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论文关键词: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演变论文摘要:文章探讨了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演变的问题,并对不同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反思与批判色彩的世纪,一个世纪以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驳诘问难,其先后有文白之争、课程目标之争、读经之争、大众语之争、文道之争、语文标准化考试之争,等等。
语文教育批评现象成为20世纪语文教育历史上一道鲜明而独特的风景线。
对这种纷繁芜杂的语文教育批评现象,它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怎样的?不同阶段的语文教育批评有什么样的特点?语文教育批评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在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发展历史演变问题作一些初步研究。
一要想探讨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演变问题,首先应该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历史进行分期考察。
从现有几部关于20世纪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的研究著作看,它们对于20世纪语文教育发展历史分期问题,往往采用社会分期法,即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依据进行分期。
如《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一书在阐述现代语文教育分期时就认为:“35年(1949—1985)来,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建没、‘文化大革命’、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建设与‘改造’、‘开放’等几个大的阶段。
……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相应有这样几个时期:‘语文’统一期,汉语、文学分科期,‘语文’教育曲折发展期,‘语文’改革实验期。
”[1]这种分期法显然是将语文教育纳入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发生过程的历史阶段来考察的,它虽然比较方便研究,但并不一定能够如实地体现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特点。
从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历史发展来看,语文教育批评作为对语文教育问题的不满、议论、闲话、指责和批判等为存在形态的一种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它带有语文教育批评者鲜明的主观情感色彩,更多时候是受到社会政治、文化与教育等因素变革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变化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影响尤其显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胡希东摘要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维度；文学史书写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12）05－0135－06作者简介胡希东，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后成都6101061950、1960年代是现代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其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基础。
而“文革”十年结束后，整个文学史书写处于徘徊状态，它主要表现在对1950、1960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的恢复，文学史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如，当时最为通行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是对1960年代所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恢复，而其他各高校联合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也莫不如此，整个文学史书写处于停滞徘徊状态！1980年代以降，随着历史转型，之前认可的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工具论”等开始受到质疑，文学独立意识、文学审美意识受到人们的推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产生于这一语境。
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重要的文学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让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它带来了文学史书写模式的飞跃，这在文学史建构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但站在21世纪的今天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带来的文学史书写所具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个性特征的演进作者：王斯蓓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21期摘要：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特征使其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非文学的附庸。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体现的个性精神曾面临重重险阻，但一直在艰难中顽强前行，终于在新时期得到重视和高扬。
按时间划分为建国后二十七年、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三个阶段，本文探讨文学批评个性特征的演进轨迹。
关键词：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个性新时期文学批评是一门从接受意义上揭示人类特殊智慧的思维科学。
批评者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对文学现象做出审美评价，对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反思与超越。
批评的多元化、个性化特征使其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非文学的附庸。
二十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倚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一种或几种科学方法或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多种多样独具特色的批评形态和流派，这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强烈愿望。
一、个性的窒息——建国后前二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社会历史批评从多元范式中突围而出，逐渐上升为单一化、主流化，体现主导化的地位。
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战争文化规范下政治对文学的价值需求，在普遍性和权威性的规范下，建立起一套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价值系统。
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用行政方式确立了“政治—文学”的批评体系，“文革”期间，政治批评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形成了一个由观念、方法、范型、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
批评模式被框定在“三段论”中，而被批评者成了无可辩驳的政治审判、斗争对象。
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个性化声音微弱地保存于一个弱势群体中，思想领域控制出现些许松动的几个时间片断给他们提供了短暂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文章，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界定，试图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讨论还引发了关于“写真实”和“暴露黑暗”问题的争论，并触及政治与文学、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是各种具体批评形态在世纪批评整体进程中形成的结构系统,从历时和共时的综合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构成了三大形态系统。
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包括五四文化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形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形态系统,包括泛印象主义批评、泛个性主义批评;三是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包括语言文本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
这三大批评形态系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
一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梁启超在诗界与小说界所进行的“革命”。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
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
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
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
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
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
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
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本文关键词：文学批评，视野，年代，世纪，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本文简介：【摘要】中国当代文坛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文学批评家更是各执己见,有的给当代很多作家冠以＂大师＂、＂着名作家＂的称号,有的又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的旗号,对很多作家作品大加贬斥,欲清之后快。
那么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出现在这种局面,中国文学批评又要怎样做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本文内容：【摘要】中国当代文坛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文学批评家更是各执己见,有的给当代很多作家冠以＂大师＂、＂着名作家＂的称号,有的又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的旗号,对很多作家作品大加贬斥,欲清之后快。
那么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出现在这种局面,中国文学批评又要怎样做才能走上健康合理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发展一、20世纪90年代浮躁的文学批评浮躁的时代造就浮躁的文学。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时代。
新历史小说、女性主义文学、长篇小说热一拨又一拨兴起,一系列以＂新＂命名的文学现象也相继登台:新状态、新体验、新感觉以及＂新人类＂小说等。
这些小说处处冲击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包括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显得五花八门、眼花缭乱。
还有有着阴暗、冷漠色调的＂新写实＂和＂王朔热＂,从这些小说的主题与风格中我们读出了文学和人心正向着＂鄙俗化＂方向狂奔。
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曾说:＂文学批评家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
＂他在这里是说作为批评家,要有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不能随心所欲、自以为是。
但在这市场经济的潮流中,物欲横行,道德滑坡,文学创作形态趋于多元,文学批评面对当前这些难以计数的文学作品,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失去了80年代建立起来的客观、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局面。
当前不少批评家缺乏那种严肃审慎地对待被批评对象、对待文学批评工作的敬业精神,缺乏体验作品的艰苦过程,他们往往以我为中心,过分强调表现自我,撇开文学作品,想当然地去开展批评工作,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甚至旁若无人地去肢解作品,或是搞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社会批判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动荡的一个世纪，饱受战乱、政治运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煎熬。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种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批判的浓厚色彩。
这篇文章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社会批判。
首先，社会批判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可以从作品主题和情节中找到。
许多文学作品以批判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为主题，展现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切。
例如，茅盾的小说《子夜》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污为背景，通过描写中产阶级小生的自私和道德堕落，暗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和困苦。
类似的例子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通过阿Q这个无产阶级“地主阶级化身”的形象，揭示了社会不公和阶级压迫的荒谬。
其次，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
他们描绘了农村的贫困和饥饿、城市的拥挤和污染、工人的艰辛和剥削，以及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等现实问题。
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通过对城市生活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中国社会上层的虚荣和势利，批判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泛滥。
而丁玲的小说《只有神知道》则以一位年轻女性的视角，勾勒了农村妇女的艰苦生活，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妇女权益的压迫和剥削。
此外，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社会批判还可以从文学风格和艺术手法中找到。
一些作家运用了讽刺、讽刺和黑色幽默等手法，以戏谑和嘲笑的方式揭示社会问题。
例如，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以幽默和荒诞的风格，描述了一位善良可爱的女性在动荡时期的生活和爱情，反映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们对爱情的追求。
另一个例子是张贤亮的小说《红手指》，通过描写一个人们通过网络游戏逃避现实的故事，批判了社会对网络娱乐的过度依赖和荒谬。
最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社会批判也与文学理论和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
在马克思主义流行的年代，作家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阶级斗争。
例如，巴金的小说《家》以农民起义为背景，通过描写家族和个人的努力和牺牲，探讨了农民阶级的命运和抗争。
对世纪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内容摘要：关键词：文学批评媒体化概念化文化摘要：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是中国20世纪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误区，它们造成了批评的苍白和无力，不利于批评自身和文学创作的发展。
要走出误区，使文学批评成为真正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必须加强批评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批评机制。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评判作品得失、揭示文学活动规律、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等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20世纪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评论著作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
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但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不断暴露出来的却是批评的苍白和无力。
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走进了媒体化、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误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同时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批评的媒体化20世纪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短小精悍、迅捷及时、通俗易懂、自由灵活等特点，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激活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文学批评带来生气和活力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走入了“媒体化”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一）批评方式的二极对立。
文学批评应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媒体批评却常常“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
一是充满溢美之词的“捧杀”，包括哥儿们义气的“感情批评”和高俅式的“红包批评”。
对前者，早在，成仿吾就尖锐地指出：“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友，已成公然的秘密。
有种杂志老老实实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
’”①如今，这种廉价的歌颂和庸俗的吹捧仍十分盛行，正如余开伟所说的：“为数不少的批评家，尤其是北京、上海和一些省的，派系林立，各立山头，把一些报刊当作他们的地盘，拉拢同类相互吹捧……完全丧失了理性立场和科学精神，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耻辱。
座0;/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0。
l u历来被认为美好的事物,像/朝阳0、/金秋0、/湖光山色0之类,被夹杂在/坟田0、/墓地0、/死叶的声息0、/魔鬼张着手0的阴影之中,诗人似乎有意将和谐境界捣碎,让它散落在颓败的残冢废墟之间,那种对生死无常、美丑轮换的异样的错位的描写令人读来为之震颤。
在新诗领域,李金发是一个/异数0,他无视20年代中国新诗的阅读环境和接受能力,我行我素地将他从波德莱尔那里获得启发而形成的关于生存的神秘性顿悟,以一种貌似无序的文字排列而抒写出来。
也许是无意地然而却成为一种事实:李氏诗作为中国新诗走进现代主义大门,开创了一种范式,体现中国诗人现代感受力的觉醒及其对合适的表达方式的追寻。
其被指摘为/食而不化0、/晦涩不通0、/很难索解0的诗句背后,实有另一种命名机制作为依据,一种无论是语言、意象抑或节奏、句法均有别于古典汉诗或自由体汉诗的机制,这套机制为后来几代现代主义诗人所实践着、完善着。
20年代前中期短短的几年间,诗人李金发以极度活跃、近乎亢奋的姿态接连推出他的三部诗集5微雨6、5食客与凶年6、5为幸福而歌6,在毁誉不一的境遇中迸发他作为诗人的最具光彩的生命火花,为新诗界留下一个不识时务、桀骜固执、含混神秘的影面。
有趣的是,李金发以象征诗出尽风头,只有短暂几年,这种与生命热情紧密关联的创作活动随着/热情0的消失而无以为继。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
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0。
l v做雕塑,他则有种种疑虑。
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0 l w:/没有体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0 l x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0、/合约0、/交易0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与观念变革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学批评与观念变革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不仅在形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同时也在文学批评与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在过去的文学批评中，往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强调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
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批评开始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而不仅仅是其道德意义。
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和自由，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批评逐渐从对作品的道德评判转向对作品的艺术评价，注重作品的独特性、创新性和表现力。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观念变革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重新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为束缚创作的桎梏，而是被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
一些作家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将其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例如，鲁迅的作品中融入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他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和现代社会的问题。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重新定义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与观念变革还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上。
中国现代文学往往以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描写和探讨，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
这种关注和反思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对人性的思考上。
例如，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刻画，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不仅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与观念变革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这种变革体现在对作品的多元化评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重新定义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上。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是各种具体批评形态在世纪批评整体进程中形成的结构系统,从历时和共时的综合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构成了三大形态系统。
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包括五四文化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形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形态系统,包括泛印象主义批评、泛个性主义批评;三是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包括语言文本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
这三大批评形态系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
一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梁启超在诗界与小说界所进行的“革命”。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
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
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
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
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
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
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
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
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
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
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
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
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
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
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人情”和“人性”等理论批评话语也不时与泛政治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empirenews.page--]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198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拨乱反正”,清理“文革”十年造成的理论混乱格局,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迭起,文学批评发挥着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作用,在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中,对文学新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批评,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推动文学思潮乃至于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
社会历史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进程中,以强烈的时代和社会使命感,以应有的胆识才略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较资深的批评家,他们集文艺界领导、报刊主持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批评余热,如冯牧、陈荒煤以及陈涌等批评家。
另一部分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中年批评家,他们以比较成熟而又开放的心态介入文学现实,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念,对同代和“知青”作家作品又有亲近感, 在推进文学新潮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80年代的另一变化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批在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继从80年代初走向专业研究之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承接起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传统,对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些文学“禁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如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杨义、季红真、陈思和、赵园、刘纳等。
他们的批评大体上是以鲁迅、周作人、曹禺及五四文学的研究介入批评界的,“民族灵魂”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启蒙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批评立场,而“泛意识形态化”则是他们的基本批评观念和方法。
这种批评显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泛政治化”、“泛现实主义化”不同,他们对文学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以思想史、哲学、美学等范畴和视角对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重新理解和判断。
[1]在“文化热”中,“泛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化批评思路,最容易转化到文化批评思路上来。
因此,“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不久就转向了“泛文化”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批评视野,“文化”既是他们的批评内涵,也是他们的批评对象。
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形态称为历史文化批评,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文化热”充分调动了批评家参与文化建构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批评视野、思维和视角的开拓和丰富。
文化热中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将批评目光引向地域文化,“京派”和“海派”,以及新近的“寻根小说”,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后又进一步拓展为对20世纪文学和地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和政治文化关系的批评阐释。
不过,在文化热潮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乃至于拓展到比较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显要学问。
早在闻一多时代就展开的文化人类学批评在时隔半世纪后有了足音,叶舒宪、萧兵、方克强等学者和批评家,成为这一批评形态的代表。
这一批评形态已不同于上述的历史文化批评,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原型进行了一种文化批评,我们称之为文化原型批评形态。
由上可见,社会文化批评系统在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呈现出不断拓宽批评广度和不断深化批评深度的状态,显示了该批评系统的阐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empirenews.page--]审美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世纪初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王国维的审美批评。
王国维是在中西美学理论视域中来思考纯文学问题并展开其对《红楼梦》的批评的,他与梁启超视文学为政治工具的社会政治思路正好形成一个反向,即视文学为审美,从审美角度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
尽管王国维在日后的影响不及梁启超那么显在,但他却是内在地发生着影响。
五四时期创造社的现代浪漫主义倾向及此后的纯艺术批评,都在暗合着王国维的艺术审美思路。
唯美主义在1920年代具有一定的文学市场,以创造社为主要阵营的新文学团体,明确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争夺话语权力,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的路向。
审美和艺术的批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表现在诗学中的艺术诗学批评、“纯诗批评”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学批评中,如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的诗学批评。
不过,这一批评路向在文学批评中,尤其是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泛印象主义的批评形态。
[2]这方面最直接的“元老”是周作人,他在“人的文学”表述中就流露出了“个人”的文化和文学立场,为他日后退居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个人趣味的艺术天地作了埋伏。
当周作人的志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发生抵触,当他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在现实面前,他又退回到“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中去,经营起了“自己的园地”,“叛徒”之鬼隐去,“隐士”之鬼浮现。
他所倡导的“主观的批评”、“创造的批评”及其“宽容”批评原则,对自由主义派别批评家亮出了导航的信号,直接开启了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
而在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批评理论代表人物朱光潜对王国维的审美批评进行了嫁接,形成了超越社会政治的审美文学观和批评观。
在京派批评家中,朱光潜主要建构其批评理论,李健吾和沈从文等主要进行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文体上既有“抒情的论文”和与此接近的感性形象的朱光潜的美学论文体,又有梁宗岱的诗学批评文体,萧乾和常风等的书评体,还有李长之的评传体。
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对40年代的李广田等人的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有九叶派理论家袁可嘉的现代诗学批评的呼应。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政治”性和“革命”性的批评受到质疑,回归文学与回归批评的呼声在批评界广为流传,批评的自由独立意识渐趋强化,表现为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对创造精神的崇尚。
不过,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批评,既是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应,也是超越,超越其理论视野,广泛吸纳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个性主义成分,形成一种“泛个性主义”或泛审美的批评形态。
“首先它在思想内涵上不仅强化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以及尼采美学的非理性原则,还广泛接受了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自由原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超越理论,但其主流仍是德国的浪漫美学。
其次它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新批评等文论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思想”,表现为“审美之维”和“本体论之维”。
[3]这些批评思想资源,在当代青年一代批评家笔端,统合为个性自由思想和审美创造精神,其中除了德国浪漫思想外,还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
这种批评思想来源庞杂,范围广泛,不是一个完整严格的批评体系,在80年代的浪漫、自由文化语境中表现为泛个性主义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