派代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绅士们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的主体存有局限性.因此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论的立场上促进的.1当然在朝廷外也有一些人士将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摆在首位来看待,这是他们与洋务运动派相同的,但是与洋务运动派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要从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甚至涉及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与洋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2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能够摆脱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局限。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摘要:洋务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统治者为摆脱军事落后的局面而发起的。
洋务运动包括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海军,整顿海防,筹办新式海军,发展民用工业。
虽然“求强求富”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在御侮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增强了军事实力。
在这一过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尤其是“中学为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局限。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一、洋务运动的背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
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①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逐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关顾。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政府一些头脑较冷静的当权者痛定思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 等人表现出了深重的危机感。
曾国藩在战争一结束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
1861年8月,他强调“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并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
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仿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③。
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奕 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
另一个洋务热心倡导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联系中国近现代史历程谈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1、文化上:
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
但同时洋务运动却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对真正的人才培养有极大的局限性。
2、政治上: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有专制走向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引入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政治理论。
但洋务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
3、经济军事上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小农经济的崩溃,客观上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国,受西方控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强求富;也因为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体制互相冲突,极大地限制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
洋务派保守认为军事装备上是中国落后最大的原因,关注于经济军事方面的变革而拒绝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
甲午中日战争打断了洋务运动,革命变得激进。
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救国。
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的大解放运动。
I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评析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虽然曾国藩未曾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评价
洋务运动是清朝晚期的一场现代化改革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借鉴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中
国实现现代化。
在评价洋务运动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追求技术进步: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在洋务运动中
兴办的洋务工厂和学校,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2. 学习外国经验:洋务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积极学习外国经验,努力改革传统制度。
通过学习西方的军队组织、工业制度等,增加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3. 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成果:洋务运动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在造船、制造火炮和军械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 存在问题和限制:洋务运动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
由于没有形成全面、系统、连
贯的现代化理论和体系,一些改革措施在实际中难以贯彻执行,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
5. 受到保守势力和农民起义的阻碍:洋务运动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保守势力和
农民起义的阻碍。
这些阻碍使得洋务运动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限制,进程比较缓慢。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增加
了中国的实力和竞争力。
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同时受到了保守势力和农民
起义的阻碍。
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
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
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
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
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 当躬。
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 之。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 所精者器为多。
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
” ,”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 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
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 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
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术论坛272 2015年14期简评“中体西用”罗明先胡水玉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摘要:至今关于“中体西用”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褒贬不一,但几乎都侧重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这一想不应该局限在洋务运动时期。
在近代社会,政府主导的3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践。
基于此,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件事件中解读了“中体西用”,力求客观、准确的,评价“中体西用”。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780(2015)14-0272-021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出现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则是沈毓桂在《救时策》一问中写到:“夫中学西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始于晚清洋务派为谋其自身发展,提出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为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发展理念,但他不应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学习先进文化的思想沿袭至今仍有其价值可言。
“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亦有类似之处。
“经世”在于世界不断变化,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变;“中体”实指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沉淀出来的文化为主体,“西用”则指学习先进技术,在今天来看,不止西方,北方,南方,东方皆可,学习的不止技术,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科学或理念,皆可“拿来”!“中体”不失我中华民族之根本,“西用”则物尽其才,锦上添花。
在万变的“经世”中以“中体”稳固其根基,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用先进科学技术助力自身发展,这便是“中体西用”在今天的意义所在!尽管我们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时,总把“中体西用”——在不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只模仿西方器物而不改变自身落后制度、观念的学习模式,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成为我对狭隘的“中体西用”的诟病,虽然当时的“中体西用”理论尚处幼年期,内容也不够丰富,但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唤醒了大部分当时已经麻醉中国人,鼓舞了已经睁眼看世界的开明的中国人。
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它全面地概括了洋务派对内对外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洋务派治理时局的基本方针.它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承认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主张在此基础上办洋务,中国就能由弱转强,由贫变富.“外须和戎”的第二层意思是敌人船坚炮利,势不可摧,中国武器、军队落后,不能与敌.因而主张“力保和局”,求得变法图强的环境.但无条件地讲和是洋务派对外政策的根本宗旨,是他们思想的本质与核心.“内须变法”就是根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在“变器不变道”的原则下,对中国的“军实”、“制造”、“人才”培养做些“变通”.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主张以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文化思想体系作为治国的根本,认为这个“本”不能够变.所谓“西学为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外国的机器、武器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是他们的“长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主张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这些“长技”.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购买洋枪洋炮、轮船铁舰,创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兴办中国近代民用工业,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例如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大规模生产枪炮弹药,还有机器、轮船.还有分批派遣海外留学生,洋为中用嘛.。
从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看中体西用论工商管理学院10国际市场营销一班缪琦【摘要】中体西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追求世界强国理想的成败,其具体表现就体现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的成败上。
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的突出重围,仍难以走出中体西用的框架,进步和发展只是在于体用的范围内容的更新而已。
体,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用,物质文化。
无论何时,体是深层次的文化,用是浅层次的文化。
变浅而保深,去表而存里,这便是中体西用诞生的思想根源。
然而,作为体系存在的文化是不能割裂看待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体与西用必将存在能否兼容的问题,而这兼容与否这便直接导致了中体西用的成败。
以先进核心文化去驾驭落后的表层的物质文化则兼容无恙,可取得成功。
以落后精神文化去驾驭先进的非核心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则必败无疑。
对中体西用的突破必在精神文化,预见中体西用的成败须看核心文化的兼容性。
【关键词】中体西用核心文化兼容性中体西用作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产物,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挽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
它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体用内容划分上不断改变,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工具。
但是,体用之间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矛盾冲突依旧不可调和,相互阻碍,最终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个不和谐的畸形体系,难以带领中国走出严重的历史危机。
一、中体西用的思潮的渊源和发展——中西体用范围之划分中华文化可以三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文化者,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
晚清之时,中华文明的衰微,是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体系共同的衰弱,并非如晚清学者所言仅器物较西方为劣而已。
晚清的中体西用仅仅是学者形而上学的解决之道,割裂了体系特点的生硬嫁接自然会产生种种问题,直接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发展机遇,难以解决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去实现自强求富的梦想。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而稍后的王韬同样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甚至先后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也说“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
”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
”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
”因而,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
”可见,中体西用从诞生起,就是在这样一种体用分离而没有系统观的学术认知中付诸实践,自然容易产生问题。
这些学者想当然的以为可以通过西艺来卫其道,却不知他们所谓的道也是衰微之源,如何可以驾驭地了比其先进的多得西方物质文化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西体用的割裂在所后实践中带来的问题自然引起稍后学者的重视。
体用必须和谐,才能发挥其作用,因而必须“本用一源”。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这便有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同学习西方文明结合的思维趋向。
可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中体与西用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张之洞坚决反对民权,平等观。
他的态度是“固知群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祭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
”张之洞虽然将中体西用涉及到了制度文化,但却在思想文化的边缘上固守己见,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更别提突破中体西用得框架了。
中体,意在保留;西用,旨在更新。
何为中体,何为西用,只不过是我国究竟要保留什么,学习什么的一个划分而已。
不如拿来主义,中西融合不分彼此。
中西皆通的严复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近代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
与张之洞不同,严复得出应“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结论,其本质就涉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文化。
而不是只在外围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徘徊,可以说是对中体西用的大胆突破。
二、洋务运动的失败——落后的核心思想文化与先进物质制度文化的不兼容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必然有其核心的主导思想,根本原则,并有与之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
如果这个系统健全或者是基本健全,就可以吸引某些外来文化要素为我所用。
我国古代却是存在这向少数民族学习,进而取得成功的案例。
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因此,在近代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犯后,不自主地便希望学习他们的这种“船坚炮利”的器用,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运作模式。
但是,晚清的中国真的可以像过去那样吸取先进要素而完善进步吗?事实并非如此。
吸引外来文化时存在着前提条件,那就是兼容。
先进文化能够兼容落后的文化要素,因而可以引进其他文化系统的要素进而完善自身,但如若自身的核心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去吸取比自身还要高度发达的文化要素必然会面临失败。
晚清的中国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已经是落后于世界的腐朽文化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的道,封建伦理的道德已经完全不适应历史的发展了,中体和西用已经不具有兼容性了。
如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大生产不兼容,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与发展近代科技文化不兼容,封建等级制度同民主政治制度不兼容。
落后的核心主导文化是不能驾驭先进的西方文明要素的,引进来的西方文化对晚清核心思想文化的冲击,必然使得晚清文化对西方要素各加谨慎,最终阻碍着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
文化中心论决定了中国的核心儒家价值观孕育不出资本主义,封建文化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了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它对现代化的阻碍,也导致了它和现代化的不能并存,只有先更换中国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国才有救,社会才能发展。
三、改革开放的突破——中体西用中核心价值的改革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
一样的百废待兴,一样的积贫积弱;但有着不一样的政府,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不一样的国际环境和不一样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这无外乎是另一种的新“中体西用”。
以社会主义的体去行资本主义的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洋务运动30年,失败了。
改革开放30年,却仍然有其强劲的发展动力。
何也?关键就在于改革开放的突破——对中体西用理论框架的突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浓厚的政治底色之上的。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单一的、完全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价值观。
造成一种“无我”的价值观时期。
集体主义原则,在当时就是片面地强调集体利益,同时把个人、个性淹没于甚至扼杀于集体之中,集体成了泯灭个人和个性的手段和工具。
“集体主义原则”最经典、最规范的表述就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实际上就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
这种核心思想文化,这种价值观必然阻碍现代化的发展。
集体主义就相当于晚清时的“三纲五常”,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造成了体用之间的不兼容:有这样的集体主义,就驾驭不了先进的西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
偏颇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彻底粉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从本质上把价值观的核心位置给彻底空出来,让人们在实践中寻找正确的价值取向。
虽然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最好,但缺省的价值观不会像“三纲五常”那样阻碍历史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变的事实。
著名的比如1988年的蛇口风波,直接就涉及到了价值观的探讨。
“主观为己,客观为人”这一现在理所当然的思想,在那时在严厉的批评中与文革时的价值观正面交锋。
文化的突破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体西用的突破,必须从“中体”上下功夫,以文明的现代化引领社会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几代人富国强民的梦想。
四、中体西用的成败——正确把握核心文化要素中体西用的成败,正是核心文化要素在驾驭外围文化要素时产生的。
其关键就是在与如何增强中体的兼容性,或者说在无法增强其兼容性时,彻底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在核心文化上也向西方学习,或如同改革开放那样,让人们在实践中寻找适合的价值观。
没有什么价值体系是必须固守的,没有什么文化是不可以抛弃的。
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突破核心文化体系并加以创新突破又有何不可?晚清中体西用的失败,就在于时代的局限使得人们把“三纲五常”看得过于重要,使得当时的人对于事物轻重的认识存在偏颇。
同样,现在所重视的价值体系在日后也很有可能像“三纲五常”一样遭人唾弃,固守一个虚伪的核心文化而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实属不智。
因此,突破中体西用在于敢于突破现在社会的桎梏,敢于打破现存的价值评判体系,用现实主义的发展观去看待新事物,使得核心价值更具兼容性,最终使得各种文化要素在中华文化系统内和谐共存,促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并通过文化现代化引领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