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性情与文学翻译
——《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读书报告
内容摘要：通过对《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这部专著的阅读，笔者走进了一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另外，这部著作介绍了国外最新的翻译研究成果：性情与翻译，并且把它应用于儿童研究之中。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译者性情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本文试图将着眼点扩到到整个文学翻译，从创作个性，译者主体性等角度论述从性情角度研究文学翻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视角，并提出从译者性情视角研究文学翻译的可以实践的几种方法。
关键词：性情与翻译性情与儿童文学翻译性情与文学翻译
本文的三组关键词，性情与翻译，性情与儿童文学翻译，性情与文学翻译可能造成误解，所以先予以说明。“性情”的英文为personality，也可以译成“个性”“人格”。“性情与翻译”是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的新成果，笔者在阅读《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了解到的。“性情与儿童文学翻译”是此部著作中作者第六章主要探讨的问题。“性情与文学翻译”是笔者在阅读过程受收到启发，本文试图要分析的问题。
一、一部白璧微瑕的翻译研究之作
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里提到“翻译是国际间文学影响和交流的最直接最普遍的手段，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发生关系主要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翻译在比较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今翻译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又称‘译介学’。”①目前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著作数量众多，但是有一个翻译研究领域的成果却寥寥无几，那就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既然儿童文学是文学大花园中不可缺少的一朵奇葩，而儿童文学翻译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作品又是实际存在的，并且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那么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也理应成为翻译研究，即译介学的一个领域。《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则是一门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专著。笔者之所以关注此部著作原因在于：其一，作为十分热爱儿童文学的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自然是笔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其二，这是一部很新的著作：书名为《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作者李丽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出版时间及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通过认真阅读和思考，笔者认为这本著作让我接近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这个陌生的领域，接触到了国际翻译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和术语。据实而言，笔者认为这部著作虽然称不上是大家手笔，经典之作，甚至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但是笔者却获益匪浅，所以写作此篇读书报告，以期最大程度消化所得和应用所学所思。本篇读书报告的写作思路大致为：
①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87页。
理解/概括
细读/查找分析/应用
思考/启发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201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笔者认为它是一部白璧微瑕的魅力花朵。《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以下简称《生成与接受》）以截取时段的方式是集中考察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儿童文学翻译，采用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儿童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研究方法。用科学统计的方式概述了此段时间内儿童文学的翻译状况，和目前儿童文学的研究状况；用描述性翻译理论考察此时期儿童文学的生成过程；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考察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理论分析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生成与接受》旨在研究1898年的儿童文学翻译，这是一个非常冷的题目。冷并不代表不重要，冷是因为关注的人少。关注得少的问题未必是不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儿童文学由来已久，并且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儿童文学。只要有儿童，就会有儿童文学。古今中外，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儿童文学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更是一个有待于开垦的沃土。通过阅读这篇作品可以让笔者走进儿童文学翻译这个陌生的领域。儿童文学的魅力并不会因为翻译而消失，相反好的文学翻译是作品开出的另一个生命之花。那么似乎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使命就是应该寻找出翻译赋予或者剥夺了多少原著的的魅力。不可否认，本部著作用详细可靠的数字，利用了计算机WORD的强大搜索功能展示出了从1898年到1949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状况，数据是令人信服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填补了一项学术研究空白。研究方法由史料搜集分类整理上升到理论高度，从具体到抽象，微观与宏观，个案分析和文献综述，数字说明和图表统计相结合。作者吸收了国际上翻译研究的前沿理论，性情与文学翻译。本着一个宽容的心态，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研究中，知难而进，可敬；知难而退，可爱。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知难而进的可敬的攀登者，并且达到了目的地。但是论文中有些内容没有深入介绍，好像话说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比如文中第二页，作者原话是“笔者认为1898年——1949年这个时段，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是有可操作行”。②但是理论上可行性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并未给出。是作者没有想到还是不知道如何回到就不得而知了。在第四章赞助者与儿童文学翻译中，作者指出“赞助者（patronage）是指文学系统之外控制文学的因素之一，指的是‘可以促进或妨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力量’，赞助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宗教团体、政治党派，社会阶级、宫廷、出版机构或是大众传媒。”③这里提到赞助者对于“促进或者妨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力量，但是文中只是从个人、出版机构和大众传媒三个方面论述了赞助者对于文学翻译的促进作用，而没有提到妨碍作用，是作者忽略了还是定义中应该去掉妨碍二字呢？笔者认为定义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最有可能出在作者没有列出妨碍的例子。
②李丽：《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2页。
③李丽：《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