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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新闻传播在乡村整治中反功能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
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
村民和基层干部之问、村民和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
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有关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功能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和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和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
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
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
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功能，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功能。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功能。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
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
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心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乡戏传播特征与其功能意义的论文关于乡戏传播特征与其功能意义的论文一、背景介绍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村民以白族为主,乡戏是石龙白族每年定期举行的酬谢“本主”①的戏剧演出,与其他仪式戏剧演出相比,石龙“乡戏”更具有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石龙白族乡戏有着一套完整的组织、演出体系,乡戏的准备一般从春节前十多天开始,正月初二到正月初五正式演出。
“乡戏”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选会首:“会首”也叫承头人,负责乡戏的组织、协调、后勤保障工作,是初二开台戏———“跳财神”中的财神扮演者。
在石龙有一种说法,“一生只要承过一次头,唱过一次戏,就会为自己和家人积功德,会得到神灵的保佑。
”②在春节前,“戏师傅”③要在全村选定乡戏的会首。
2.请戏神:“会首”确定后,要在春节前选定日子,在会首家中立戏神牌位,“立下戏神牌位就表示戏神降临,只有戏神降临才能唱戏”。
④所有参与乡戏演出的村民,不分年龄大小、长幼,都要在戏神牌位前喝鸡血酒,表示要齐心协力,这一仪式为参与者现实身份与戏中角色的转变作了准备。
3.开台戏:初二下午1时左右,由戏师傅带领化好妆的演员,到会首家中接“财神”。
全体参与乡戏演出的人员要在戏神牌位前磕头,戏师傅在上供完素斋后,将戏神牌位从神龛中取出,在上面蒙上一块红布并交给会首,然后,会首端着牌位,在戏师傅的带领下前往本主庙,队伍途经谁家门前,谁家就要燃放鞭炮表示要迎接财神。
下午2时左右,队伍到达本主庙,要先向本主三拜九叩,然后来到戏台,①将戏神牌位供奉在戏台后台的神龛内,然后演职人员开始摆放道具,化妆师给扮演财神的会首化妆。
首先是开台戏(又叫“跳财神”),开台戏结束后,一般演唱一些剧目短的折子戏(如《破天门阵》、《罗通扫北》、《白玉带》②等)。
4.催戏:催戏也就是排练,一般选在每天演出的前一天晚上进行,在戏师傅的带领下,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要到会首家或其亲戚家催戏。
首先由戏师傅确定第二天演出剧目,根据角色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村民来饰演。
182基层传播地方新闻节目在传播乡村振兴声音中的经验——以《恩施开讲》为例陈 捷（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摘 要：地方新闻节目作为精准扶贫故事的讲述者及乡村振兴声音的传播者，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方新闻节目须发挥地域优势，创新传播手段，丰富传播内容，提升广大民众的知晓度和认同感，助力乡村文化传播，营造美丽和谐乡风。
关键词：新闻节目；《恩施开讲》；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1-0182-01《恩施开讲》围绕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精神，紧扣精准扶贫主题，深入全州八县市的脱贫攻坚一线，深入挖掘鲜活感人的扶贫故事和正能量的先进典型，讲述建设美丽和谐乡村的好经验、好做法，传播乡村振兴的新声音、新实践、新气象；应用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全媒体、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持续报道宣传，积极承担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推动乡村文化绿色发展和壮大。
一、遵循对农传播规律，多样化传播策略（一）遵循传播规律，承担地方主流媒体责任《恩施开讲》节目从新闻传播规律出发，着眼于传播者与受众的密切关系，充分考虑农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信息需求、个人喜好等，深入全州深度贫困村做好前期策划和调研，推出既能展现精准扶贫又符合农民喜好和易于接受的节目主题、流出及互动环节。
［1］以讲身边故事、发表主题演讲、邀请农民朋友交流探讨谈感悟、共唱节目主题歌等形式增加节目的接近性和趣味性，构建《恩施开讲》栏目构架，增强信息的传播效果，提升农民参与度、体验度和认同度。
恩施电视台不断尝试探索，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承担地方主流媒体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二）发挥地域优势，强化传播技巧恩施电视台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获取、素材收集上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地方思想文化的舆论主阵地，具有话语权威，改进传播技巧，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助力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电视对西部农村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恩施州石栏村的民族志调查刘 锐内容提要 在西部农民的社会流动过程中,文化知识的匮乏让他们遭遇了种种本可避免的痛苦与挫折。
本文使用参与观察、焦点小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了电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对农民的日常理解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电视作为西部农村唯一能接触到的大众传媒,在农民的社会流动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对其流动决策、迁徙过程、文化适应各个环节都产生影响。
我国的对农电视出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未能为农村受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电视促进了农民的水平流动,对其向上流动无显著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40年全国全部34个地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届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须达到50%以上,中国有9亿农民,这就意味着至少5亿农民会离开土地,到城市中从事其他职业。
大多数社会学家也认为,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社会流动具有整合功能,可以缓解因地位差别而造成的社会挫折,减少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维持社会稳定和正常运作的因素不仅是阶层结构的形态,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假如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低,中下阶层受到压制,容易存有更多不满与反抗的情绪,相反,当不同阶层的成员具有实现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社会就能够形成一种有努力就会有收获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动社会中的上升流动。
本研究选取石栏村这样一个西部少数民族村落展开研究。
石栏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境内,是恩施市盛家坝乡下属的一个自然行政村。
该乡居住有土家族、侗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60%以上。
[1]石栏村的人口以土家族为主。
恩施州位于武陵地区腹地,宜昌西南,地处中国的中西部结合部,全部为山地,是中国腹地的巨大隆起,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该地区虽然毗邻中原,离武汉和重庆的直线距离都很近,却长期与世隔绝。
它和许许多多中国农村一样,人口向外流动现象十分显著。
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社会流动现象较为明显,且有深刻的社会动因。
其次,该村位于我国中西部结合处,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对研究中西部地区农村有典型意义。
同时,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剧,该村的受众对电视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最后,电视大规模进入该村时间仅十年,该村的文化环境较单纯、封闭,电视进入后产生的效果比较明显,便于观察。
石栏村的经济并不发达,但电视的覆盖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电视是农民获得外界的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农民文化、观念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
那么,电视在农民的社会流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给当地村庄的文化和社会变迁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一项民族志调查研究,来测量电视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通过对传媒的社会效应的研究展开思考,以期对现有的传媒政策进行调整,使其更利于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
二、电视文化与社会流动有人将农民的社会流动定义为: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民逐步地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实现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离。
[2]其实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是对同一种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
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
地理位置的变化也属于水平流动的范畴。
就中国社会的分层现状研究而言,国内学者主要有四种观点:陆学艺的“十阶层论”[3]、李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孙立平的“社会断裂理论”,以及李强、沈原、孙立平合作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的观点。
这四种观点无一例外的认为,农民位于社会分层的最底层,拥有最少的社会资源。
此外,“社会断裂理论”和“四个利益集团”理论还认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是“利益受损群体”。
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底层地位与“利益受损”的现状,农民必须进行社会流动。
能对社会流动现象作出解释的经典理论有三种:“推拉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
[4]在石栏村,这三种理论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但最终都指向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割的资源分配体系。
在本研究中,我们既要测量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水平流动的影响,也要考察电视对其垂直流动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文化资本是一个关键概念。
由于电视是广大中西部农村人口最经常接触的大众传媒,电视通过控制文化资本的传播和扩散影响了社会流动。
据研究,社会流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的流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西奥多・W1舒尔茨提出的“流动成本———效益”理论,把流动看作是一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投资行为,人力资本的流动具体作用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文化资本的流动。
在石栏村,电视是除了教育体系以外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分配途径,人们通过电视获得对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理解,从而获得基本的在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在本研究中包括对传播媒介的掌握程度(数量、种类),从大众传媒中获得的公共知识,现代化的观念等。
这种文化资本不仅仅是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养、德行、人性。
同时也包括各种能力:认知能力、思考能力、社交能力、行为能力、创造能力、欣赏能力。
这些品质与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的社会流动。
此外,文化资本的范畴还包括:人们要学会节约时间,学会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因为充足的闲暇时间是个体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要学会止欲,学会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的羁绊,学会放弃对物的贪婪和占有,进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欣赏生命、生活,有能力促进身心平衡、社会经济文化和谐。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和素养,是最大的资本,是最有能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
[5]关于电视影响社会流动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帕累托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社会阶层是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观点。
[6]与之相适应,关于电视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也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现代化-发展的观点,认为电视对文化资本起到了积极的扩散作用,促进了农民的社会流动。
该理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
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勒纳的移情理论、施拉姆的媒介功能理论、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等。
发展传播学奠基人勒纳认为传播科技有“移情”的能力,即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农民突破地理限制,开阔视野,培养和发展现代性格;英格尔斯认为传播能促使人的现代性的形成。
我国目前的农村受众研究大都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包括老一辈传媒研究者杨云胜[7]、程世寿[8]、祝建华[9]、张学洪[10]、裘正义[11]、陈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年第1期崇山[12]、王怡红[13]、戴元光[14]、方晓红[15]、姚君喜[16]等人的农村社会调查。
“现代化与发展理论”被学界公认较符合我国国情,但是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取得的实际成果微不足道,而且被怀疑和批评为替政府控制和利用媒介提供理论依据和借口。
”[17]一种是依附-再生产的观点,认为电视非但没有满足农村的媒介需求,而且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维持了现有的城乡二元分割现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帮助了现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三、研究方法及实施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了湖北石栏村做电视受众的民族志研究,各种数据由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拾取,主要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口述历史等方法来获得受众反馈。
本研究并不存在预设结果,而是通过一种扎根式的研究方法来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
在分析框架方面,主要采用了批判社会学的思路,从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对受众的文化研究作统筹性的研究。
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选择了石栏村的5个家庭进行了参与观察,这几个家庭的成员包括村干部、普通农民、退休乡村教师。
走访了20户人家,访问了约50名村民,组织进行了5次焦点小组访谈。
访谈对象较均匀地分布在当地农村中的不同阶层,包括普通农民、村干部、退休教师、返乡农民工等。
在访问的50人中,男性为28人,女性为22人。
他们的文化程度大都是初中水平,占60%,有20%的人是高中文化,小学文化占10%,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0%。
访谈了村里的一些明白人,查阅了地方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石栏村使用电视及其他媒体的历史进行了整理。
对电视文本的接收分析在本研究中是一个重要内容,主要以笔者的访谈形式呈现在本文中,解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文本分析、文本符码(形式分析)、符号分析、形象分析、话语分析。
[18]即使受众本身无法掌握上述解码方法,但笔者本身作为研究工具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拾取相关信息,也注意到了保持客观性,未过分地加入自身的解读,或主导研究对象进行解读。
四、石栏村电视场域的构建过程11石栏村的媒介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渗透,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农民,国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报纸、广播、电影进入石栏村。
从解放后至今,在村委办公室和小学订有报纸,特别是本省和自治州的党报,以确保中央精神的传达,但这种传达也只能到村一级,然后再通过广播转达给村民,在集体公社解散后,报纸就彻底对村民没有影响了。
如今,石栏村中的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知识分子”,如退休教师,会订阅一些杂志和报纸。
订阅较多的杂志为农业技术类和通俗文学类,如《农村百事通》、《今古传奇》、《中国故事》、《故事会》等。
但普通的村民一般接触不到这些纸质媒体。
不同于城市居民集中、明晰的分布特点,农村订户多分散、稀少,而送报机构很容易出现“发行实效性差、入户率低、期张缺失严重,甚至漏投、不投现象”。
因此,印刷物在农村的影响还是非常小,除了中小学生的课本外,最常见的是武侠和言情小说。
有线广播在大集体时期在石栏普及。
当时各区[19]都有广播站,会播放一些通知和恩施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偶尔转播中央台的节目。
在人民公社时期,几乎每天都有广播讲座,还有广播会,每月30次,公社有什么事情都通过广播通知,还有农业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
在1982年撤社并乡后,广播就不用来通知事情了,只是用来收听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电视取代。
解放后到80年代末,特别是大集体时期,石栏村经常组织放电影,地点往往选在村小学,农民隔了几山几岭都要打着火把去看。
如今,电影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有电影队下乡来放映。
进入90年代,农民可以通过市场渠道买到武侠、言情小说,磁带或光碟存储的流行歌曲等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