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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建议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赵元任写下96字奇文反驳你敢相信吗？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竟在一百多年前险遭取代，甚至还有学者提议将汉字“拉丁化”，但却被一人写下96字奇文反驳。
这篇96字的奇文叫做《施氏食狮史》，而这篇文章则出自一位叫做赵元任的学者之手，后来更是和提出“汉字拉丁化”的瞿秋白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赵元任为什么瞿秋白会提议“汉字拉丁化”？赵元任又为何要反驳呢？这一切还得从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说起。
汉字运动，展开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走向衰落，而其代表的封建帝制也在不久后成为历史，而一些国人更是开始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当时西方文化的常年对比下，便让一些国人得出了结论。
这种结论认为当时的我国之所以落后、腐朽，主要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而纠其旧文化的根本则是作为载体的汉字。
于是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便围绕汉字提出改革，其目的便是为了改变当时国内的落后思想，从汉字入手破除顽固的旧文化。
在20世纪早期的文化界中，一波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率先开始了革新。
“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应运而生，而在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更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吐故纳新代表性的的体现。
除了“白话文运动”，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的“国语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但“国语运动”似乎要更加强制一些。
因为说到底，“白话文运动”只是让人们放弃文言文，但“国语运动”却经历了许多阶段，有一个阶段便是让人们放弃汉字，转用拉丁字母，这也被称为“汉字拉丁化”。
汉字拉丁化“汉字拉丁化”在当时也得到了众多文学界名人的支持，而我们熟知的刘半农、鲁迅、钱玄同等名家也很支持“汉字拉丁化”。
而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更可以称得上是“汉字拉丁化”的先行者，甚至有着首倡之功。
而瞿秋白之所以提倡“汉字拉丁化”，是因为其发现当时国内汉字普及程度低。
瞿秋白文盲率高的情况是因为作为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对大部分国人来说有着三难：难懂、难认、难学，而且对广大群众来说十分晦涩。
赫殿洪：操心越文拉丁化，杞人忧天赫殿洪：操心越文拉丁化，杞人憂天本文作者国内很多所谓的文化人著文发帖，对越南文字的拉丁化不屑一顾，进行质疑并感到忧虑，进而又为自己民族尚在使用着“博大精深”的汉字而倍感优越和自豪。
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拉丁字符不适合越南文，越南文字的拉丁化根本就是个错误；现在的越南已经尝到了拉丁化的苦果，认识到了拉丁化的错误，他们后悔不已；越南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呼吁恢复使用汉字了。
而那些声称拉丁化不适合越南文的中国人，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认为越南语同音字太多，拉丁化后，语义严重混淆，造成日常交流困难，重要公文存在信息安全隐患；二是认为拉丁化后的越南文字，不利于越南人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割裂了自己的历史。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先来看看好事者们的第一个担忧——同音词问题。
好事者们认为，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这些词，过去可以依靠汉字准确辨义，而当离开汉字的依托后，这些同音词就难以分辨了。
的确，越南语由于长期受汉字的影响，存在大量的同音字。
那么拉丁化后，这些同音词真的就无法辨义了吗？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想当然，完全是杞人忧天。
实际上，越南语的同音词与拼音汉语的同音词一样，通过上下文，在一定的语境下也是能够分辨词义的；加之越南语音节多，声调丰富，对同音字的辨别能力要远胜汉语和韩国语和日本语。
通过山下文仍不能准确辨义的极端例子也是有的，但是那样的同音词，肯定不会长久，它们一定会被社会自然淘汰、替代和人为改造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语言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
如今拉丁化的越南语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相信它已经“进化”得差得接近成熟了。
再说说好事者们的第二个担忧——文化传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书法，正如好事者指出的那样，现在的越南人基本上不会用汉字书写对联了，古色古香的汉式牌匾也被洋招牌取代。
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帖春联就是个风俗，用什么字写并不重要，不会汉字就用拉丁字母写嘛！招牌上写拉丁字母有什么不可！实际上，不会汉字的越南人，春联照样贴，招牌一样挂！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损失吧？汉字对于越南人来说本来就北方舶来品，现在换作西方舶来品就丢人了？就有辱祖先了？越南文拉丁化后，也不影响越南的诗文继承，民族音乐、舞蹈的继承和建筑服饰风格吧？越南照样会有人写古体诗，有人画水墨画，跳黎族舞，穿汉式装，戴尖顶帽……越南怎么会因为文字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文化呢！还有，越南文改用拉丁字符后真的就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割断了吗？我看不可能。
英语句法歧义现象的语法分析1.引言词语和语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的，同一词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在句子里往往会导致两种以上的意思，这就是歧义。
歧义现象存在于每一自然语言中，探讨歧义现象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对词语和语法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更加深入、细致。
发现歧义，了解歧义结构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对理解英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正确地遣词造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歧义现象及其原因分析是什么引起英语歧义呢?仔细研究，发现导致歧义产生的因素主要有语音、词汇、句法结构和语境。
语音歧义(Phonological Ambiguity) 是指在谈话中由于语音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而使听话人可能产生多种理解。
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 是一种潜在歧义。
因“一词多义”或“同形异义”而引起的歧义。
句法歧义的现象很多，在下文将作重点探讨，在此不作赘述。
语境歧义现象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产生的。
交际双方的职业和所具备的背景知识不同，而产生误解；有时一个语句可以同两种语境的话题相联系，或因指代不明确而两种语境的话题相联系，而造成歧义；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也常常影响交际和理解而导致歧义。
3.句法歧义句法歧义(Grammatical Ambiguity) 又称为结构歧义，当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解释时，就会导致对句子意义的不同理解，这是英语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歧义现象。
下面讨论的是英语句子结构层面上的歧义。
3.1状语还是定语同一短语，在句子中因其归属(attachment) 不清而触发歧义，如：1)She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on the paper.a. 在纸上她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b. 她回答了纸上所有的问题。
句1 为歧义句，介词短语on the paper 归属不清。
若将它视为句子层面的成分，它是句子的地点状语，此句预设“所有的问题在纸上”。
若视它为短语层面的成分，他归属名词questions ，是名词的后置修饰语，作定语，补充说明名词的临时特征，纸上的问题，“预设纸上有问题”。
也谈汉语中“V+N（受）的”转指施事／工具的歧义问题现代汉语中“V+N（受）的”结构表示转指的语义出现了施事和工具的歧义，这是因为施事和工具都是动词的论元成分，并且受事充当宾语的能力比施事和工具都要强。
所以，当受事进入宾语位置时，施事和工具就都能够进入该结构中主语这个句法空位而被提取，从而被转指。
本文从动词的配价成分和动词本身的意义两个方面着手，解释了“V+N（受）的”转指语义的倾向问题。
标签：“V+N（受）的” 施事工具“转指”这一概念最早是朱德熙1983年在《自指和转指》一文中提到的。
他指出，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形式可以使谓词性成分名词化：第一种是自指，这是一种单纯的词类转化，由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性成分所指相同，语义基本保持不变；另一种是转指。
名词化不仅造成词性的转变，连语义也发生变化，由指行为动作或性质本身转化为指与行为动作或性质相关的事物。
现代汉语句法平面上表示转指的主要手段是在谓词性成分后面加“的”，形式上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的”字结构，也就是“VP的”。
“VP”指的是谓词性成分，包括单纯谓词和由谓词组成的各类谓词性结构。
本文主要谈的是“V+N（受）”构成的谓词性结构后加“的”表转指的语义问题。
当动词后的成分为受事时，整个结构表示转指的语义会出现施事和工具的歧义，并且转指语义的倾向不同。
例如：（1）吃饭的（人/碗）（2）裁纸的（人/刀）（3）喝水的（人/杯子）现代汉语中，“吃饭”“裁纸”“喝水”在形式上都是“V+N（受）”构成的述宾短语，在后面加上“的”后表示转指。
“吃饭的”既可以说是指“吃饭的人”，也可以理解成“用来吃饭的碗”；“裁纸的”既可以指“裁纸的人”，也可以说是指“用来裁纸的工具”，但是二者又存在着不同之处。
“吃饭的”在语义上更倾向于指人，而“裁纸的”则更倾向于指刀。
概括起来说，这就是“V+N（受）的”转指的语义歧义问题。
为什么上面的例子既可以转指工具又可以转指施事？如果在一个结构中两种转指语义都存在，那么它更倾向指施事还是工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关键。
汉语拉丁化诡计差点成功，传教士拼音方案逆向研究，西文露出老底来华传教士所谋之深远，可能远超常人想象。
先上一幅油画，《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这所谓的文化盟约具体指什么，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但从利玛窦撰述、金尼阁整理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名来看，其野望绝对不会简单。
明清以来，究竟有多少华夏典籍被以各种名义偷盗回西方，已经数不清了，今天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还藏有传教士罗明坚翻译四书的一大批手稿。
而在梵蒂冈图书馆的善本收藏中，光是与《易经》研究相关的明清传教士的中文或拉丁文手稿，就多达十多种。
利玛窦的大作，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一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名被巧妙地译为《利玛窦札记》）。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此人还编写过一部使用所谓的拉丁拼音来拼写汉字的著作《西字奇迹》。
这便是汉语拉丁化的开端。
有人借此大肆渲染，将利玛窦等传教士奉为汉语拼音的鼻祖，真是一美遮百丑。
但故事怎么能只讲一半，而不讲全呢？1934年，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一组手稿。
该手稿长23 厘米，宽16.5 厘米，共计189 页，其中第32－165 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的辞典。
根据语言学家杨福绵的考证，这部手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4-1588年间在广东肇庆完成的，一般将此手稿称之为《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中的“水”条一项一口广东话的两个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先是参照汉语对译的方式，编撰了这本《葡汉辞典》，有了这本词典，才标志着葡萄牙语从低劣的口语走向了书面语言。
一直有传言说，天主教的主要诞生地其实是葡萄牙，而并非所谓的罗马。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天主教的历史无疑于被腰斩，只是诞生于近代，而根本谈不上所以的源远流长了。
利玛窦的往来书信已经证明了，他虽是意大利人，却受到了葡萄牙的赞助，因此，投桃报李，先弄一本《葡汉辞典》回去交差是正常的。
只是这本辞典并不成熟。
辞典中的拼音系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
其声韵母的拼写设计尚未定型，存在很多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怕”和“罢”，都拼成了pa；“他”和“大”，都拼成了ta。
拉丁语与现代语言的关系如何在人类语言的浩瀚星河中，拉丁语犹如一颗璀璨的古老星辰，虽历经岁月沧桑，但其光芒依然照耀着现代语言的发展道路。
拉丁语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与现代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
要理解拉丁语与现代语言的关系，首先得回溯到拉丁语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拉丁语起源于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姆地区，最初只是一种方言。
但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和扩张，拉丁语逐渐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并在其广袤的领土上广泛传播。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拉丁语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法律、科学和宗教的载体。
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导致拉丁语的消亡。
相反，在中世纪，拉丁语继续在欧洲的学术、宗教和法律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教会和学校中，拉丁语是教学和研究的主要语言。
众多的经典著作、宗教文献和法律条文都是用拉丁语书写的。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使得拉丁语在欧洲的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
现代许多语言在词汇方面深受拉丁语的影响。
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量的英语词汇直接来源于拉丁语，尤其是在科学、医学、法律、哲学等领域。
比如“biology”（生物学）、“psychology”（心理学）、“jurisdiction”（司法权）等。
这些词汇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表达，还反映了拉丁语在特定领域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同样，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罗曼语族的语言与拉丁语更是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
它们在语法、词汇和发音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拉丁语的特点。
拉丁语对现代语言的语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现代语言的语法结构在长期的发展中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仍然可以看到拉丁语语法的影子。
例如，在名词的变格、动词的变位等方面，许多现代语言都保留了一定的规则和模式，这些规则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拉丁语。
而且，拉丁语严谨的语法体系为现代语言的语法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再探讨标题：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再探讨引言：蒙古文作为蒙古族人民的母语，一直以来都使用自己独特的蒙古文字母进行书写。
然而，近年来，为了促进蒙古文在国际交流中的应用和推广，蒙古国开始着手开发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
本文将探讨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反响以及对蒙古文文字文化的影响。
一、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发展历程1. 背景介绍蒙古文作为蒙古族人民的母语，自古以来一直使用传统的蒙古文字母进行书写。
然而，这种独特的字母系统在国际交流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蒙古国开始考虑开发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以便更好地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和交流。
2. 标准的制定过程蒙古国为了确保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准确性和易学性，成立了专门的标准化组织。
该组织对蒙古文的语音、语法以及字母与拉丁字母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国际上的语言学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合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最终得以制定并公布。
二、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反响1. 国内反响蒙古国内，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推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一方面，支持者认为该标准有助于促进蒙古文的国际传播和交流，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一些反对者则担心这种变革可能会对传统的蒙古文字母系统产生影响。
2. 国际反响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蒙古文。
然而，也有一些批评声音，认为这可能导致蒙古文与其他语言相似度增加，失去其独特性。
三、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对蒙古文文字文化的影响1. 保护与发展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的推出，可以帮助蒙古文在国际交流中更好地保护与发展。
通过使用拉丁字母，蒙古文可以更容易地与其他语言进行互译，增加了蒙古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其国际传播。
2. 独特性与多样性尽管蒙古文拉丁转写国际标准引入了外来的拉丁字母，但蒙古文独特的文字特点仍得以保留。
【作者简介】李易航（1990-），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副主任科员，助理馆员。
【摘要】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在满语文研究中的应用，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已
然成为满语文研究和教学中的最基本方法。
我们在翻阅满文档案时发现，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的方法，在转写一些拼写方式特殊的单词时存在无法准确识读的歧义现象。
现将此类特殊现象进行归类分析，总结出其中五点规律性问题，希望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找到可行的方法予以规避。
【关键词】满文；拉丁字母；转写；歧义【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8）03-0019-02
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在满语文研究中的应用，自穆林德夫起，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已然成为满语文研究和教学中的最基本方法。
然而笔者在翻阅满文档案时发现，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的方法，在转写一些拼写方式特殊的单词时存在无法准确识读的问题，简单来说，即一个满文单词转写成拉丁字母后，其拼写方式存在歧义，可以解读为两种以上结果。
这些拼写特殊的单词大多为拼写人名、地名、外来语等的单词，在清代前期满文档案中存量较大，乾隆帝规范满语文后有所改善，但仍旧存在。
总之，这种歧义现象的存在，对于人工阅读来说，可以通过个人单词积累或查阅满文字典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仍存在识读错误的风险；然而这些歧义现象对于使用计算机进行古籍、档案等的数字化工作而言，大多情况无法得到合理解决。
笔者试图将这些拼写特殊的歧义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希望可以找出其中规律，在今后的工作中找到方法予以规避。
一、ng 和n+g 的组合问题
根据满文拼写习惯，n/g 两个字母前后相接出现时，往往形成ng 的拼写组合，而在清代满文档案中亦存在打破此类常规的特殊单词，即形成了n+g 的拼写组合。
举例而言，tenge 一词，根据满文拼写习惯，可能识读为“腾额”，即teng+e 的组合；然而满文档案原文却为“特恩格”，即ten+ge 的组合。
cuwangiyan 一词，可能识读为“床一烟”，即cuwang+i+yan 的组合；然而满文档案原文却为“权坚”，即
cuwan+giyan 的组合。
二、元音字母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使用的问题
此类拼写方式特殊的单词较多，需要在阅读时予以特别注意。
由于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元音字母a/e/u/v 不会在单词词中和词尾单独（即元音字母前不接辅音字母）出现，而满文档案中却有大量a/e/u/v 四个字母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出现的情况，这与现代满语文语法是相矛盾的，但清代满文档案中存在即为合理，需要在阅读时予以慎重对待。
举例而言，liyanen 一词，根据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元音字母e 不会在单词词中单独出现，因此将liyanen 识读为“俩讷恩”，即liya+nen 的组合；然而满文档案原文却为“廉恩”，即liyan+en 的组合。
此外，元音字母i 在现代满语文语法中规定是可以单独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出现的，但由于大多数元音字母不可以单独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出现，且元音字母i 单独在这两个位置出现的频率并不很高，人们在阅读时便会习惯性地默认元音字母i 不会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出现，因此在识读一些单词的拉丁字母转写时就会出现问题。
举例而言，weni 一词可能会被识读为“窝尼”，即we+ni 的组合；而满文档案原文却为“文艺”，即“wen+i ”的组合。
同样，guwanimboo 一词，可能会被识读为“瓜尼木保”，即guwa+nim+boo 的组合；而满文档案原文却为“观音保”，即
guwan+im+boo 的组合。
以上ng 和n+g 的组合问题，以及元音字母在单词词
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时的
几点歧义现象分析
李易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100031
）
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
2018年5月May.2018Serial No.237No.3
19··
□编辑/张明元
中或词尾单独使用的问题，大多出现在拼写人名的单词中，因此无法通过查阅满文字典的方式予以解决。
有些人物在历史上取得过较大功绩、青史留名，便可以通过查阅《清实录》等古籍，或《清代职官年表》等工具书予以校正；而有些人物官职较小、作为较少，则无法通过史书查得，因此错误识读此类人名单词的可能性较大。
三、元音字母v 的特殊写法的问题
字母v 作为满文6个元音字母之一，有着严格规定的书写方法，然而由于一些单词从蒙古文等外来文种中借用，仍旧保留其特殊的书写方式。
这些单词在转写为拉丁字母时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在通过拉丁字母转写为满文时则应特殊注意，如果按照第六元音v 的正常写法书写，便会出现谬误。
举例而言，kvke/nehv 两个单词中的元音字母
v 就写法极为特殊，应在遇到时予以特别关注。
四、元音字母e 和辅音字母n 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
使用时另加点的问题
清代满文档案在书写元音字母e 和辅音字母n 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使用的情况时，有时会另外加上一个点，这就与现代满语文语法的规定有所冲突，需要在见到时加以特别关注，如果按照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的方式书写，便会与满文档案原文有所差别，进而产生谬误。
举例而言，单词liyanen ，如上文所述，应识读为“廉恩”，即liyan+en 的组合，满文档案原文在元音字母e 的左侧另加了一个点，如不注意便会误读为“俩南”，即liya+nan 的组合。
单词anfulambi ，此时辅音字母n 在单词词中单独（即辅音字母n 后不接元音字母）出现，满文档案原文在辅音字母n 的左侧另加了一个点，如不注意便会误读为“额那福拉木比”，即e+na+fu+lam+bi 的组合，实则为“安福拉木比”，即an+fu+lam+bi 的组合。
单词han ，辅音字母n 在单词词尾单独出现，满文档案原文中有时会在辅音字母n 的左侧另加一个点，用来表示“姓韩”的意思，进而与其他不另加点的表示“皇帝”的han 加以区分，因此该单词在通过拉丁字母书写满文时必须根据文章内容加以区别，避免误用。
五、辅音字母k 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使用时的写法问题
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辅音字母k 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使用时，根据k 前面元音字母的阴阳性不同，写法有所区别。
即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接于阳性元音字母a/i/o/u 后时，写法为两个牙加两个点（位于单词词中时）或一个牙、一个向右的撇加两个点（位于单词词尾时）；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接于阴性元音字母e/v 后，写法为半勺（位于单
词词中时）或半勺加一个向左的撇（位于单词词尾时）。
但是，在清代满文档案中，尤其是清前期满文档案中，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时并不完全遵循上述规则，混用、乱用现象严重，乾隆帝规范满语文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此问题依旧存在。
此种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时的混用、乱用现象，与元音字母v 的特殊写法、元音字母e 和辅音字母n 在单词词中或词尾单独使用时另加点的问题相同，在满文转写为拉丁字母时并不存在问题，但在通过拉丁字母书写满文时则容易存在误写的问题。
而此问题是由于混用、乱用引起的，并无规律可循，因此我们在实际处理这一问题时实为棘手，只得通过查阅满文档案原件的方式予以解决。
但以笔者翻阅满文档案的经验而言，此问题大多是在满文档案原件中，将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接于阴性元音字母时的写法写为单独使用接于阳性元音字母时的写法，即写为两个牙+两个点（位于单词词中时）或一个牙、一个向右的撇加两个点（位于单词词尾时）。
举例而言，单词teksin ，此时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接于阴性元音字母e 后，位于单词词中，按照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辅音字母k 应写为半勺，而满文档案原文中却写为两个牙加两个点；单词tentek ，此时辅音字母k 单独使用，接于阴性元音字母e 后，位于单词词尾，按照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定，辅音字母k 应写为半勺加一个向左的撇，而满文档案原文中却写为一个牙、一个向右的撇加两个点。
综上所述，使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在满语文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提供了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笔者虽列出了上述歧义现象，然并不能找到准确、合适的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由于满文属古文字，满语已不为满族等少数民族使用，目前所有的拉丁字母转写均源于清代满文古籍、档案原文，笔者希望业内同仁在享受拉丁字母便利的同时，还应更多关注满文古籍、档案原文，毕竟这些几百年保留至今的原文才更加原汁原味，其中与现代满语文语法规则冲突也好，存在书写谬误也罢，均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只有更多、更好地借助满文古籍、档案原文才能够更为有效地规避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五类问题，只有更多、更好地利用满文古籍、档案原文方能提高学术科研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满文古籍、档案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
当然，毕竟笔者工作经验较少、学识有限，分析总结得出的现象、结论必定并不全面、准确，只希望笔者所提所论能够对满文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对业内同仁有所启示，便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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