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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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指研究中国古代至近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历史的一门现代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特色。
它以中国化的宇宙观、人生观与美学观为理论基石,是对古代文艺创作、欣赏与评论的各种阐述。
中国文学批评整体上既有着显在的范畴、命题,也有着潜在的审美文化蕴涵,尤其是后者,是产生中国文学批评显在理论形态的灵魂。
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开始,就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这一理论倾向,呈现出与重视知识与逻辑范式的西方文论不同的民族文论特征。
作为一门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般是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也就是从时间上这门课只会讲到中国现代以前,最晚近也就讲到王国维、鲁迅这些人。
一般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的讲述历代对于文学的看法。
比如说文学的功能,《诗大序》中文以载道的看法。
比如文学的分类,古代文学体裁有很多:文、赋、诗、说、书、传、耒等等,《文心雕龙》大概分了三十多种文体,这些在古代的一些书籍中都有详细的分类。
比如关于文学观念的一些理论学说,古代品评文学作品有滋味说,载道说,意境说等等,王国维就提出意境说,诗的好坏要看诗的意境。
李贽的童心说,要求文学作品要表达真性情。
总之,中国古代批评史讲的是中国古代的人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论性看法。
如果通俗的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学科上来说,是建立在现代文化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将重点放在理论的阐释上面,这是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而且对于文献的梳理与归纳也离不开理论观点的指导。
这就要求学习者不仅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而且要注重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文化的学习,同时对于西方哲学等理论要有所掌握,自觉地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深化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认识及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植根于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之上。
中国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审美与文艺的境界,是生命精神的结晶,这种精神意蕴与人格境界,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不仅关注的是理论范式,更追求的是形而上的人格精神与超验境界。
人文学院 09级中文 64号邓伟月浅析曹丕的《典论·论文》摘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他所涉及的内容要比过去任何文学论文都宽广的多,有些内容相当精辟独到,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明文学理论在当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论文》中涉及了文学界长久以来的“文人相轻”陋习,并首次提出了“文体”论和“文气”论,以及他把文章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人相轻“文气”论文体论“不朽”说《典论·论文》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
作者曹丕,字子恒,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魏文帝。
《论文》是一篇文学理论的专门论文。
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
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赋》、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其中,这些形式的文学批评,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
直到《典论·论文》出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才有了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因此,《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
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
它涉及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对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都做了广泛的探讨和论述。
·创作背景《典论》的写作时间在曹丕当太子不久后,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至曹丕即位的延康元年之间(217-220),此时建安七子皆以去世。
因此《典论·论文》的产生是有它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文学创作基础的。
《典论·论文》的中心是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
1、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2、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内容包括“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文本同而求异”的文体论、“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文章论、反对“文人相亲”的作家论。
3、钟嵘《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
4、刘勰的《文心雕龙》包括“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执政驭奇”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原则。
——《文心雕龙》和《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最为重要的两部文学批评著作。
5、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深入论述创作的文章,他对灵感的分析——是第一次发现中国文人有对灵感的分析,他对诗歌文体风格概括——“诗缘情而绮靡”——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6、严羽《沧浪诗话》在宋代文论批评史中是一部最有系统的诗学理论之作。
7、元浩问的《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诗论诗”的典范之作。
8、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组诗开创了我国诗论绝句具有“诗化色彩”的文学批评体式。
9、白居易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集中在《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生实义”。
他强调“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倡导继承《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十分重视讽喻诗的创作,突出诗文创作的宗旨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享有“广大教化生”的美誉。
10、唐代的选本: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11、唐王昌龄《诗格》有“三格”:生思(内心而成)、感思(古贤者而成)、取思(自然外物而成)和“三境”:意境、情境、物境。
12、皎然《诗式》提出了缘境、取境。
13、司空图的“四外说”: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14、黄庭坚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
15、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创立“江西诗派”之名(悟入、活法)——“一祖三宗”(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16、李清照的《词论》的主旨和核心观点是“词别一家”。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扩展版)J.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19年第4期No.4.2019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撰著述论胡建次,刘嘉欣(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摘要]新世纪以来,中国丈学理论批评史的撰著在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通史的撰著既强化个性鲜明的学术特色,久要求其具有科学性;断代文学批评史的撰著进一步细密化,使传统文论史显示出动态性与鲜活化的特征;分体文学批评史的撰著,更体现出传统文论史内在的逻辑性;专题文学批评史时撰著,表明文论史的建构正朝着多维度与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上述几个方面,标示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EJ见兴盛与成熟。
[关键词]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撰著;成绩;述论[中图分类号]12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19)04-()141-06一、文学理论批评通史的撰著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通史的撰著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其主要体现为出版了不少各具特色的通论性著作。
在撰著形式上,主要包括个人撰著和集体撰著两类,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历史的发展线索与面貌特征更为丰富多样地揭菓与呈现出来。
(一)个人撰著近二十年来,以个人之力撰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者较多。
所出版著作主要有:李泽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简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年版),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北京大学岀版社2000年版),赖力行《中国古代文论史》(岳麓书社20()()年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9年版)、《中国古代文论》(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杨玉华《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嬉变》(巴蜀书社2000年版),赖力行、李清良《中国文学批评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3年版),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5年版),谢建忠《中国文学批评史述略》(巴蜀书社2005年版),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王思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8年版),成复旺《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年版),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一,名词解释1,四声八病:诗歌声律术语。
四声,汉语字音的四种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由南朝沈约、周顒提出。
周撰《四声切韵》,沈撰《四声谱》,为专门阐述汉语四声的早期论著(今均佚)。
八病,律诗中运用四声不当而出现的八种弊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据传由沈约、王融、谢脁创议提出。
四声八病说的提出,引起时人和后人对诗歌声律长久而广泛的讨论,促使作家更加自觉地注意诗歌声律,为五言诗向格律严整的律诗过渡奠定了基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声八病亦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在当时即受到钟嵘等人的批评:“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诗品》)、“作诗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均是对此一学说的批评。
2,“风骨”说:南朝梁刘勰有关艺术感染力的理论。
语见《文心雕龙·风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倩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风”、“骨”或“风骨”,原均系品评人物之词,多指人的精神气度,即基于仪表而又超乎形迹的一种风度、神采。
用之论文,则众释纷纭。
稍后于《文心雕龙》的《魏书·祖莹传》视风骨为风格,有“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之说。
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范文澜在为“风骨”作注时进一步指出: “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辞。
惟前者始得风骨之称,肥辞不与焉。
”今人多认为, “风”应指作品思想内容给予读者的教育作用, “骨”则指完善的文句在读者身上所唤起的力量。
“风骨”合称,即指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风骨说”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刘勰之后,受这一理论指导,总结魏晋文学而提出的“建安风骨”、“汉魏风骨”等,不仅成为促进诗歌健康发展的有力口号,而且成为历代作家反对轻艳绮靡文风的战斗旗帜。
“文起八代之衰,泽被后世之功”
——解读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唐代中期出现文体文风改革的高潮,一方面缘于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即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
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逐渐明显。
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开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词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
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德古文理论。
古文和骈文是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两种基本语言表达方式,古文的名词是后起的,是针对骈文而提出来的,指骈文产生以前先秦两汉文章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的概念产生很早,汉人所说古文指先秦文献典籍,亦指先秦古文字,在六朝人说的古人,乃是泛指前代的文章。
这些均与唐人所说古文不同。
唐代古文提倡者所说的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文章那种与六朝骈文不同的、不讲骈俪对偶的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
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文,也可以夹杂少量骈偶句,但以自由的单行散体为主。
古文和骈文作为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应当是并行共存的,彼此也可以相互掺杂运用,事实上它们各自的发展都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骈文侧重于格式整齐的语言形式美,而且是一种绚丽铿锵、和谐对称的雕饰美;古文侧重于语言的自由流畅表达,讲究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生动简洁的本色美。
唐代古文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从简单模仿先秦、两汉文章而来,而是在政治革新的背景下,为了自由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继承和发扬先秦两汉文章单行散体的语言表达方式,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出了一种生动、简洁、明朗、自然的文学语言和灵活自由、不受任何拘束、更符合当时人思维特征和思想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后,才确立了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唐代古文理论的提倡者和古文创作的实践者,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都是政治上颇有理想抱负,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具有不同程度改革思想的文人。
不过,从韩愈以前古文理论地产生和发展来看,唐代古文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已有所涉及,但都还是比较初步的、不成熟的,有些重大的关键问题还是没有接触到,在古文创作方面成就也比较一般,以古文代替骈文而成为文章写作的主要语体形式、并且在文风上发生重大转折的这场历时性变化,是由韩愈和柳宗元来完成的,而且这场语体改革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韩愈。
韩愈的古文理论是非常全面、系统、深刻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它之所以在当时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产生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他把古文写作和提倡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韩愈对孟子特别崇敬,因为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主张帝王要“与民同乐”,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这正是中唐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核心所在。
韩愈在《原道》篇中要求君主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无温饱之忧,这正是对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具体发挥。
韩愈竭力排佛老,并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佛老思想,而是从改革政治弊端出发的,他认为当时从上到下崇佛老,是儒家仁义不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韩愈提倡古文、复兴儒家古道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政治目的,这就是改革弊政,中兴唐室,所以产生了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韩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
《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韩愈认为,文章写作的目的是明道,而不是为文而文,所以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这种内容不应当是泛泛而论,而必须是密切结合现实,有实用价值的。
所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
讲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就其作了集中的、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其意义是深远。
韩愈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但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文章写作的技巧,他提倡古文并不是要人们机械地模仿先秦两汉文章的语言,他希望创造一种吸收唐代语言发展中的新成果,甚至某些口语因素,并对先秦两汉语言加以改造的新的书面语言,或者说,一种适合于唐人习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文学语言。
他和提倡古文的先驱者的区别是,韩愈特别重视写作古文时要做到在语言上有独创性,而决不能因袭拟古。
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学习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
他非常深刻地指出,必须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文章才能流传后世,这就要求在语言表达上琢磨锤炼。
当然,韩愈古文的语言和当时口语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但和先秦两汉文章的语言相比,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从文学语言的改革来看,以单行散体的古文来代替偶俪的骈文,如果只是单纯模仿先秦两汉的文学语言,而不能加以革新,不吸收文学语言发展中的新词汇、语法上的新变化,创
造一种适合于当时需要的新的书面文学语言,那么,这种语体改革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韩愈的古文理论之所以能高出前人,并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在于他能在道与文两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并且是适合于当时现实需要的。
同时,他还以出色的古文创作实践,为他的理论作了最有力的证明。
韩愈文学思想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是他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不平则鸣”的产物。
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
它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的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不平则鸣”是一个宇宙间的普遍现象,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都要“鸣”。
韩愈认为“物”受到外来的冲击,打破了它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它就会“鸣”。
作为“人”来说,由于某种环境或人为的因素之影响,他的正常的思想与感情得不到自由的发挥,他的正常的行动受到不应有的障碍,那么他也必然要“鸣”。
人之所以“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都不是无根由的。
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无法顺利地实现,必然要形之于言,发之于歌。
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且许多学术著作的产生也是如此。
显然,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
“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自然反应,而是一种积极地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路。
因此,“不平则鸣”是封建时代受压抑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这种坚毅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及其可贵的优秀品质之体现。
韩愈对“不平则鸣”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他特别指出了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志满气得的王公贵人,而是“羁旅草野”之士。
“王公贵人”权高势大,生活优裕,既没有什么“不平”,也没有什么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自然就没有“鸣”的要求。
然而,“羁旅草野”之士,大都是仕途不得意,虽有豪情壮志,满腹经纶,却只能穷愁潦倒,无法施展,不得不假语言文字来“鸣”,在文学创作或学术著作中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同时他们也往往因为遭际不幸,官场失败,才有时间和精力集中到钻研学问和文章写作上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
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挥,和六朝的“风骨”论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而且对后来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传统。
以古文代替骈文作为语体改革,其范围是很广阔的,它包括了一切用语言文字写作的文章和著作,它不只对文学创作有影响,而且对中国整个文化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论,这对文学创作中重视表现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
有很重要的意义。
韩愈所说的气与言的关系,就是仁义道德修养和文章之间的关系。
他说的气,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后在精神气质上的一种体现。
这种气不是老庄所说的自然之气,不是曹丕所说的先天禀赋、“不可力强而致”的气,而是像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的后天修养而成的“浩然之气”。
但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气,它都是人的一种活跃的生命力,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之体现。
韩愈认为“气盛”然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正说明了文学创作首先要充分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然后其语言艺术技巧方能运用得当。
韩愈的“明道”思想对克服文学创作中内容贫乏、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创作倾向是很有意义的。
“气盛言宜”要求作家提高自身修养。
“不平则鸣”要求作家尽量体验人生的不幸,这对突出创作个性影响深远。
韩愈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古文创作理论,而且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散文,以自己出色的创作实绩向世人证明散行单句的语言形式同样可以创作出高水准的作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韩愈的古文思想不仅引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